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性侵，受害者为何沉默
女性被熟人强奸的风险是被陌生人强奸风险的4倍。这是出自书籍《危险的熟人》里的数据。这本首次出版于30年前的书籍，正在中国读者中重新流行，得到共鸣。
熟人强奸是强奸案件里一种隐秘的存在。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正常的人际交往，熟人强奸案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难以厘清侵犯边界的难题。
甚至，还没走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一些受害者女性没有意识到或者否认自己曾受到性侵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的女性，往往也不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她们独自承受创伤，有人甚至开始反省是否因为自己的某些处事失当，导致对方误会了自己。
洛丽一开始没搞清楚状况，起初说好的四人约会，只有她和埃里克到了。
埃里克25岁，洛丽19岁，他们在洛丽打暑假工的餐厅相识，但没有深入了解过彼此。这本来是另一对青年男女艾米和保罗的约会，洛丽和埃里克只是双方邀请的陪同者。随着烧烤聚会的进行，艾米和保罗一直没现身，倒是来了不少埃里克的朋友。整晚埃里克不停地调酒，对洛丽说：“来，喝一杯吧，喝喝这个。”洛丽不想喝这么多酒，埃里克则一杯接一杯把酒喝个精光。
洛丽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不好当场表现得大惊小怪。等朋友们陆续离开，埃里克坐在沙发上开始亲吻洛丽，这时她没有拒绝，对亲吻的体验感觉还行。
接着埃里克从背后把她抱起来，用手遮住她的眼睛在房子里穿行，洛丽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埃里克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继续亲吻，然后开始脱她的衣服，洛丽突然警醒起来，说：“等一下，停下，你得知道我并不想这么做。”埃里克说：“那刚才在沙发上算怎么回事？”洛丽回答他：“那只是一个亲吻，到此为止。”
这是《危险的熟人》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该书作者罗宾·沃肖指出，女性对于性行为往往有着清晰的边界感，而男性却只想达到最终的目的。洛丽明确拒绝性行为之后，埃里克却不打算停下自己的动作。洛丽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时埃里克把她扔到床上，开始脱她衣服。她不停反抗，拼命推埃里克，而埃里克似乎还乐在其中。
埃里克带着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很多女人都喜欢这么干。”然后又说：“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或许你也该成熟点儿了。”最终洛丽耗尽了力气，埃里克趁机强行得逞。
《危险的熟人》首次出版于30年前，是美国首部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暴力调查报告。报告呈现出一组令人担忧的数据，在当时，25%的美国女性遭遇过强奸或强奸未遂，其中超过80%的人认识袭击者。事件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那是熟人强奸问题第一次被正视，在美国引发广泛讨论。
一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有关熟人强奸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现象多年来并没有减少。2014年5月《时代周刊》报道了蒙大拿大学的一系列性侵事件，并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校园里的性侵危机》，文章引起白宫方面重视。2014年底，民权办公室第一次将接受调查的大学公之于众时，有55所美国大学赫然上榜。一定程度上，几年前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是校园性侵运动的延续。
本书尽管围绕校园强奸案例展开，但作者罗宾·沃肖强调，在现有的社区公益调查显示：总体而言，校园里发生熟人强奸的几率和社会上发生的几率区别不大。罗宾·沃肖给出明确的结论，大部分被强奸的女性，遇到的施害者都是她们认识的男性，不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选美小姐，还是有智力缺陷、被放逐在社会边缘的人。
