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一门女性文学课，讲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及重要的女作家们。有少数男学生出于好奇，以及对女性议题的关心等原因选修了这门课，负责课程的三位教师中也有一位是男性。在教和学中，男性们尝试理解女性的处境和感受，开始反思自己的性别观念。
当下流行的瘦、白的审美标准，和百年前裹脚的习俗有什么关系？王浩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课的课堂上。2019年春季，王浩上大一，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学生。此前一学期，他选修了文学院教师张莉的课。课程结束时，张莉告诉学生们，下学期自己会开设女性文学课，讲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及现当代重要女作家。出于对张莉授课风格的喜爱，第二学期，王浩旁听了这门课程。起初王浩以为，女性文学课会以分析重要女作家，如萧红、张爱玲的作品为主。上课后发现，了解女性写作的发生过程同样重要。庐隐、凌叔华这些在现代文学史课上一带而过的女作家，作品和生平都有充分展开。今年上半年，孙非明也选修了这门课。这个西北男孩身材高壮，一脸络腮胡，外表充满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却一向对女性议题感兴趣。这源自童年埋下的疑惑。孙非明记得是在自己6、7岁时，一天他和妈妈去小卖部买东西，临走时，女售货员拍了拍妈妈，提醒她注意自己的裤子。发现裤子上渗出血迹的妈妈拉着孙非明快速往家走，脸上现出窘迫而委屈的表情，“像是快哭了似的。”长大后，孙非明知道了“月经羞耻”这个词。他不理解，是什么制造了这样的耻感。如果是因为污渍，为什么摔伤、擦伤弄出的血迹不会令人羞耻？进入大学，孙非明开始通过听课、阅读寻找答案。他选修过“性别世界与民族文化”，是这门课开设两三年来唯一的男生。为女性文学课做课前准备时，孙非明细读了作家、学者陈衡哲的年表。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留学美国归来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孙非明发现，她任教不久就因怀孕生女辞去教职，她的丈夫则不必面临这样的两难抉择。男孩被强烈地触动了：陈衡哲尚且如此，其他人呢？那些没有被看到的女性呢？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这样一门重新看见女性的文学课，王浩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北师大的源头之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重镇，在这里，李大钊给女学生们讲女权运动史，鲁迅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无数女性踏出迈向独立、自强人生的第一步。
传统绵延至今，现在的北师大，女生数量仍占学生总数的大约70%，性别议题的讨论和实践相当活跃。
图｜女性文学课的参考书《浮出历史地表》
第一节课上，张莉会问学生们为什么选修这门课。对课堂上为数不多的男学生选课的原因，她尤为感兴趣。有男生说自己刚读了某位当代女作家的小说，被其中呈现的女性世界吸引；有男生刚谈恋爱，想借助课程了解女性。历史系的吴东选修女性文学课的理由很简单：按学校规定，他需要获得某个板块的学分，满足条件的课程中，女性文学课正好可选。上课前，对文学了解不算多的吴东有些好奇，这门课会讲什么，女性文学是指书写的对象是女性，还是女性作家的书写？“后来发现两者兼有。”了解女性文学的过程中，吴东逐渐认识到，书写是一种权利，是让外界看到自身存在和处境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曾经长久被男性占据，直到百年前，女性们开始拿起笔，寻找自己的语言。课堂上，张莉带学生们阅读众多女作家，也梳理女性写作100年来的成长。从冰心纯洁优美、不冒犯男性的写作，到丁玲敢于袒露女性情欲的勇气，叙述改变的背后是女性解放度的提升。当代女作家的书写更加开阔自由：王安忆让笔下的女主角置身于复杂的处境中，承载中与西、新与旧的撕扯；迟子建以“蚂蚁一样的视角”贴近大地和苦痛。每节课都有大约30分钟的讨论时间，师生谈这节课主讲的女作家，也谈《我的天才女友》、《82年生的金智英》，谈李焕英和花木兰。讲到当年不少女大学生年幼时都被迫缠过足，张莉提起现在时兴的白、瘦的审美评判带给女性的焦虑和禁锢。王浩猛然察觉，自己之前也下意识地接受了这样的审美标准，认为是自然形成，从未反思过，原来它是被时代塑造的。“讲女性文学不是为了关闭，而是为了打开。”如果说女生们在课上得到的更多是共鸣和激励，男生则由此得以切换视角，看到另一个性别的感受，尤其是她们的艰难与创痛。被普遍忽略的
