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肉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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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毕业之后，苏启超辗转成为一名“赝复师”。这是一个替病人“修复肉身”的工作，用巧手艺捏造人体器官，以“修复”人们因外伤或疾病而受损的外形。
经过反复调试调整，这些人造的肉身部件，可以和人们的身体缺口紧密贴合，看不清破绽。人的尊严，也就在这真与假的缝隙间。
屋内一侧摆着一个宝蓝色的玻璃箱，箱子的前部开了两个手腕宽的口子，里面尽是浅黄色的碎屑，和一个小电机与无数把大大小小的电动磨砂刀。一边的台子上，整齐地摆着一排耳朵。它们形状各异，肤色深浅不一，打眼看上去和人们自己脸侧的耳朵别无二致。
成日成日地，苏启超徘徊在那台宝蓝色的机器和手工作业台边，为顾客们细细捏造那些“器官”。
那排耳朵对面，还擂着三排、几十个像卵一样的明黄色石膏盒子。里面扣着着“眼球”，白眼球里挂着红血丝，虹膜外延微微泛着蓝光，它们不是真人的眼球，没有柔软的触感，而是坚硬的薄片。日后，它们将被放置到因各种原因眼球受损的病人的眼眶中，替代原本明亮眼珠的位置。
形形色色的义体，只起修复外观的作用。比如义眼片，它无法重新为人带来光明，只可以修复原本残缺的外观，即便如此，修补肉身的残缺伤口，对许多病人来说，是重新面对生活的重要起点。
苏启超今年34岁，说话语气短促。美院毕业后，他做过销售、采购。之后，大概六七年前，他听朋友介绍有一份叫赝复师的工作，帮人制作义眼和其他义体，收入可观，工作内容又和画画有点关系。没考虑多久，他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拜师学艺，正式干了这一行。
一开始最难的是帮病人戴义眼片，要翻开人的眼皮，直直地看着灰白的、血红的、残缺的、萎缩的眼球，稳住手，把坚硬的义眼片塞柔软的、血管密布的眼腔。那时候他刚开始面对这些异于常人的人体表征。
学徒阶段，苏启超总是拿师傅史长根练手。他的师傅史长根在2012年春节燃烟花的时候炸伤了眼睛。被烟花炸伤那年史长根30岁，为此一只眼睛丧失了视力，手术治疗也没能阻止眼球日渐萎缩。
了解史长根的经历，苏启超窥见了一些失去健全躯体的人，艰难复健生活的旅途。
塌陷的眼睛连同掠走了史长根的部分光明和正常生活。他不能再骑以前钟爱的越野摩托，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失去眼球之后，他一点点塌成了心灰意懒的男人，很少出门。还收起了家里所有的镜子，以防不小心撞见萎靡的自己。
那时他前后换了十几副义眼片，店员会提着一个兜子倒出义眼片给他挑选。那些批量生产的硬片与他的眼腔不够贴合，戴着总不舒服。后来他发现国外有职业专门给身体残缺者定制义体，索性跑到英国学了这门技术。
回国后，史长根自己开了一间小店。他称呼自己为“赝复师”，用“赝品”修补身体的意思。他做的义眼片，除了不能随着身体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外观能够与人的另一侧眼球非常相似。此外也做义耳、义鼻、义指、义乳，甚至整个眼眶和半片脸颊。
这天午后，一个中年男人走进苏启超的店里。男人戴着墨镜，身形挺拔，走路风风火火地没有迟疑。坐在苏启超工作室那张“问诊凳”上后，他摘下眼镜，头也立即微微垂下。回答着苏启超的询问，他讲述了眼伤的来由。7月份时，他磕伤了眼睛，在同仁医院做了手术，这次是特意从秦皇岛来复查。去医院前，他来了苏启超这儿，想配义眼片。
佩戴义眼片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在萎缩的眼球上配义眼片，它与眼球贴合，随之转动，灵活度更高。患者需要定期把义眼片取下来清洁。另一种情况是因病变不得不做眼球摘除手术，这时则需要在空荡的眼眶里植入一个眼珠替代物：由周围的眼部肌肉组织包裹住的义眼台，再在义眼台之上佩戴义眼片。这种情况下的义眼片灵活度稍差，不过平时可以不用把义眼片摘下来。