《危险的熟人》书中，还给出一个大众难以察觉的数据，女性被熟人强奸的风险是被陌生人强奸风险的4倍。诸多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是在约会和聚会中。除了大学生，受害者还涉及单身职业女性、已婚和离婚的女性。施暴者可能是同学、同事、异性朋友、邻居、亲戚，这些危险的施害者藏在熟人的身份之下接近受害者，降低着受害者的戒心，伺机得逞。
22岁的宝拉是一位社会服务工作者，与年幼的女儿一起住，在一家医院里提供社会服务。医院有位年轻实习医生，个子很高，长得好看，和医院里不少女性都约过会。
他对宝拉穷追不舍两个月，一直对她说：“我只想请你过来吃晚餐，没别的。”此时宝拉刚和男友分手，这位医生的未婚妻住在城外。聊了几次后，宝拉觉得他还算和善，于是答应去他家吃饭。饭间他们互诉衷肠，吃了美食，还喝了一瓶红酒。宝拉想要离开时，他恳求她多待一会，拿给病人缓解痛苦的医用大麻引诱她吸食。
这种需要处方才能开的药品对人体作用很大。吸食医用大麻后宝拉开始出现幻觉，眼前男人的身体和脸是分开的，整个世界变得歪七扭八，她渐渐感觉浑身无力，动弹不得，变成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性侵了她。
灌酒、用药是一些男性达到实施性暴力目的的主要手段。整个施暴过程宝拉一直在说不，但在一些男性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里，女性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认为她们只是在玩欲迎还拒。宝拉记得那是一种永无止尽的感觉。
施暴结束后，她感受到的是惊恐。因为羞耻，她事后拒绝承认自己被强奸过。她不知道自己当天是怎么开车回家的，只记得到了家她把事情告诉嫂子，嫂子气愤地想找那个男人理论。不过作为受害者的宝拉反而求嫂子不要把事情声张出去。
熟人强奸的案例中，因为有人际关系的牵扯，受害者往往会出现刻意隐瞒或者拒绝承认的现象。宝拉当时没意识到对方的行为是犯罪，也从没想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揭发这位同事的罪行。“对他的愤恨只是你骗了我，你耍了我，你玩了我。”宝拉回忆。
在认知混乱的情况下，一些创伤留在了心底，她选择独自承担。事发一个月后，宝拉搬到1000多英里外的地方，跟家人一起住了段时间。她再也不想与人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尤其不能接受父亲的触碰，甚至连离父亲近一点都不愿意。为了躲避男人的目光，她还剪短了头发，开始穿中性的衣服，也基本没再化过妆。
她试图将身上女性特征彻底抹掉，感觉这样才能安全一点。
30年后的今天，《危险的熟人》在中国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共鸣。在国内某读书软件上，一位读过这本书的女性读者评论说：“我很小就知道熟人强奸这个事真实存在，因为我就是熟人强奸未遂的受害者，本书主要为大家了解熟人强奸揭开一个口子，人们以为某些不存在的事情实际上发生频率非常高。”
事实上，强奸受害者中除了大多数女性，也有少数男性。美国一些专家估算，去强奸应对危机中心的受害者中10%是男人，几乎所有男性受害者都是被其他男性强奸的。相比于女性他们更加不会去寻求帮助。
本书主要以讨论女性受害者为主。她们遭遇熟人强奸的场合不仅有约会，还有参加校园活动、求职、学生聚会、郊游等，会发生在大都市和小城镇，也会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和教育程度、财富数量无关。
可能有人认为，大概率是没有见过社会险恶、没有社会经验的女性，才有落入侵犯陷阱的危险。事实上拥有社会经验的女性，也有遭遇侵犯的危险。《危险的熟人》作者经过调查发现，一些女性遭到强奸时年龄超过30岁，她们大多社会经验丰富，同样没想到自己会被侵犯，属于受害者中更为“隐秘”的群体。
海伦是科罗拉多州一位37岁的妇女，也是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她在与一位男性第三次约会时被强奸。瑞伊45岁，邀请一位相识的男子到她家喝咖啡时遭到了强奸。
熟人强奸之所以隐秘，是因为有些陈旧的规训对其形成遮蔽，难以被广泛地认识到。即便是当前社会，人们也容易被一种广泛传播的谬论欺骗：认识的人不会强奸你，好女孩不会被强奸，大学校园这类场所很安全，不会有强奸。事实上一些强奸者很可能就活跃在附近。
18岁的大学生唐娜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20岁的伊莱，两人聊起老家的事。午夜12点45分左右，聚会散场，伊莱邀唐娜去他家再聊会儿。在伊莱家，两人看了会儿电视，然后伊莱转身亲吻唐娜，还让唐娜跟他上楼。唐娜说：“我不想去，我们到这来不是为了聊天吗。”伊莱回答：“我们不会干任何你不想干的事。”
强奸发生的时候，男女的性别角色会起推动作用，一方用谎言极力诱导，另一方则服从社会对该性别的规训。
