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厂做公益的年轻人
“大厂向善”成为一种潮流。
运用常人难以触碰的科技和资源，一群年轻人开始“正大光明”地搞“副业”。有人用技术手段，让视障人士免费“看”到电影，有人设计了为残障人群提供导航的公益服务，还有人在业余研发了针对罕见病群体的就诊地图。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结合自己的专业，把公益当成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又把公益做成了很酷很燃的大事。
“你们知道内衣该怎么洗吗？”
在山西大宁县一所中学的课堂上，十几岁的女孩们非常羞涩，几乎没有人敢举手回答。
刘嫚婷拿出一款内衣做示范，“暴力揉搓是不行的，直接放进洗衣机也不对，应该先浸泡一会再轻轻地搓洗。”
90后刘嫚婷不是老师，本职工作是淘宝服饰整合营销。去年6月，她走出大厂的写字楼，登上西部学校的讲台。这是她和同事们开辟的一项副业——她们称之为“小小内衣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为9-16岁的青春期女孩们上一堂内衣课，教会她们如何正确穿戴和护理内衣，并普及相关的乳房知识。
公益行动始于一次团队会议，刘嫚婷分享了自己第一次穿内衣的恐惧。班里有位女同学穿着挂脖内衣，被后排男生解掉了内衣带。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总是不自觉地含胸驼背来隐藏自己的胸部和内衣。
当她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故事，才发现女同事们都在青春期有或多或少的发育焦虑。
“第一次买内衣，我妈带我到菜市档口，用黑色塑料袋装着，跟做贼似的怕被发现。”“很怕被男同学笑，一到体育课，尤其还要跑步的时候！”
讨论完后，大家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些回忆里带着莫名的“羞耻感”。
刘嫚婷抱着试探的心态，把自己的故事放到网上，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大大超出她的意料，这么多年过去，女孩们面临的状况并未有太大改变。
许多女孩谈到，自己的第一件内衣都是由母亲购买。超七成的母亲没有完备的知识，多数选择去线下买，购买的内衣并不合适。一些网友提到，即使线上购买，也找不到合适的。她们在淘宝上搜索“少女内衣”，会出现成人为追求性感而穿的“少女感内衣”。
工作中，刘嫚婷能接触到大量淘宝商家，她知道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分阶段的产品，但商品和女孩们在茫茫的搜索结果中总是匹配不准。发现了这一需求，刘嫚婷决定为她们解决信息鸿沟问题。
她联系了淘宝搜索团队的小二，想着在搜索导航的链路上做些改变。几番讨论后，团队们一起对淘宝的前台搜索侧导购进行了改造，针对少女胸部会经历的三个阶段推荐对应匹配的内衣，并提供内衣、发育相关的知识科普。
完成这件事后，刘嫚婷觉得还远远不够。当时，她看到了一组关于乡村女孩卫生情况的数字：有17%的初中留守女童偶尔或者从来不穿内衣裤；25%的留守女孩，7-15天洗一次内衣裤。
这意味着，2500万的乡村青春期女孩可能正因为不正确的内衣裤穿着习惯和发育生理观念受到伤害。她不想让自己的悲剧重演。
如何才能让正确的发育观念让更多乡村孩子所知？刘嫚婷和团队成员们商量着让淘宝服饰成为一个传播观念的窗口。
她和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发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会，联动2.7万个淘宝天猫服饰内衣商家，为青春期生理教育落后的乡村地区女孩筹款，为12000多位乡村女孩捐赠少女内衣及科普课程。
就这样，“小小内衣计划”走入了更多乡村地区。今年2月份，在云南嵩明区牛栏镇，刘嫚婷走进了一位13岁女孩的家。女孩的父母在外打工，她常年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由于生理卫生知识匮乏，一周以上才会想起清洗一次内衣裤，冬天如此，夏天也如此。云南的夏天炎热潮湿，女孩时常觉得身体难受，又羞于告诉家人。
穿内衣，这件在刘嫚婷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对山里的不少孩子而言实属奢侈。公益把刘嫚婷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她找到了做这件事更大的意义，“想让更多乡村女孩有干净的内衣可穿可换，让她们远离发育羞耻。”
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会引发一系列的震动，只要有人去做，改变就会发生。
起初是一个简单的需求。2020年，阿里健康需要设计一款有辨识度的字体，这个任务交给了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李超。
李超是在阿里工作13年的老员工。2017年他去香港大学读了在职研究生，迫切渴望学以致用。
拿到任务，李超开始思考这一字体应该带有的愿景。在他看来，阿里健康乃至整个互联网医疗的共同愿望，是希望每个人都有平等享有健康的权利。下了班，“健康平等”的概念在李超脑中盘旋，“难道我做设计，只是为了做给看得见的人看吗？”