2020年秋天，一个男学生找到张莉，向她倾诉自己的困惑。男生时常在媒体看到女性被歧视乃至欺辱的新闻，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负罪感。他问张莉，女性文学课到底要怎么读？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校园小路上，师生一起散步、讨论。张莉感动于男生的共情意识。她告诉男生，女性文学课追求的是男女平等，他不必为自己的男性身份困扰：“如果世界上有不平等，这个不平等实际也在你身上。”张莉和男生分享了一首诗《只要有一个女人》：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现代女性的解放之路，正是张莉长久以来关注的课题。2004年秋天，张莉开始在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在梳理女性获得行动自由的历史进程时，她偶然看到大量缠足的图片:四五岁的女童，脚被强力缠裹，骨骼逐渐变形、毁坏，疼痛似乎透过图片渗出来。张莉“一下代入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各种历史力量都曾在女性身体上拉锯。张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解放过程中的一员，也是解放的结果。到了2017年，张莉已经做了大学教师。当时还在天津生活的她做东款待两位到访的挪威女学者，席间还有一位中年男性。张莉和挪威女学者聊起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总被那位男性打断：中国女人生活得很好，女人多可爱啊，我愿意拥抱你们每一个人。看似甜蜜的恭维背后，是抚弄宠物般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位男性甚至表示：女人不需要大脑，思考多累，让我们男人来做就行了。他的发言最终被挪威女学者愤怒的“Shut up（闭嘴）”打断。这一声断喝，带给张莉的冲击经久未散。平时生活在尊重女性、提倡平等的圈层，她没想到仍有人抱持这样陈腐的观念。当时，张莉正好在思考学术研究应该怎样和当下的生活产生连接。这件事让她想到开设一门女性文学课。“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因为女性文学里，有被普遍忽略的女性视角、女性感受和女性立场。”“女作家似乎能更多感觉到世界的色彩，更细腻丰富。”大三的周宏宇上完女性文学课后有感而发。周宏宇20岁，出生在西南一个小城。父亲常年不在家，少年时，他和母亲生活在以女教师为主的学校宿舍，姑姑、舅妈也住在这里。包围着周宏宇的，是一个以女性亲缘、女性关系为主的环境。周宏宇的母亲是小学数学老师，长年当班主任，“眼神经常很凌厉。”她讲道理，会耐心听周宏宇解释自己做决定的理由，尽可能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做法。母亲对周宏宇要求严格，母子关系却异乎寻常地和睦。上大学后周宏宇反思，西南文化有某种异质性，不够“正统”，也就不那么强调男性的优势地位。加上幼时的生活环境和母子关系，令他能够“有同理心”，体会女性写作的细致之处。周宏宇举萧红作为例子。这位早逝的女作家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书写家乡东北的作品，封冻大地上艰辛而不乏诗意的生活，在她干净、深婉的叙述中获得了永久的命名。“相比鲁迅的坚硬，萧红的写作就像心里多了一根柔软的刺。虽然柔软，碰到的时候还是会划出血来。”女性文学课开到第三期，白惠元应邀加入，负责讲授丁玲、萧红和张爱玲三位女作家。张莉邀请这位年轻男教师，是考虑到课堂上女生占绝大多数，“希望有不同的视角”。白惠元毕业于北京大学，2018年进入北师大任教。带研究生的过程中，他看到女生找工作的格外不易，觉得自己可能是就业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者。“参加女性文学课是对我自己的救赎”，他半开玩笑。与周宏宇类似，白惠元从小生活在一个女性主导的环境里。他的母亲和几位姨妈都曾有过军人背景，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她们比同时代女性更加独立、要强。母亲是高校教师，对白惠元的学业非常关注。在母亲的经管下，白惠元一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上世纪90年代初，母亲留下年幼的白惠元，赴乌克兰留学两年。当时她已年过三十。后来白惠元翻看母亲留学时代的照片，发现她特别美丽、松弛。回国后，母亲的很多观念和看法都有了改变。现代性别意识的冲击下，她开始懂得取悦自己。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白惠元养成了某种双性气质。他性格温和，和异性朋友相处和谐，“更早学会理解女性”。备课时，白惠元重新细读了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她们。”丁玲尤其令他感佩。这位女作家初到根据地，就写下了《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直指当时女性工作上被歧视、困于生育的艰难处境。