男人的头微微抬正。苏启超抬手，翻开了男人耷拉着的右眼眼皮。内里，白色的眼球上密布血块、血丝，黑眼珠则泛着异常的灰白色，如同一只悬在深红泥浆中的旧木船。
“现在眼睛还疼吗？”苏启超问。
“平时不疼，”男人自己抬手摁了摁眼皮，“但这么往下摁就会疼。”
制作义眼片，第一步是取模。往病人的眼腔里滴入一种特殊的液体，液体在眼睛里固化成型，勾勒出义眼片的大致边缘形状。根据这个模型，像苏启超这样的赝复师会用蜡烧出样品给病人试戴，不断调整形状，直至义眼片能恰好地吸附在眼球或义眼台上，随其灵活转动。
苏启超判断，男人的眼球还没恢复好，滴入塑形材料可能会伤害他的身体。男人着急，想赶在第二天去复诊前把义眼片做了，反复问，现在戴义眼有什么弊端。他说，害怕第二天一去医院，医生会说服他摘除眼球。想着如果能在今天配好义眼片，他就有了一个证例，向医生证明自己可以不用走到摘眼球那一步。
说话间，男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抬手抚弄自己的眼眶，像是想要确认什么。
类似于配眼镜，苏启超先给男人试戴了透明的义眼片。硬片在男人的眼腔里一进一出，惹得泪水从男人的眼眶簌簌掉下来。见状，苏启超叫男人还是明天听取医生的建议再说。他告诉男人，就算是摘除眼球，也可以在眼眶内安装义眼台后再佩戴义眼片，只是灵活度差一点。不过他还是希望男人能尽量保住眼球，毕竟一想到做剜去眼球的手术，多少还是有点让人害怕。
得知无法做义眼片，男人有些失落地离开了。
北京的十一月有些冷清，这天，苏启超只接待了这一位客人。
店里四下无人，苏启超又坐到桌前把玩他那些用来固定义眼片的橡皮泥。无聊的时候，他总是爱把它捏成形态各异的没眼睛的小人。
苏启超清楚，对于他的顾客们来说，“修补”好肉身，只是人们对“残缺感”脱敏、一点点重建生活的发端。这个过程自然艰难，但个中滋味人人不同，不是一个“难”字可以概括了之。
他的师傅史长根刚开店时，平日蜗居在店里。店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境况相似的人，他们用义体修补躯体的外形，走出去面对如常的世界。在人来人往中，他逐渐搭建起安全感。制作义体时眼睛聚焦在手里的活儿上，用不着大的视线范围，这让他淡忘一只眼失明的事。
逐渐积累对身体的掌控感和对周围人的信任，是史长根一点点对“残缺感”脱敏的关键。有次他和朋友聚会，喝酒后，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他的眼睛一边泛红一边不红，以前一被问起就浑身不自在的他当时涌上一股无名的勇气，坦荡地说出“因为我一边的眼睛是假的呀。”那是他第一次直接坦陈自己身体的不寻常。
史长根和助手平均每年要帮助800多位来访者修补肉身，制作义体的时间很长，他总会在间歇和他们聊天。许多人在面容受损后无法外出工作，有的是被用工方以莫名的理由拒绝聘用，有的是惧于面对旁人审视或好奇的目光。
一个北京的女孩在事故中失去了一小块鼻翼，那是面部最显眼的地方。受伤之后，她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一晃就是十几年。制作这块小小的鼻翼前后花了三个月的功夫，因为它体积小，对精确度的要求极高。佩戴上赝复体后的一周，她给史长根发了条短信，告诉他自己找到了工作。
还有一个患上鼻癌的女孩，挖除整个鼻子后还要接受化疗，在多次烤电后整个鼻部皮肤和肌肉组织都被烤糊，露出森然白骨。她患上了抑郁症，连外出买菜都很难做到。史长根给她做了一个鼻子，颜色和肤色几乎无差异，新鼻梁上的雀斑和脸颊上的紧密相连，不细看很难看出鼻子与脸颊连接处的痕迹。抑郁症不会仅因一个义鼻而治愈，但至少这是抚平心灵创伤的开始。