视障人士同样也有就医、用药的需求。
想到这里，李超立即动手在网络上搜索视障人士群体，试图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一则视频刺痛了李超的神经。一位中年盲人阿姨到药店买降压药。药师问起才了解到，阿姨家里本就有一盒药，但因为降压药跟其他药品放置在一起，阿姨分不清楚，只好到药店重新买一盒。
“如果在盒子上加上盲文，阿姨就不会遇见类似的麻烦。”李超想。进一步研究才发现，在欧盟国家，药品包装盒必须加有盲文才能上市。
李超决定做一款盲文字体。这样，药厂在设计药盒时，就可以把盲文版药品名称印到药盒上，方便盲人查找。
如何在盲文和中文之间建立链接，李超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起盲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发现盲文是一种按照拼音的逻辑去创造的文字——理论上，只要输入拼音就能转化成盲文。
了解到底层逻辑，李超立即把需求提交给了字库公司，第一款盲文字体就这么被设计了出来。
药品名称的问题解决，盲人的用药安全仍然存在诸多隐患，诸如用法、用量、使用禁忌等信息要如何才能让视障者知道？
带着好奇，李超去到盲协，第一次见到真实的盲人。
李超曾试着闭上眼睛，模仿盲人生活，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完成生活中的各类小事。他以为现实中的盲人，如那时在黑暗中摸索的自己一样无助。实际上，视障者比他想象得坚韧、有生命力许多，他们会通过读屏软件刷淘宝、看新闻。一位盲人朋友告诉李超，他刚刚跟淘宝客服吵了一架，最后只有投诉厂家才成功办理退货。
李超的想象力再次展开。
中国90%的药盒上都有一个条形码，此前阿里健康在支付宝和淘宝内做了一个入口，只要扫码，就可以看见药品的流通信息、用法用量、使用禁忌等。既然视障者使用手机如此便捷，只要把药盒上的追溯码设计为凸起，视障者扫码后就能通过读屏获取药品信息。
不久之后，扫码功能被制作出来。
接着，李超面临的难题是让更多人知道药盒背后的小功能。一个经典的推广问题。
从项目开始到现在，李超只是独自一人，在没有任何预算的情况下钻研、努力。如今到了宣传环节，似乎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
李超开始向外求助。他一面参加公益项目，一面求助于同事和艺术家们，希望能通过举办艺术展，让更多人看见视障群体。
得益于阿里浓厚的公益氛围，几名要好的同事加入到了李超的“个人公益”中来。拿着从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域公益创新大赛获胜的奖金，李超贸然开启了自己的公益推广之旅。
他们通过基金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日本歌手坂本龙一发去了邀请，没想当天坂本龙一就给到了回复：他愿意参与推广。
做公益是一件耗神耗力又不“利己”的事，与当下社会盛行的逐利思维背道而驰。但面对1691万视障人士，李超的同理心战胜了自己的私心，“在消费世界里，少数群体的需求总是被忽略不计，但人命关天，不能用简单的利益去衡量。”这是他持续公益内心的动力。
一个人要完成一件事，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技术的进步。
郭百岭是阿里的数据工程师，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时依靠轮椅出行。2年前参加会议，经过园区的一条石板路。石板之间的巨大缝隙，让轮椅无法经过，幸好几位同事路过才化解了尴尬局面。
郭百岭随后在公司内网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引起了同事们的重视。阿里内部有一个共识，无障碍有问题就等同于产品有BUG（漏洞），每一位用户都应该平等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公司很快对园区32处地方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在大厂工作，郭百岭感到很幸运，他和同事们坐在同一个工位区办公，中午一起吃饭，参加团建时一块玩聚会游戏。但能和他一样正常出行的残障人只是少数。“如果我不发声，不推进，谁也帮不了我们。”
此后，郭百岭会特意关注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状况，并记下来向上反映。
轮椅是郭百岭的双脚，是行走的工具。对健全人来说，抬腿迈门槛，迈5公分、10公分、15公分，没有大的区别。但一个坡道差1公分的距离，他的轮椅可能就上不去了。1公分都至关重要。
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大约2.5亿人对无障碍措施有潜在需求，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还有不可计数的推着行李箱、婴儿车等重物行走的人。这些需求常常被人忽略。
一次搭乘地铁的经历让郭百岭记忆犹新，借助地铁路线导航，前半程一路顺风，出站时他才发现地铁口没有无障碍电梯。他不得不摇着轮椅绕了很久才找到出口。
