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阳，“境外输入病例”在闭环中
为返乡祭拜逝世的外公，留学生黄语蝶踏上了返回中国的国际航班。落地后她却因核酸结果异常，被送入了上海的隔离病房隔离，直到12月初，黄语蝶达标出院、进入隔离酒店进行最后一周隔离，此时，国内防疫政策突变。
黄语蝶和隔离病房的病友们，作为“境外输入病例”被强制送入隔离病房治疗。走完了封闭治疗的全流程，确保阴性的他们，离开闭环，又将进入到一个正在发生感染的环境。
入境海关核酸异常，落地阳
得新冠是一件玄乎的事儿。比如我在全面“放开”的澳大利亚求学三年，没有感染，却在归国隔离闭环里“落地阳”了。
2022年11月23日，我搭乘国际航班从澳大利亚归国，飞行时间10小时，准备由上海入境。同行的还有另一名留学生朋友。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国外留学，过去三年中国内地的政策与海外迥异，我们回程时，心里都因不熟悉国内的情况而产生了一些恐惧。“不能‘阳’，不敢‘阳’”，成了我们这趟归国之路的宗旨。
在此之前，我因疫情期间各类政策，出行不便，已经三年没有回国。我思乡心切，还念着要回去祭拜外公。原本，我这次是为了回国看望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外公，谁料出发前一个礼拜，外公忽然撒手人寰，家人把老人安葬在了江苏宜兴一座名为蒋山的山上。
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两个月假，却意外地因为“落地阳”，在上海的隔离病房耗掉了大半个月。
一切还要从归国那天说起。11月23日当天，我从北京时间清晨5点起床，到晚上8点半下飞机，之后经历申报、核酸、测温、分流闭环转运等一系列流程，第二天凌晨1点，我们终于进了上海松江区佘山锦江隔离点。
在隔离点外的寒风里等候时，我感觉身体已经在超负荷运转，腰酸背痛，喉咙也有些不适。我问一旁的朋友：喉咙不适不会被区别对待吧，我不会“阳”了吧，不会要进方舱吧？
朋友安慰我别乱想，说：旅途跋涉，累了身体有些表现很正常，而且我们一路测了这么多次体温都没出问题，很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在同伴的安慰下，我度过了在锦江隔离点的第一个夜晚。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隔离点值班的医务人员就用微信联系我，称接到海关通知，我在海关的核酸检测异常，希望我提供证件，配合工作：“我们这边需要复核，请您把您的护照还有身份证拍给我，谢谢。”
我是“落地阳”了吗？为了弄清楚情况，我问他：核酸检测异常是什么意思？对方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另一位自我介绍为区疾控流调人员的工作人员加了我的微信。对方就询问了我一系列问题，包括在海外从事的职业、供职公司，海外住房地址和合租人姓名，疫苗接种时间和批号等。
我再次试着了解我的情况，问她：“我已经阳了吗？”她也不清楚，只问我复测核酸了没有，让我等待复测结果。根据当时从海外入境的流程，如果在海关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复测的样本会送去疾控中心检验，如果仍旧异常，就会按照阳性患者处理。我当时尚未接到复测结果，只能继续等待。
当天下午，隔离点的工作人员通知我收拾行李，等“120”拉我去医院。我问他：“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已经阳了吗？”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只说：“应该啊，你复测异常，大概率阳了。”
到确认我要上“120”为止，我也没能从工作人员处得到确切的答案，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感染。我心存侥幸地猜：让我去医院，或许是因为要观察，才能确认我是否真的感染了。
当天晚上，隔离点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套防护服，准备送我上“120”去医院。那一路，我生出来一种感觉，我的一切都让人不敢触碰，包括行李和我脚踩过的地板、路过的空气。
