一个未感染家庭的离合
疫情刚开始蔓延时，杨世祥的妻子因肝腹水住进了荆州市公安县医院。杨世祥决心瞒着妻子，冲进风暴中的武汉去看病重的女儿。
独自搭了4小时大巴车，杨世祥进了武汉。
那是2020年1月份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通道里到处是人。一些看起来病重的病人躺在地上。门诊大楼用围栏围了起来。路过这些病人和围栏，杨世祥急匆匆往住院部赶。
住院部门口，人队排出去一公里长——特殊时期，每个进住院楼的人都要登记、测体温。队伍里，很多人戴了口罩，戴两层的人也不是个例。楼内，医生护士行色匆匆，不时有护士语气紧张，急促地喊叫着“快点”之类的话。1个月前，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来，引发此肺炎的病毒正式被世卫组织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及至2020年1月16日，武汉市区已经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41例，重症5例，死亡2例。
杨世祥顾不上这些。在那个阴冷的冬天，肝病在他的四口之家蔓延。先是罹患肝癌两年的妻子生了肝腹水，女儿杨盈也在母亲查出肝腹水半个月后，确诊了肝硬化伴恶性肿瘤。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杨盈从老家赶往医疗条件更好的武汉市区治疗。
女儿患病的消息，杨世祥瞒着妻子，因此，当女儿杨盈由弟弟和其他亲戚陪同到武汉求医的时候，杨世祥留在荆州公安县的医院看顾妻子。妻子问起孩子们的状况，杨世祥没敢说实话，说了个不缜密的谎言——孩子们找朋友玩去了。
武汉的医生，有建议杨盈肝移植的，也有说可以切除肿瘤的。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打了一个比方，有肝硬化，就好像是一块很贫瘠的土壤，不会长出太好的植物，切除肿瘤之后复发概率很高，最好还是做移植。
“小姑娘你自己能做决定吗？”医生问杨盈。
父母不在身边，杨盈自己拍了板，当天下午就办了住院手续。她运气好，占到了病房里最后一个床位。
杨世祥赶到病床旁时，杨盈已经做完了延缓肿瘤生长的肝脏介入手术，下一步就是等待肝源移植。
1月20日晚，钟南山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人们开始警惕疫情。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政府紧急发布了一号封城令，决定当天上午10点起开始交通封城，市区将停运大部分交通，出武汉通道也会同时关闭。新闻传到杨家的家庭群里，亲人们一下乱了套。
在新冠病毒面前，杨盈的肝移植手术只能先让步。慌乱中，家里的大人们决议：无论如何，不能让杨盈和看顾她的弟弟困在感染风险极高的武汉的医院里。
当即，杨世祥的外甥开着车一路飞驰到武汉接人。在距离中南医院10公里处一家宾馆短暂歇脚时，他发现宾馆里已经没有一个客人，宾馆停车场也空空荡荡——许多住客凌晨听到封城的消息，已经连夜离开了。武汉市区的街旁站满了拦车出城的市民，由于无法知晓病毒是否已经潜伏于某些乘客的体内，一些网约车车主为了安全起见停止出车，当时的武汉，出租车、网约车已是一车难求。
封城令一出，杨盈所在的中南医院开始清退住院病人，这家医院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第一批被指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定点收治医院，前一天刚刚成功用ECMO技术成功救治一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当时人们对病毒了解甚少，这条新闻相当于在荒山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辟了一条小路，大量媒体关注并报道了这个康复病例的治疗方式和原理。