白惠元认为，这样的勇气来自丁玲“外来者”的视角。她不仅是地域上的外来者，也是性别上的外来者。在一个男性的世界，居于弱势性别的丁玲发出了争取平等的声音。前段时间，白惠元读到一篇新媒体文章，作者是一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女学者A。文章翔实地记录了接受过女性主义理论教育的A，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作为一个母亲、妻子和女儿碰到的困难。很多困难无法用理论来解决，例如生育、哺乳的疼痛，再如A不得不请母亲帮忙带孩子。白惠元想到自己在女性文学课上讲到的几位女作家。“她们也做了很多选择，很多选择未必那么理性，也未必带来了正面的结果，每次选择都很犹豫、艰难。”他被A的经历打动了，也意识到作为男性，A的很多体验和困难，自己不曾感受过。从前，白惠元喜欢读清晰、尖锐的女性主义理论，上女性文学课后，他更愿意了解女性复杂、纠结的真实处境。他觉得自己的共情能力变强了，“这是女性文学课带给我的”。溢出课堂，溢出文学
一次女性文学课上，当时读大三的女孩颜姝听到男学生发言，说希望能帮助女性改变她们的社会处境。感动之余，颜姝疑惑：男生对于性别平权和帮助女性改变困境的理解，和女生是否一样？女生切实感受到的困惑，男生真的能感受吗？跨越性别的真正的理解和尊重的确不易建立。一次，颜姝看到一位男同学发朋友圈，抱怨北师大女卫生间数量比男卫生间多，认为这不公平。周宏宇则对文学院某领导的一次公开发言印象深刻。学院的一次开学典礼上，该领导鼓励学生们好好读书，做好学问，说女生的家长担心女孩子读书多了嫁人难是错的，称“我的博士、硕士一个个都嫁得很好，想嫁人的没有嫁不出去的。”有时，不平等的观念包裹在赞美的外衣下。一次，一位男学生评论某个女性文学形象时引用歌德的话：伟大之女性，引领人类上升。张莉立即反对：女人就是人，不是神，把一个人称为神同样是对她的不尊重。书写人类经验、处境和感受的文学，会触发人对自己及周遭的重新打量。文学课上了一段时间后，它的效应自然而然地溢出了课堂，也溢出了文学。有女生找到张莉，流着泪告诉她这门课让她理解了自己的母亲。对参与的男性而言，反思自己的性别地位和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是女性文学课最显著的溢出效应。周宏宇从小学起就一直担任班长，中学还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回忆那些经历，他觉得总是想当管理者、“高位者”是不对的。“阅读女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现在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他扩展阅读范围，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思考女性文学和历史大环境的关系。今年整理相册，周宏宇翻到2013年外出旅行时拍的一张照片，是当地的无性别公厕。“它跨越时空给了我一下重击”，周宏宇开始疑惑：和从前相比，真的进步了吗？孙非明走得更远一些。他在自己身上进行性别实践：穿女装裤、做美甲，发现和男装裤相比，女装裤的口袋特别浅。孙非明探究设计用意，一说是为了促使女性买包，一说是为避免口袋多装东西影响女性身体曲线的展示。“方便”的考量被排除在了女装裤的设计之外。“挺无力的，”孙非明说。浅显的“感同身受”已经让他体会到女性承受的区别对待。前段时间孙非明和一位女性朋友聊天，女孩今年毕业于北师大某小语种专业，进入外贸行业是比较理想的就业方向。她告诉孙非明，女生进不了外贸行业。对比另一位毕业于某普通一本该小语种专业的男性朋友顺利地进入了外贸行业，孙非明感到，“有点厌恶性别红利。”北师大校园里曾开展过卫生巾互助活动：在女卫生间放置卫生巾互助盒，供突然来例假的女性取用卫生巾，取用者之后再补充，形成互助循环。出于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孙非明加入了活动微信群。一次，因为保洁人员把卫生巾互助盒扔掉，群里有人抱怨。孙非明说，工作职责使然，也不能责怪保洁人员。这为他招来指责，还有人嘲讽“怎么让男的混进了群里。”孙非明当时感到有些委屈。后来他反思，觉得保洁人员偶然的举动背后，或许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女性需求的不体察，女生们因此累积了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作为老师，白惠元面对的“挑战”更多。讲丁玲的小说《梦珂》时，他接到女学生抛来的问题。小说女主角梦珂先是寄居在姑母家，表哥和另一个常到家中做客的男性经常用轻薄的目光打量她的身体。后来梦珂当了演员，更是“变成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览了。”女生问白惠元，怎样看待“凝视”？白惠元并没有紧张或退缩，他梳理了关于“凝视”——这种欲望化的观看的理论，认为女性凝视同样存在，例如很多全是男性参加的选秀或综艺节目。“我不认为应该消除凝视，双性凝视同等重要是更健康的生态，”白惠元认为。