临出发前，工作人员用消毒液把我的行李消杀了一遍，行李箱底部消杀不到，工作人员停了下来，让我把箱子翻过来，再继续消杀。离开房间，我走每一步，工作人员就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地消杀一遍，把我送到了电梯口，乘坐单独的污染区电梯下楼。电梯门一开，另一个大白已等在门外，等着消杀我走过的路。
“120”的司机也一样，站得远远的，指挥我自己搬行李。等我好不容易把三个行李箱扛上转运车的尾部，走回侧边车门，半个身子已经探到车内入座，隐约听到司机在车尾喊我。转头一看，他还站在原地不动，说，“把这个塞进去一点。”我走过去发现，行李箱的一个边角有些凸在车尾外边。
工作人员们戴着手套、穿了全套防护服，也不敢触碰我的个人物品，即便它们已经经历过消杀。在这样的氛围里，其实我已经有了一种异化感。
一路上车开得飞快，因为不知道车会把我送去哪里、下车后又要经历什么，我开始感到害怕。车窗外车流不息，霓虹灯闪烁，一窗之隔的世界那么欢快自由，我不由得偷偷哭了一会儿。
一路颠簸之下，我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南院)。
我被送进医院B1楼的大厅的时候，发现大厅里已经有一批刚被转运过来的阳性患者，在排队等待分床位。他们中，有和我一样飞机落地后被转运来的，也有倒霉一点的人在隔离酒店隔离到第8天，核酸检测异常被拉过来。
轻症、无症状，和重症病人分开了两个病区，我被分到了轻症病人区域。但不管是哪个病区，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污染区。
医院直接把我们分去了双人间，有人担心双人间有交叉感染和二次感染的风险，询问有没有单人间。医护人员回复：“单人间要2000块一天。”
“那我想去单人间行不行?”
“要排队。”
大家意会到当下很难申请单人间，也就不吱声了。后来从护士长那里了解到，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一批。B1这栋楼是新加的，条件不错。其他的隔离病区，还有三人间、四人间，甚至是走廊加床。“所以你们已经很好了，算二等房了。”护士长安抚我们说。
这里的集中管理式隔离有点像住大院儿。自从本科毕业后，再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住在一条走廊旁。走廊的尽头是一道门，门后面是又一道走廊。两条走廊分别连缀着10间双人房。夜里10点多，房间集体关灯，只在床头留有一盏小夜灯。由于走廊上的灯彻夜亮着，没有眼罩，睡觉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我们大概20人，7天里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一群人里，年龄最大的是一位69岁的老人，最小的是25岁的我。
第二天白天，我们第一次测了CT值，它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能否出院的指标。
CT值(Cycle Threshold)意思是“循环数阀值”。在隔离病房，我们在入院的第1天、第6天和第7天连续两天检测核酸，如果最后两天连续CT值双值都大于等于35，就可以出院，反之则需要在隔离病房住到CT值连续两天达标的那一天。而一旦入院，不管入院当天是否CT值大于35， 都必须起码住满7天。
CT值35，意思是检测仪把采样携带的病毒基因放大2的35次方，才能侦测到病毒，这意味着对应患者体内的病毒含量低到合格的指标。根据我的观察，住在这条走廊两侧近20人中，只有1位在7天内成功出院。此外，有两个人成功在入住的第8天出院。
医护人员说，很多人需要14天，极少数人需要21天才能满足出院指标。前几天出院的人，大多在入院第一天CT值已经达标。
我们走廊住了8天就出院的一位51岁的阿姨，第一天进院测试的CT值为36。住院期间，她一直同别人讲自己是假阳：“我是被误抓，抓错了”。大家推测，之所以她的核酸还是出现异常，可能是因为不久前已经感染过新冠，最近复阳，核酸值发生了微小的波动。但是其实没有人能准确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平时大家都关在房间里。关在房间里久了，大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走廊，那里有窗户，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最重要的其实是可以看到外面、重新和外部世界有连接感。