疫情当前，作为定点医院，大量的资源，都得腾挪给新冠肺炎病人。病情稳定的病人尽量都安排出院回家。尤其是ICU病房要腾给新冠肺炎病人使用。消息在病房迅速扩散，杨盈的病友还听说，医院里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可见疫情之严重。
9点30分，杨盈还有两瓶点滴没打完。护士来催，“快点，10点之前快点走、快点走”，家庭群里亲戚们也在催。没办法，杨盈自己把输液器的出液速度调到最快，药水直往下流，她的血管鼓起来，手臂随后也开始胀疼。10分钟，药水滴完了半瓶还多。到9点40多，最后一瓶药水还剩一点，杨盈怕赶不及，直接拔了针头，连出院手续都没办，拉着弟弟坐上表弟的车，一路狂飙出城。
到村里的家已经是下午。多日之后，杨盈输液的那只手还是淤青一片。
归家次日就是除夕。杨世祥的妻子罗艳也从医院回了家。下午5点，一家四口团聚在家中，围坐吃年夜饭。
作为家里的女主人，罗艳精神不错，早上就张罗着做年夜饭，做了红烧肉、煎了鲫鱼。女儿杨盈也帮着做了几道菜。虽是团圆，却有一丝对未来迷茫的气息隐隐弥漫在杨家屋内。
这是杨世祥一家人最心神不宁的一顿年夜饭。
罗艳此时已经知道了女儿患病的事。虽然一直被瞒着不让知道女儿生病的消息，罗艳还是觉察到杨世祥的反常。原本对她看顾仔细的丈夫，这趟她住院，却总是隔一会儿就出去打一通长长的电话，还有一次消失了大半天，看不到人，也联系不上。人回来了，问他做什么去了，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她质问丈夫：“是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你对我不好了，不管我了。”杨世祥只是否认，也不交代反常的原因。
还是儿子在电话里说漏了嘴，他说姐姐做了个检查，“针从大腿动脉插进去的”那种。罗艳怔住了，她猜到是什么，同样操作的手术，她检查出肝癌的时候也做过，就是延缓肝癌扩散的肝介入手术。那天她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她拉过丈夫杨世祥的手说：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女儿治好。
一家人里，杨世祥的心情应该是最复杂的。他祈祷妻子能好好治疗，无论如何要撑过5年，他听说，癌症有个5年生存期的说法，撑过了5年，就算治得挺好；他希望疫情尽早过去，女儿能尽早回武汉做移植手术，赶在病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之前。还有拢共60万元的手术费用——对杨家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仅凭自家财力无法支付——这笔款项也要尽快想办法凑到。
他的心愿太多了，但每一个都必须实现，一家人才能稳稳度过难关平安落地。前路遍布沼泽，艰苦尚未可知。但那是和家人围坐团聚的除夕夜，杨世祥对未来抱着希望，觉得只要人还在，他就能就能咬牙把这个家撑住。
接下来几天，妻子罗艳在家时状态时好时坏。杨世祥盼着天晴，打算过完年就带妻子回医院。年初五，杨世祥不想再拖，吃过早饭就带着妻子出村，想着至少要让妻子住进县医院。两个孩子因为从武汉回村后咳嗽和低烧，去了镇上亲戚家的空房子里隔离，就没有跟着。
杨世祥骑着摩托车，装衣物的大包用皮带绑好固定在后座，妻子就坐在他和包中间，出发了。由于疫情缘故，村口已经封路，收割机横挡着出入口。遇到关卡，夫妻俩只能推着摩托车绕过去。
杨世祥推着摩托沿路边河堤慢慢下坡，绕过收割机，再推车上坡。妻子生着病，虚弱的身子帮不上太多忙，就跟在杨世祥身后扶着摩托。河堤湿滑，推起来很费力。一路上这样过了六、七个关卡，从村里到县里的60多公里路，以前只用走1个半小时，这次走着绕着，花了4个小时。到了县城，杨世祥的妻子住进了公安县中医院。
在公安县中医院住了没几天，罗艳的病情加重了。杨世祥很急，正月十三那天，他拿着片子坐公交车上荆州市区找妻子原来的主治医生商讨对策。医生回复，就目前病情来看，可能要花上10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杨世祥说，钱不是障碍，有一线希望都治。但医生还是摇头，特殊时期，人就算住进来了，可能也得不到理想的治疗，可能不会比在公安县好多少。杨世祥无功而返。