批判男性凝视是因为它对女性造成了困扰甚至危险，但不能通过要求“谁也不看谁”去消除，“那不正常。”他主张，在男性强势的环境中，应该助推女性凝视，等双性凝视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比如有一定数量的男性因被凝视而感到不适后，再展开公共讨论。高中女同学的一条朋友圈警醒了吴东。女孩回忆了高中时，班里有男同学和她开性方面的玩笑，很多男生在一旁笑，令她非常痛苦。吴东很震惊，他完全不记得那个场景。吴东是潮汕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当地一直绵延不绝。上大学后，除了那条关于性骚扰的朋友圈，他还从某个公开信箱看到另一位中学女同学袒露自己的困扰：她从小就被周围人认为，天生应该比男生差。吴东的母亲毕业于985大学，一直在媒体工作，大约在吴东上初中时已经居于领导岗位。她和丈夫收入差不多，在家家务平分，话语权也相当。身处这样的家庭，从前的吴东对当地许多女性的处境并不了解。“在以前那个环境里，我是不是也无意中伤害过别人？”吴东在反思。无分性别的真问题
孙非明参加过北师大和某社会机构联合举办的模拟教师比赛。因为长期做家教，他对自己的教学水平相当有把握。比赛时，孙非明讲完课，评委的第一句话不是评价他的表现，而是问：如果你将来真的去当老师，可以把长发剪掉吗？在家乡西北某地，孙非明去做美甲，想涂绿色指甲油，美甲师表示，哪有男生涂绿色的。穿女装裤出门，路人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被偏见禁锢的，不只是女性。许多困境和压迫无分性别，需要男性和女性一起感受、承担和抗争。在现实和文学中都是如此。面对现实事件，上过女性文学课的男生们通常站在受伤害的女性一方，女生则避免只见性别不见其它，两性在对“人”的关切上达成了共识。唐山事件发生时，吴东起初认为可能是个纯粹的暴力问题，认识到其中的性别要素后，他理解了女性对此的敏感和恐惧。而颜姝意识到：“这些事件不能离开性别来谈，也不能只在性别领域里来谈。两种都是不对的。”讲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时，张莉特别提到，女性解放不是女人独立完成的，一个女作家的成名也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男性都是女性写作、女性解放的启蒙者和支持者。从丁玲身上，吴东和周宏宇看到了超越性别的、普遍性的困境和求索。期中论文，吴东分析了丁玲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指出自我价值的建立对于女人、对于人的重要性：“如果她不建立一种真正源于自我的价值，那么扭曲的自我至上主义仍将禁锢着自己。”继而发问：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究竟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才是真正稳固的？周宏宇细读了丁玲一生的经历。从文艺青年到奔赴革命、成为主流，到动荡年月受挫，再到八十年代声明自己依然坚持信仰。如白惠元所说，丁玲身上凝练了“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最令周宏宇感慨的是她在各种话语中走向分裂的过程，“人在历史面前多么脆弱。”2020年，姜肖和白惠元一起受邀加入女性文学课，主讲80年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姜肖读研时曾关注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视野中的女性文学，她发现，90年代的女性写作比较关注个体经验，大约新世纪之后，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性视野。“女性作家对于社会的书写，从个体经验逐渐敞开。”姜肖认为，面对流动性的世界，单以女性主义视角解释当代文学现象，虽然有效，但是仍旧不够，“有时过于强调单一的女性主义视角，反而会遮蔽问题的真实性。”讲“成长叙事中的少女形象”一节时，姜肖提到一位青年女作家小说中的场景：两个少女在深夜的动物园看到一位女演员正在拍摄一场戏，她被绑在不停旋转的轮子上。课堂上一位男生发言时，说到一种孤独的被观看、“凝视”的阅读感受，“男孩也有被观看的感觉。”这种来自个人成长的体验，或许不单单属于性别经验。孙非明最难忘一次阅读体验。那是一个晴朗宁静的下午，他在图书馆落地窗旁的座位上打开女性文学课要求阅读的张爱玲作品《年轻的时候》。文中的男主角汝良在哪里都是个多余的人，得不到任何关注和温暖。他约会一个偶然碰见的女孩，试图在她身上投射自己的幻想，女孩也最终另嫁他人。小说接近尾声时，汝良去参加女孩的婚礼。新郎浮躁，仪式粗陋，只有女孩竭力维持着一点庄严感，想给自己一生留下一点纪念。“汝良一阵心酸，眼睛潮了。”读完小说，孙非明望向窗外。之前遮住阳光的云朵已经移走，一簇光照了进来。怅然、空茫的感觉攫住了他，人的永恒孤独透过文学的发现，在阳光下格外鲜明。-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