最多的一次，走廊上来了8个人。那天上海忽然下雪，大家欢呼着跑出来看雪。我也跑出来看。几个人苦中作乐聊着天，有人接了个电话，家里人问他住这里寂不寂寞，他挂了电话，拍了段走廊的视频发过去。
大家颇为其乐融融，有位上海阿姨房间里的淋浴坏了，每隔两三天受不了了就跑过来借浴。她很不好意思，一直说谢谢，还拎来了一袋青柠表示谢意。
有一次，一位台湾大叔给我们分他从台北桃园机场买的凤梨酥吃。据说那是当地人公认最好吃的凤梨酥，原本大叔是打算带到苏州分给朋友们品尝的。这些凤梨酥最后没能跟着大叔一起去苏州，让大叔挨个病房分了一盒分光了。
我问大叔：“保质期到2023年1月份，不是还来得及带回去吗?”大叔笑笑：“大家会嫌弃。你阳了，大家还会吃你带过去的东西吗？都怕的吧。”
旁边有人听了，接过大叔的话自嘲：“只要核酸在，我们这个阳过的记录都会在，永远，永远。一扫码就都出来了。我还听说上海最早的时候有的阳过好了的人，被自己小区的人不让进呢。”这种讨论搅动了人群的情绪，一位因公出差感染新冠的病友感慨：“那太歧视了，伤害心灵了都。”
11月底，中国还不似如今这般。那时候封控严格，大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感染奥密克戎是怎么一回事。
在隔离病房里聊天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感染新冠后，回到社会上可能会遭遇污名化。有些人住进来了，还得瞒着单位的其他人，怕让其他人知道了，会给自己惹麻烦。有些人发了朋友圈感慨自己的遭遇，被家里人叮嘱删掉，理由是“宣扬这件事不好”。
三年下来，从隔离点到方舱或定点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闭关隔离机制。只是在我们的隔离病区，走廊上究竟是不是可活动的空间，走廊的窗户能不能打开，还不存在明朗的硬性规定。
有一次，医护人员把大家从走廊上赶回去了，说，“都回去，回房间去，不要聚集，不要在走廊上逗留。”而另一次，另一个医护人员遇到大家在走廊上聊天，只是嘱咐大家要把口罩戴好。
大家对于能否在走廊上聚集这点有些糊涂，但视线范围里没有出现“大白”的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地偷偷摸摸溜出来。有些人溜出来唠嗑，也有为了恢复快一点儿，利用走廊有限的空间来回慢跑。
打开走廊的窗户，基本没有人管。但有一次，有护士来把走廊窗户都关上了，说，“开五分钟还行，但一直开着他们会过来找我们的吧。”有人听了，不满地低声抱怨：“我们是会污染上海的空气是吗?”护士没明说“他们”是谁，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她说的应该是窗外可能会路过的人。
在隔离病房生活，大量细节需要靠自己去摸索，不清楚的不能腼腆，得多问。
我们这批人大多数人都是入境落地阳被拉来的，行李箱里装的衣物不多，很需要一套宽松舒适的衣服，医院指定的网购店买不到这些。最开始，有人索要了一套病号服，我们房间也跟着要了一套，但迟迟没有送来。后来我看到另一条走廊上放着一只黄色医疗废物垃圾袋，里面装满了看起来很新的叠好的病号服，正好有医护人员在附近，我请他帮忙开门去拿了两套，对方欣然允许。但隔天，隔壁房间的效仿我去拿，当班的医务人员却拒绝了他们，提醒他们：“别碰。”
还有一些事情，不问就不知道。肺部检查的CT影像可以拒绝，抽血也可以拒绝。比如，入院要填写六张表格并签名，其中有一张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入院告知书》，其中有一条写着，“用于医学检测的残余标本(血、尿、粪)可能被用科学研究，但不会涉及个人隐私”， 让你签署同意或不同意。其实这一张表格可以写不同意。
刚入院的前几天，有护士来说，“医生开了去抽血的单子，去抽血的话现在就要走。”因为提前打听好了消息，所以我主动询问拒绝了会不会影响出院，被告知不影响之后我就没有去。