公安县中医院里的情况也不乐观。病房紧张，肝脏病人们被转移到了康复科病房，一些治疗仪器因为换了病房也不方便用。杨世祥的妻子每天输液补钾，身体胀得难受。一次和女儿视频聊天，女儿看到她的妈妈面容发黄、脸都凹了下去，刚说完：“妈妈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就哭了。妻子也跟着哭。杨世祥不忍看，出了病房。之后的几天，杨世祥都把控着手机，不敢让母女俩视频。
妻子确实迅速萎靡了下去，体重迅速从110斤瘦到90多斤，大小便都需要杨世祥扶着，东西吃了就吐，每天都昏昏沉沉。杨世祥心里急得不行，期盼着疫情赶快好转，他要马上带妻子去大医院。2月底，医生让杨世祥做好心理准备，并建议让罗艳出院。杨世祥不甘心，过去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在留意能转到大医院治疗的消息，却每天没有消息。他开始想，人太渺小了，面对命运和不幸完全无能为力。
妻子也吵着要回家，怎么劝阻都不听。3月6日那天，杨世祥终于拗不过妻子，同意出院回家。医生说，可能她坚持不了两天了。
回到家的第一天，妻子的精神头好了些。白天邻居过来看她，和她聊天解闷。可当天晚上，妻子就不舒服了，折腾了一夜没睡，不时念叨女儿和儿子，还叮杨世祥嘱“一定要把女儿治好”。老实的杨世祥还和以前一样，点头说知道。
7日上午，妻子昏迷了，慢慢“睡”了过去。来家探病的人里，一位有经验的长辈说，她走了。
妻子去世一个小时后，杨世祥见到了赶回家的女儿和儿子。听说妈妈临时决定出院回村，3月6号，杨盈姐弟就着手办理通行证回家，一个村里的接收证和镇上的放行证明，忙活了一整天。进屋后，姐弟俩才知道妈妈“去了”，他们跪在妈妈的床榻前泪流不止，久久不肯起来。
杨世祥伤心欲绝。
早年，他与妻子一起在广东中山打工时，妻子检查出来罹患了肝病。从2017年起，辗转治疗，杨世祥已经花掉了20多万积蓄且负债累累。结果还是没能救活妻子。妻子的离去，让杨世祥觉得女儿的病情不能等疫情过去。
外部世界，疫情依然步步紧逼。武汉方面，医疗资源疲于应付不断新增的新冠病例，电话打不通。杨世祥只能每隔两天给医生微信留言，询问科室开放的时间。医生回过两次信息，都语言简短地回复他：“暂时不能。”
通过在线问诊，女儿联系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叶少军医生，叶医生告诉杨家人，由于武汉的疫情仍不明朗，两个月之内很难开展移植手术，建议杨盈不要再等武汉的医院，以免耽误，还给她推荐了国内一批肝脏移植手术技术成熟的医院。
女儿杨盈也心乱如麻，但她想，只要自己不垮，父亲就不会垮。冷静了一天，她开始联系医院，先后两家广州的医院，一家电话打不通，另一家医院的移植科机械地告诉她，医院规定，病患一定要到门诊挂号，否则一律不接待。杨盈解释自己身在湖北，需要医院开证明去申请通行证，想先远程挂号，也被拒绝。吃了闭门羹，杨盈没有怨气，只觉得运气不好，赶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了重病。
2020年3月20日，她联系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接线医生把杨盈直接推荐给了肝移植科的曾新晨医生，让她直接和医生沟通交流。在微信上接到杨盈的病例，曾新晨找到了科室主任姜楠。没多久，就回复杨盈：“你赶紧来吧，到医院进一步评估。”
女儿哭了，她终于听到了希望。杨世祥跟医生了解了手术费用之后，开始有点顾虑：“我们现在现金只有20多万，但钱肯定能凑够，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医生倒是让杨世祥带着女儿先去医院再说，免得耽误了治病。得到医生的回复，杨世祥立刻开始准备出发要用的材料。
院方要求父女俩出发前要提供肺部影像资料和核酸检测。但当时的公安县，试剂盒不足，跑了几个定点医院都做不了核酸检测。杨世祥焦急地把将情况告诉了曾医生，没曾想，深圳的医院研究后，竟同意只要肺部影像资料，让他们到深圳再做核酸检测。
2020年3月27日早晨，杨世祥带着女儿坐了11小时的大巴后，终于抵达了深圳宝安的福永车站。从福田往医院赶，路上车辆稀少，城市一片空旷，空气弥漫消毒水的味道。窗外的城市冷冷清清，父女俩心里却有别样的亲切感和安全感。