“如果有一款针对轮椅出行的导航路线，能标注障碍物，不绕远路就好了。” 他和几个同事聊天时，发出一句感慨。
没想到，这个突发奇想得到了同事们一致的认可。他们马上和主营导航的高德地图的产品经理询问想法落地的可能性，才发现对方也在关注无障碍公益的开发。
于是，大家迅速行动起来，联合志愿小组成立。在设计阶段，需要实地探测路线，项目负责人宋智男和郭百岭一起坐上轮椅，“沉浸式”地去感受残障人士的出行方式。
一些平时忽略的细节重新被看到。比如，无障碍电梯和路面之间的连接如果是台阶，那么这个设施在地图规划中就不能使用。不同的路线要进行优先级判断与平衡，这些都需要充分考虑。
在团队们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11月25日，仅3个月，无障碍“轮椅导航”功能就在高德地图成功上线，首批试点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
轮椅功能一推出来，郭百岭就迫不及待做了测试：同一条路，他先用普通导航，地图上显示需要经过一座没有直梯的过街天桥，但轮椅导航功能却规划了一条更适合他的路线——避开了天桥，指引到了一条有斑马线的路口。
“没有迈不过的坎儿”，同事们的善意让郭百岭很感动，现在轮椅导航功能成为了他出行的新助手。
项目的成功落地“点个小火苗”，帮助残障人士完善“无障碍的环境”，阿里人开始有更多的行动。他们在阿里内部成立了“助残志愿联盟”组织，40多个板块业务参与进来，团队们从出行、购物、生活等多方面推行无障碍服务。
这些年，在阿里内部催发了一股“公益创业潮”。2016年年底，为了鼓励员工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发起公益项目，用创新手法做公益，阿里集团举办了首届“橙点公益榜”。
这个奖项被誉为阿里给予员工有爱的最高奖项，有阿里公益的“奥斯卡”之称。蚂蚁森林、“团圆”打拐系统等现象级的公益项目，就是从往届的榜单中脱颖而出。从去年开始，“橙点公益榜”升级为“阿里巴巴公益榜”。
这些公益项目的接连出现，提供了一个好的信号。人性复杂而幽微，而科技在不断发展进步。这些大厂员工们相信，技术能够“扫除”障碍，惠及更多人。
走出公司，郭百岭经常向杭州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提出更生活化的无障碍建议。他成了新闻里的励志典型，但他说，走到这一步并非因为自己有多大野心。他希望把握自己的命运，改变残障群体的状态。
“轮椅导航”在不断完善和迭代，并为用户设计了一个“爱心反馈”入口。每位地图使用者都可以随手反馈身边的无障碍设施信息，一起助力社会无障碍环境的完善。划着轮椅，郭百岭和同事们希望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逐渐变得平坦宽阔。
刘嫚婷和她的伙伴们还会一年一年把“小小内衣计划” 持续做下去，“让更多乡村女孩们有干净的内衣可穿可换，让她们远离发育羞耻”，带去一份身为女孩就应有的自信与勇敢。
被同事和艺术家们的慷慨所感动，李超决心将这份小小的公益推进到更远的地方。从一个字体设计，到让视障群体被国人看见。李超认为自己实现了最初学习服务设计专业时的抱负，“追随情感，疗愈人心。”
如今，阿里的业务模式已然融入了公益属性，更多科技手段、商业模式被运用到大大小小公益项目的运营中来。
面向视障人士的“优酷无障碍剧场”，通过视频+语音的互动技术，把影视资源转换成可供视障人士“阅读”的模式。阿里的“AD筛查”则是利用AI技术，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争取时间。面向贫困和欠发达地区的“少年云助学计划”搭载了无影系统的云电脑机房，让不同地区的老师们实现资源共享。
以上这些项目，都是来自阿里巴巴的普通员工，他们是程序员、是行业小二、是奋战一线的普通员工；同时，他们的身份又是老师、是义工、是扎根山区的致富带头人；在公益领域，他们是相互扶持鼓励的“战友”，也成为公司管理层与同事们眼中的“英雄”。
来自阿里巴巴各个BU的同学，用“科技脑洞”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乡村学校、残障人士、乡村孩子、老年痴呆症患者、罕见病患者等群体带去科技的红利。
今年3月3日，阿里巴巴在园区内举办一场特殊的公益晚会，颁发十大公益项目，小小内衣计划、轮椅导航和视障群体安全用药三个项目都入选了。晚会还颁发了十大“公益之星”奖项，其中有7个群体奖，包括重庆山火骑手志愿服务队、燃烧吧首年公益幸福团、阿里顺风车公益幸福团等。这场特殊的表彰，与工作KPI无关；入选的人，更是“光明正大”在工作时间搞“副业”。
阿里巴巴倡导员工每人每年能做3小时的公益，只要阿里人有想法，公司就愿意倾尽全力提供支持，无论技术、资源或人力。公益，成为了阿里巴巴公司的特殊企业文化。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是很多人一起做更多。越来越多的阿里人通过科技和技术的力量带动公益辐射到更多面，也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对阿里人而言，公益既是一种提醒，也是自己作为社会一员应承担的责任。没有超能力，只是超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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