隔壁房间稀里糊涂去抽了血，回来说抽了12管，交了两千左右的相关费用，他和大家吐槽：“也没人问我愿不愿意抽，直接就上手了，而且也没听说过需要抽这么多的呀。”隔天下午，他拿到了验血报告:白细胞正常(没有炎症)，尿酸微高。
入院后第二天，做肺部检查的CT也可以拒绝，像我们感染奥密克戎后无症状或轻症的， 肺部出大问题的几率少，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做了。上午九点，十几个人一起闭环转运，去院内的另一栋楼做CT。车内空间不大，有一排椅子，几个人坐着，其余人站着，像坐公交车一样抓着头顶的扶手。
因为惧怕交叉感染，有位女士不愿意上车，在车外与救护车司机理论，称自己本来已经症状缓解，和其他人坐救护车被拉来医院后，当晚又发烧了。她问，能不能走过去?司机说不行，不能走过去，不能。我们在车厢里听着，有人闻言自嘲，说，“我们走过的路都是被污染的路。”
有关“交叉感染”、“二次感染”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没底。医护人员解释，“阳了的人三个月内不会再交叉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医生查房的时候，我又问了第二遍，医生说，“同一个毒株不会的”。因为已经身处非单人单户的隔离环境，大家只好捏着鼻子选择相信。
有个苏州大叔从进来第一天起，开始排队申请2000一晚的单人房，到了12月2日第八天，终于排到了。他搬走后，同房的台湾大叔很焦虑，想要申请单人房已经来不及。他不相信存在绝对的“不会交叉感染”，“如果搬进来一个强阳的人怎么办呢，戴着口罩睡觉吗?为什么不把不同时段感染的人分区安排?”他认为“非单人单户”的隔离举措很“混乱”。
后来，来了新舍友后，我问台湾大叔情况如何，他压低了声音讲，新舍友有发烧和咳嗽的症状，因此他有点紧张。因为担心，他戴着口罩睡觉，自然睡不好，两小时就得醒一次，然后看看手机，努力睡去。
外面看阴阳，里面看CT值。我为CT值这事儿崩溃过两回。
在医院的第1天、第6天以及往后每天会做鼻拭子，其余时间仅量体温和测血氧饱和度。测一次核酸花费16元，医生诊查一次50元，如果像我一样没有国内的医保，需要自费，最后我一共集中隔离了12天，总开销是4852元。这里的餐费每天120，我能吃饱，不过有青壮年饿到了，会在半夜吃泡面。为了能快些恢复，我会把每餐的鸡蛋老实吃光。
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的核酸CT值最低项只有17，其他人几乎都是22，护士和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这个值比较低了哈。”当时我的症状只有喉咙不适，干肿，吞咽口水时候沙沙的，不疼。
我的康复过程其实就像一场小感冒，从未有发烧，体温维持在36.8度左右。第三天的时候我喉咙已经恢复，开始流清水鼻涕，晚上睡觉单鼻孔鼻塞。第五天的时候已经无症状了，第六天测核酸，我的CT值升到了30。
第七天，CT值升到了34，离出院标准只有一步之遥。大家说我一路飙升，恢复速度太快了。我开始发表演讲，“我一天吃三个蛋！三个蛋啊！你们都老实吃了吗？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到位，我每天还喝一杯维生素泡腾片水，11点前就睡了！” 隔壁房间两位青壮年形容我这幅嘴脸是优等生发言，阳性患者开始出现“内部阶级差异”。
我洋洋得意，转身就在各大家族群吹牛，说我马上就能出去了，成功在即，请大家准备好拖鞋迎接。结果第八天，毫无征兆地，我的CT值一下子跌到了28。出院立刻变得遥遥无期了起来。我非常崩溃，萎靡不振了一整天，悟出了一个道理——CT值和身体症状并不挂钩，无法从自身状态推断。
更奇怪的是，第九天我又忽然核酸转阴了，核酸阴性代表着CT值超过35。大家都来恭喜：“年轻啊，身体素质好，恢复快! 恭喜恭喜，明天就能出院了。”连来查房的医生都说，“第一次阴，第二次阴的概率很大，你可以提前收拾收拾东西了。”
到了第十天，我坐立难安，煎熬地等着结果，万万没料到，CT值又降到29.7。难以捉摸、大起大落的情况，让我又崩溃了，躲在被子里哭了一阵。朋友发来慰问：“可怜了，从来没看你这么脆弱过。”我说，“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身体一切都好，而且肯定每天都越来越好，这个数值为什么会跌啊!”