其实，决定接诊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压力也很大。作为传染病医院，它承担了全市新冠肺炎病人的集中诊治。同时保留着重症肝病、肝移植、艾滋病和肺结核病患者的诊疗工作。
为众多非新冠重症病人保存一条求生通道，困难重重。
重症ICU室及主要医护力量都在支持新冠，移植科被迫将心脏内科的CCU临时改造成了移植病人的ICU。而CCU设备严重不足，最后只能全院征集设备。
院感风险也十分高。新冠期间有一个东北来的肝脏病人，出发时是阴性，到达医院测出可疑阳性，整个科室鸡飞狗跳。院感问题令全院压力巨大，但医生们还是决定用科学精神对待防控，救命的移植科必须开放。
为避免交叉感染，移植科从17楼搬到20楼，重症病人也随床转移。病区设置隔离措施，通道只能单向，家属只能走外走廊，与医护的工作区隔开。
在医生的安排下，杨世祥带着女儿住进了一个隔离病房单间，在父女俩的核酸结果出来之前，医院不会让他们接触到其他病人。因为制定并执行了足够严格的隔离防范措施，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各个科室没有发生院内感染。父女俩就诊的肝移植科还接诊了比疫情前更多的病人。杨世祥和女儿抵达时，科室住院人数约30人，大家都是从各地腾挪着到这里治疗的，其中一位病友还是驱车1700公里，从四川绵阳医院赶过来做的手术。
等待肝源期间，医生和杨世祥介绍了杨盈肝移植手术的风险。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杨世祥不敢看医生的眼睛，也不敢看桌子上写满字的纸。“大出血”“心脏骤停”“腹腔渗血”“脏器衰竭”“动脉血栓”一个个飘到耳朵里的词，都意味着一种致命危险的可能。有那么几个瞬间，杨世祥因为害怕这些突发情况带走女儿，想到了放弃手术。
不可能真的放弃。这场手术是父女俩长途跋涉的目的所在。杨世祥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必须放手一搏。他拿起笔的时候，手都在抖，还是狠了心，快速在手术风险通知书上签了名。
女儿后来也陆续知道了手术的各种风险。走到这一步，她没有大喜大悲，只感觉自己像在被什么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推着往前走。她不愿意与病友聊太多病情，因为知道得越多越害怕。
杨世祥没有静默地等待肝源，他暗自决定，如果等不到肝源，必要的时候就切下自己60%的肝给女儿。他瞒着女儿找到医生，打探这个治疗方案的可行性有多大，并在医生的安排下，做了相关的检查和早期评估，为此次还把原本老家的医保在深圳转了异地医疗。
杨盈很快得知了杨世祥的计划，两人第一次发生了争执。为了治病，移植入杨盈体内的肝脏体积越大越好，但杨世祥已经老了，捐献的肝脏面积越大，他承受的风险就会越高。情绪激动起来，杨盈对着杨世祥哭：“如果我们两个都出事了，那怎么办！”争论没有结果。父女每天在等待肝源中持续煎熬，期间有通知父女俩24小时准备做手术的时候，但最后因为出现了更迫切的病人，肝源给了对方，父女俩只能继续等待。
等待肝源的第28天，4月21日晚上六点多，父女俩正准备吃晚饭，护士忽然来通知说：“别吃了，准备手术。”
手术真的来了。杨世祥推着女儿到手术室门外，直到家属不能再往前跟了。他反复叮嘱女儿：“不要紧，不要紧。”女儿临进手术室，他和女儿击掌：“加油。”女儿笑了一下，没多说话。
准备移植到杨盈体内的肝脏被无菌袋裹三层以上，用碎冰覆盖住，装在转运箱里被送到了手术室。
手术从晚上9点半开始，科室主任姜楠主刀。杨盈肝功能差，凝血功能差，每一刀下去都会渗血。刀一层一层打开腹部的同时，医生要及时把渗血的地方止住。肝脏有很多韧带和血管跟周围相连接，所以必须慢慢断开韧带，而后是肝动脉、门静脉、还有腔静脉。肝脏切除后放进标本袋中，接着还要进行新肝脏与人体的血管对接缝合等异常复杂的移植操作。
手术室外，杨世祥一个人守着，心里非常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接连给不同亲戚打电话来缓解紧张。他感觉不到饿和困。
