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华人弟子去世了
不久前，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华人弟子林毓生去世。林毓生的研究聚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他希望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由主义扎根生长的要素。在世界陷入动荡、不同文明体趋于隔绝甚至敌视的当下，林毓生和他的研究，回声悠远。
“放弃自由去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保障也得不到自由”、“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每当世界陷入公共管制与个体权利的争端，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箴言就会被谈论与重申。
人们惊讶于哈耶克的预见和洞察，却少有人知道哈耶克的弟子中有一位华人——林毓生。和其师一样，林毓生毕生的研究都围绕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聚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处境。2022年11月22日，林毓生以88岁高龄辞世。
时间拉回62年前，26岁的林毓生远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深造。此前，他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纳德拉赫到台湾大学讲学时，林毓生因为英语好，被系里推荐去听课。他告诉唐纳德拉赫，自己希望毕业后能去芝加哥大学追随哈耶克求学。
当时的哈耶克，早已出版了自己最知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这位思想家终其一生的关怀，起源于与奥斯卡·兰格“计划经济”的论战，着眼于乌托邦幻景诱惑下全人类的命运。
《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对计划体制的宣战书”。哈耶克在书中指出，中央计划经济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必然也会拥有控制个人生活的权力。哈耶克的洞见，浇醒了对极权的本质仍然认知模糊的英美思想界，使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林毓生后来回忆，自己在大学二年级时读到《通往奴役之路》，“那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运气之一”。
经唐纳德拉赫推荐，林毓生如愿进入芝加哥大学，一面读书，一面在教授俱乐部餐厅打工赚取生活费用。他的老师中除了哈耶克这位巨匠，还有提出“平庸之恶”概念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写出《荒原》的伟大诗人艾略特等大师。
浓郁的学园气息中，学生们饱读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以及《俄狄浦斯王》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上课讨论时，哈耶克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很少总结点评，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后来，哈耶克还特别将林毓生的奖学金由普通学生的24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相当于助理教授的薪水。林毓生由此解脱了在食堂洗盘子的辛苦，“还可以常常吃牛排”。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林毓生犹豫了。他不知该研究西方自由主义，还是五四运动中自由主义的转向。身在美国，研究前者当然更方便，但后者是他多年来最关切的问题。他向哈耶克求助，哈耶克没有帮他做抉择，而是告诉他：“我40年读书做研究的经验，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
在哈耶克的鼓励下，林毓生将博士论文的课题确定为“中国意识的危机”，研究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自此，中国从“五四”以来的命运，成为终林毓生一生的关怀。今天人们追怀林毓生的，也是他提出的重大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中国的“孔子”传统这根古老的枝条如何嫁接在现代的果树上，结出尚算可口的果子？
这和林毓生的身世分不开。祖籍山东，1934年出生于“伪满洲国”治下沈阳的他，幼年到北平上小学中学，经历抗战，又在1948年鼎革前夕去了海峡对岸，以后更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轨迹有似“大江大海”。这使得他的学术兴趣注定无法停留在西方思想的象牙塔之中，而是从“忍不住的关怀”出发，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
林毓生一生的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可以说都与童年时的一次偶遇有关：一个寒冬的早晨，他由保姆陪伴经过大拐棒胡同去北师大附小上学。走到与小拐棒胡同的交界处，看到一具夜里冻死的“路倒”。从此，林毓生一直摆脱不了一个问题：好的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能让我的国家避免这样？
1954年，怀着“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的壮志，林毓生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却发现师长们大多在做琐屑的考证工作，离他期望的“提出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相去甚远。蒋氏政权的高压下，校园的整体氛围也相当消沉，令林毓生倍感失望。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甚巨的第一位恩师——殷海光。
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关门弟子，他风骨嶙峋，敢于直言批评当时台湾的高压政策，因此多年遭到打压。孤独压抑的处境里，殷海光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信仰，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启蒙者。著名作家李敖年轻时，也从殷海光处受教良多。
逻辑学课上，林毓生感受到殷海光把逻辑学“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立即向这位老师求教。殷海光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坦诚相告，鼓励林毓生整合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来分析。多年后林毓生回忆：殷先生这一番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具体的观点和主张上，林毓生和恩师殷海光有所不同。殷海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是五四精神的忠实传人。而林毓生“爱喝豆汁”，一口京片子，生长在大家庭中，对于传统有深厚的感情。他不赞成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认为要在中国推行自由主义和个体价值，需要对儒家人文主义作创造性的转化。
林毓生提出了儒家的仁学（人学）可以为自由主义所用，也批驳新儒家混同“民本”与“民主”，但纵观他一生的研究，他并没有找到如何“创造性转化”的清晰理路。
或许是因为长年不在中国生活，或许是受早年情感底色的影响，林毓生没有认识到儒道互补外表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儒表法里和“法道互补”，也就无法指出儒家的以人情伦理为本的“小共同体”本位和法家专制“大共同体”（林毓生说的“普遍王权”）的矛盾冲突，以及“小共同体本位”与现代自由民主的“个人本位”联合，对抗“大共同体”本位的出路。这种路径要到秦晖的《传统十论》才初步清晰。
林毓生一生的思想处境，虽然看起来优渥，却和清苦的吴宓的夫子自道近似：以一人而驭二马，终生处于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想的分裂之间，欲求统一而不得。他要向中国人传播自由民主的思想任务，面临的困境则像是鲁迅所说“与热带人语冰”，要以国人熟悉的语言和名词，来给他们解释一种他们根本就没见过的事物。
但我们仍怀念林毓生所处的时代。经历了世界大战、冷战，人类艰难地向共存、开放、相互理解迈进。学者探索不同文化彼此接纳、融合的可能，政治家尝试现实路径，让全球化一点点展开。
今天这一趋势似乎在停滞甚至转向。动荡的局势下，人们倾向封闭和自卫，不再愿意敞开。世界来到十字路口，林毓生的未竟之问仍没有过时。
1962年，哈耶克离开芝加哥大学。临别之际，林毓生问老师对世界的将来看法如何。哈耶克回答——
我不敢预测未来。但是，我觉得为自由而奋斗是值得的。我虽然并不乐观，但也不悲观。你仍然能在世界各处找到未来的希望。国家与社会演变的道路是曲折的，乐观与悲观的种子无时无刻不埋藏在厚德之中。林先生，切莫过于忧心。
一甲子过去，毕生捍卫自由的哈耶克早已离世，如今，林毓生也彻底放下了他的忧心。今天的人能否承担起为自由奋斗的责任，或许将决定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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