医生解释这个情况是因为“没采到位”。有两个护士轮班在每天早晨5-7点之间来做鼻拭子，采样手法都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在于，棉签深入鼻孔之时有一些细微的深浅不一。“没采到位”也许就是指的这一点。
台湾大叔也对我的遭遇感到奇怪，他猜测可能是“试剂污染”，虽然这个猜测不太靠谱，但可以一窥大家对CT值背后科学性的不解。
CT值的反复，折磨着走廊上每一个人的神经。
我的室友此前数天前已经用快筛抗原测出一条杠的阴性，但她连着几天CT值是32，34，33，32，就是达不到35。她叹气：“没办法，虽然在这也没什么治疗的，熬着吧。”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有时候，晚上会和孩子打电话，辅导他写作业，声音很温柔。但是她也有几近崩溃的时候，我测出核酸阴性的那一晚，她消沉地坐了很久，眼圈有点红，有些害怕和可能搬进来的新室友共处一室。
记挂着要回去祭拜外公，我心情焦灼。但其实在这个氛围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脆弱。几乎每个人都推迟了外面的生活。有人推迟了工作，有人怠慢了辅导孩子功课，有人急着回去带家中幼子。回家，快点回家，是所有人的期望。
日子就这样在这个地方，一度停滞。
第11天，我的舍友和隔壁房的人都能出院了。出了隔离病房，他们要继续到酒店隔离7天。
夜里10点多，疾控中心的车来接他们，天色十分黑，我们站在灯光如昼的走廊上告别，拥抱，碰拳，互相祝福，说，“外面再见！”
12月5日，我连续两天阴性出院，被闭环转运到了位于上海松江区九亭镇的一个酒店继续隔离7天。随后的几天内，中国各地的政策开始转向，对待阳性感染者的方式与过去大相径庭。
我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公众号“上海发布”的消息中了解到，从12月9日起，上海市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可以选择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与此同时，“居家隔离期间加强健康监测，隔离第6、7天连续2次核酸检测CT值大于等于35解除隔离。”这意味着，阳性患者可以居家隔离，转阴即可自由。
目前，我了解到的“入境阳”的患者和社会面患者要走的流程还是不同，入境的旅客原则上还是实行“5+3”，过程中如果检测出核酸阳性，还是会按流程拉去定点医院治疗。
国内的政策调整，归国人员也期待着入境政策有所变化。有关输入性病例如何管理还没有推出新规，一切都还要等通知。不过，目前“入境阳”和过去的区别也有，比如现在到了医院，医院会分类管理。起码我知道的消息是，几天前，在上海定点医院治疗的“入境阳性病例”，还有医护人员询问他们在上海有无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住所。同时，社区也不像过去那样严格，基本都会同意患者回去，毕竟很多社区里面也出现不少社会面的阳性病例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当时和我一起从隔离病房转阴出来，被转到酒店隔离的人，并没有随着防疫规则的放松，随之解除隔离。我们要在酒店完成原定7天的隔离，才能离开。
12月中旬，大家陆续解除隔离出来了，重获自由。作为“境外输入病例”，我也结束了在酒店最后的隔离，通过严格的转阴标准，回到了外部世界。可是，社会面的阳性却忽然激增，有病友给我发消息，“妹妹，我今天出来了，但是到处是阳性。”他叹气笑讲，“严防死守确保转阴，结果回到了遍地阳的家。我们只好以后再聚吧。”
我哭笑不得，没有料到，在经历了完整的隔离治疗闭环、确保阴性出酒店之后，我终于被送了满是“阳性”病例的外部世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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