今年三月，史长根听助理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用小红书，就开始在那上面发图和视频展示自己的修复手艺。一方面，是想为店面带来更多客源，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网络能让更多身体残缺人士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他们。当年他眼睛受伤时，能接触到的定制义眼都是要专门从国外请专家，做一个义眼片起码要八万块钱，这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担的。现在做义眼的成本降低，而普及率仍不够高。确实有不少人在看到他的帖子后向他咨询。有的人小时候三四岁时受伤，一直拖着受损的身体到现在六七十岁，根本不敢想象原来自己也能变得和寻常人一样。
互联网的算法神秘莫测。他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有时无人问津，有时又会突然引来一窝蜂的关注和好奇，甚至有不少人留言说想要拜师学艺。为了提高被发现的几率，他和徒弟开通了6个小红书账号。
十一月中旬，一位保洁阿姨独自一人来了苏启超的店里。她从小就单眼受伤失明，最近才网上发现义眼片的存在。丈夫不同意她做义眼，她不死心，又去询问平日要好的姐妹的意见，六个人里有四个投了反对票。
但她还是来了。她跟苏启超说：如果不是眼睛这样，她肯定不干保洁。苏启超记得那位自认被受损眼睛改变了命运的保洁阿姨，她等待义眼片做好的时间很漫长，她总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哼歌。
“那你就在网上拍短视频唱歌呗。”苏启超向她提议一个新的职业路径。过了几天，他收到了阿姨发给他的视频“处女作”。视频里，阿姨大方地展示了戴义眼的过程，然后笑容洋溢地对口型唱歌。
“要真唱，别老对口型。”他在微信上继续给她支招。
对于用义体修复了外观的人们来说，这些义体，为跷起亟待修复的生活提供了支支撑杆。
苏启超发现，很多失去眼球后安装了义眼台的人对义眼片有巨大的依赖，他们依赖义眼片带来的支撑感。义眼片填充了空荡的眼腔，也填满了心口的残缺与虚无。
苏启超曾接到公司客服的一个奇怪的要求：到机场去接来访的病人。一问原因，才知道这位病人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在机场大厅，那位50多岁的老太太戴着墨镜，由丈夫陪伴着等待。见苏启超到了，老人在伴侣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向苏启超走来。
老太太并非先天失明。身体康健四十多年后突然被夺去视力，一颗眼球形态完好，另一颗萎缩，都只能微微感光。老人的眼腔敏感，在取模时难以承受刺痛，苏启超只好跳过这步，翻开老人的眼皮细细观察深邃幽黑的眼腔，凭经验和想象一点点做出眼片的形状。
制作眼片的间隙，老人给苏启超看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五官清秀，一副心向往美的明媚姿态。借着老照片聊起往事，老人松弛的眼皮下隐隐泛出了泪花。
老人看不见，学习佩戴义眼片的时候只能靠感觉。苏启超扶着她的手一点点摸索，教她怎么先翻起上眼皮，滑入眼片的上侧，再掀起下眼皮，把整个眼片放进去。半个多小时后，老人学会了自己佩戴义眼片。她的丈夫在旁见了她重获的明亮眼睛，赞不绝口。双目失明的人无法看到自己佩戴义眼的模样，但源源不断地接受他人的赞美，仍能使他们拾回曾经不得不抛下的对美的追求，从而重新构建尊严与自信。
两位老人准备离开时，夜幕已经降临。老人尚未适应新眼睛，苏启超建议她不要再戴墨镜。至少，摘下墨镜后，她能够凭借另一颗眼球感受到的微弱的光自己走路。
至今，苏启超还保留着当时给老人制作的义眼的半成品。很多眼球萎缩的人眼皮会松弛塌陷，肌肉无力，导致眼皮一直耷拉着，睁不开眼睛。给他们配义眼片时，苏启超会制作特殊的凸起，让义眼片渐渐把眼皮撑开。日复一日，坏眼会渐渐睁成和好眼一样的大小。
老人的眼腔格外深邃，因而需要一个较厚的义眼片。圆鼓鼓义眼片撑出一个饱满的弧度，苏启超觉得，它像一顶帽子一样。
一年多之前，苏启超曾到吉林给一位妇产科医生制作义眼。她因病变摘除了眼球，装了义眼台。然而，包裹着义眼台的肌肉出现增生，长出了两根五六厘米的鲜红色的肉芽，直直地伸出眼眶。作为医生的她曾自己把它们剪掉，但后来这肉芽又长了出来。因为肉芽的缘故，她的义眼片鼓鼓囊囊，整个眼球看起来要比另一边凸很多。她一直看得别扭，想找苏启超配一副更完美的义眼片。