凌晨2点左右，手术室里有人走了出来，是姜楠医生，杨世祥赶紧迎了上去。还没说话，姜医生冲他点头：“手术相当成功。”杨世祥觉得心里有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手术室内，手术还没有完全结束，主要的环节结束后，还需细细收尾。杨世祥一直盼到早上8点半，持续11个小时的手术才结束。
杨盈躺在病床上被推出了手术室，身上插着很多管子，杨世祥走过去轻轻叫她的小名，杨盈轻启眉眼，轻轻说：“爸爸。”随后眼睛又闭上了。一旁的医生提醒杨世祥，不要和女儿说话，他也就不敢再吭声，握住女儿的手，陪着病床上的女儿到了ICU门口。在外面守着。
杨盈第二次醒来时，父亲才被允许进来探视。共同完成这场手术，父女俩都松了一口气。杨世祥想起了妻子，他完成了妻子的托付，不禁老泪纵横。
也许是年轻身体底子好，第二天，杨盈就从ICU转回了普通病房。第一次揭开纱布的时候，伤口吓了杨盈一跳，那是一个形状类似奔驰车标志的伤口，切口有20厘米长，伤口被缝起来的样子，让她觉得像用订书机装订起来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肝移植手术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患者术后要终身服用抗排异的药，还要改变生活习惯，坚持锻炼，定期复查。完全适应这种生活，需要时间，也需要强大的心。
杨盈回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就开始下床走路锻炼，因为病友告诉她，越早锻炼越好，锻炼的每一步都撕裂身体般疼痛，但她也忍着不说。拖了一个月，杨盈的伤口才完全愈合，每天伤口疼痛难忍。她身体内部其他器官也有不适，还伴有头晕、恶心、乏力、掉头发、口腔溃疡、腹泻等等反应。杨盈每天还要分批次地吃药，每次都得吃十几种。种种折磨下，她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情绪崩溃。眼见着女儿艰难地康复着，杨世祥很心疼女儿。害怕点外卖不卫生，他经常走路去菜市场买点鱼，回到病房偷偷用电锅给女儿做点鱼汤补充营养。
他在医院找了份工作，负责给各个科室运送标本、给病人做陪检，有时也在病房里打扫卫生，一个月能赚3000块钱。每个月有4天假，他一天没休过，为了给女儿治病，家里又欠了30多万，加班还有加班费可领。他对未来的安排很简单，上班还债，照顾女儿，帮女儿恢复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看着她嫁人生子。
最缺钱的时候，杨世祥想过在网上筹钱，但被杨盈阻止了。杨盈担心自己生病的事在网上留下痕迹，以后找不到工作。至今为止，她的好友也不知道她生病。肝部的病，成了杨盈的软肋，她知道自己无法如父亲所愿，过回普通人的生活，也不想让自己有太多期待。看着为救自己日渐衰老的父亲，杨盈庆幸，自己没有小孩，也还没结婚。因为身上没有其他责任，以后就能全心为父亲尽孝：“现在我的责任就只是我爸。”
疫情在渐渐缓解，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恢复如常，工作，上学。疫情像是一场噩梦，而杨世祥和女儿似是在噩梦中经历了一场噩梦，在这场梦中，很多人在尽力寻找生的希望。
有一天，杨世祥陪女儿去取药。看顾女儿的日子里，杨世祥总不放心女儿，女儿去检查、取药，做各种事他都要陪着，像以前陪着妻子的时候一样。一起排队领药的人里，一位陌生的中年女人问杨盈：“你这药是给谁吃的啊？”听说是给杨盈吃的，女人叹了口气。她拿出手机，给杨世祥和女儿看一张年轻男孩的照片。照片拍摄于2017年，照片上的男孩185公分，样貌帅气。女人说，那是她的孩子，比杨盈还小一岁，生了跟她一样的病。她又划到孩子新拍的照片，男孩脸色腊黄，瘦到干枯。他已经出现严重的肝腹水，不具备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条件，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告别了中年女人，父女俩往家走。女人的绝望和伤心父女俩都懂。杨盈终究是活了下来，对于父女俩来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世祥、罗艳、杨盈为化名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