苏启超给女人试戴义眼片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在冒血。女人急得一边哭一边嘴里叨念着“不疼不疼” ，她太渴望这个承载着她重重的希望的义眼片做出来了。苏启超特意在新义眼片上开了两个小洞，方便肉芽穿出来，不像以前是窝在义眼片里面。这样一来义眼片和义眼台更贴合，整个眼睛显得没那么凸。
赝复师做不出绝对完美的义体，只能在能力范围内趋近完美。苏启超觉得，最难越过的是心里的坎。他发现追求完美的病人总喜欢对着镜子反复查看，越看越觉得有瑕疵。镜中的脸和旁人眼里的成像并不相同。苏启超总是劝病人，佩戴义眼还是外人看着不奇怪就行，没必要太在意镜子中的样子。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进去。
女人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许久，觉得左右两边还是不够对称。第二天，她把义眼片退还给了苏启超。过了几天，女人又给苏启超打去电话，说想要再试试，苏启超已经离开了吉林，只能与她约定时间，下次女人来北京，再给她重新做一个。
苏启超遗传了家族的少白头，上小学的时候前额正中就有一大撮白头发，因此没少被同学“老头”、“老头”地叫。轻微感受到刺痛后，他很快就不再把这事放在心上。现在的他年纪刚34岁，头发已花白，却从来没去染过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旁人的闲言碎语就伤害不到自己。
自我接纳是一条长路。少白头与失去眼球不是同一层级的痛苦，那些来探访苏启超的顾客，在这条路上要行得更远。
一位67岁的上海老人，来史长根的店里时西装笔挺，戴着礼帽，整个人很精干。退休前，他在国企做司机。30多岁时在工作中受伤，赔进去一只眼睛，单位安置给他一套房子。当时，领导跟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媳妇，免得媳妇看不上他，跟他离婚。做了摘除眼球的手术后，他一直眼睛蒙着纱布，在妻子面前拆开纱布前，他暗自装了义眼台和义眼片。
一瞒就是三十年。除了老人的妻子，他的女儿也全然不知情。这些年来，他从没把义眼片摘下来过。现在眼片用得发旧发白，就来找史长根换个新的。他想让史长根给他做两个，一个平时戴，一个备用，免得哪天不小心义眼片掉出来丢了手足无措。
史长根这几年遇到过不少一直向配偶隐瞒自己戴义眼的客人，以男性居多，也记得有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来更换义眼片。新的义眼片比以前的更逼真，这反而让她焦虑起来。“这回家要怎么交代呀。”丈夫只知道她以前眼睛有伤，所以看起来怪怪的，完全没发现那是坚硬的义眼。
出门时，女人和丈夫说，是要去医院看眼睛。“那要是他问起，就说眼睛看好了嘛。”史长根这样安慰她。
最开始，史长根觉得向爱人隐瞒这事，终究是对伴侣不公平。但和来访者相处着，也渐渐对他们心生理解。比起看习惯镜子里的自己，和面对陌生人的眼光时平静处之，更难的是回到家里，与最亲近的人四目相对。
除了肉身上略有残缺，他们和常人别无二致，但就是这么一丁点不同，却可能带来一直陪在身边的爱人的厌弃与排斥。如果爱人因此离开，本就孤独痛苦的他们要如何生活下去呢？
这些伪装的说辞，有些并不精巧，真真假假地，也相安无事多年。
苏启超记得曾经有个包工头来店里，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西装，打着领带，他的弟弟跟在身后，帮他拿着公文包。男人有些得意地说，这么多年他的妻子一直没发现他在佩戴义眼。这次来换新的义眼片，他也是跟妻子说自己是去外地出差。男人的经济条件很好，一直用的是最高档的义眼片，从没摘下来过。
那天在店里，妻子给男人打来电话，他三言两语就应对了过去。后来，在他去洗手间的时候，男人的弟弟跟苏启超说，这么多年了，也许嫂子早就已经看出来了，只是没有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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