唐娜虽然在聚会上喝了两瓶啤酒，神志还是清醒。一上楼，伊莱示意她坐在床上，转身锁上房门的三道锁。他立马开始亲她，被她推开。伊莱仍然说：“我们不干你不想干的事。”接着他把她放倒在床上，伏在她身上开始亲吻，对她的拒绝不予理会。作者罗宾·沃肖指出，男人受到的教育是将约会视为一种精心构建的策略，每一步都要以最终目标性交为考量，他会不断试探，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
伊莱一直求唐娜跟他一起过夜，唐娜拒绝说：“不行，明天我还有很多事，我得赶快回去了。”他终于闭嘴，唐娜心想自己马上就可以走了。当她正要起身时，伊莱扒下她的裤子。唐娜一边说不行，一边把手放在盆骨上，同时掌心向上把他往外推。
她的拒绝在对方的认知里是完全另一个意思，反而在刺激着他的性欲。伊莱的力气很大，某一刻唐娜放松了一下，伊莱就得逞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谬论认为，女性没有拼命反抗就说明她不是被强奸的。事实上，法律界定的强奸是只要违背对方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属于强奸。
在这个案例中，面对沟通矛盾，男性对女性表现出社会性的“装聋作哑”。而唐娜尽管不情愿与伊莱发生性关系，她的拒绝在男性看来似乎有些暧昧。为什么不喊叫？为什么不拼命咬他？为什么不猛拍锁死的房门？这些选择不一定能让她免遭强奸，但唐娜当时连想都没想过。
“因为从一开始，唐娜就被她受到的男女互动方式的教育束缚了手脚。”作者给出这样的解释，他指出，通常的约会过程男人会承担酒水、食物、娱乐等开销，以为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与约会对象上床，女性会因为对方在金钱的上付出，心理上感觉亏欠因而不敢惹怒对方。另一方面，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教育是不应该强行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应该伤害他人的感情或拒绝他人，而应该安静、礼貌、不作不闹。
沉默，被一些性侵犯者认为是同意的意思。但实际上，沉默不代表同意，只代表沉默。如若双方权力不对等，同意也可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写过一本名为《同意》的热销书，讲述了她14岁时被年长她30多岁的法国作家G引诱、控制，并发展出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说：“是的，我同意了，他们说我不是受害者，而是同谋。”
在双方身体和心理上的彼此拉锯中，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是很容易溃败的一方，最终导致强奸案的发生。等到一切结束后，男性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行为属于强奸，有些男性甚至相信这世上存在着“正当强奸”，这也是错误的。
强奸不是一个所谓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性起后不得不做的事。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家佩姬·里维斯·桑迪在一项关于强奸的跨文化研究中说：“暴力是一种社会性程序而非生物性程序，强奸并不是男人的天性，而是男性以暴力表达其性别自我的程序。”
国内，也有一些男性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获得启示。一位男性读者读完本书后发布评论：“以前真没认真想过那种违背女性意愿，在一个暧昧不清的环境里强行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男性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才能改变熟人强奸的状况。”
毋庸置疑，事件当中唐娜是唯一的受害者。她回去后哭着告诉室友发生了什么，室友带她去了学生健康中心，又去医院做强奸后的身体检查。唐娜决定不对伊莱提起刑事诉讼，而是向学校司法委员会报告，经过3小时的听证，委员会判定伊莱违反了学校的行为规范条例。
校方规定强奸初犯者应被处以停学，最后伊莱却只被判了缓期执行和写一篇关于性侵的论文。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每天发生35.29起强奸案。在我国，每年有数万起强奸案发生。在国内一些被爆出来的熟人强奸案件中，强奸者与受害者之间往往夹杂着金钱和权力上的不对等。
要厘清的认知是：强奸不能被理解为性行为，而是绝对的暴力行为，是违背受害者意愿对其身体的一种侵略，会对受害者身体和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2023年4月底，流传出一页创始人范新性侵员工未遂的事件。作家苏美如此评论：“强奸未遂不是一次未完成的性行为，而是一次已完成的暴力行为。”
面对这种伤害，有些女性做出的反应是否认、隐瞒、拒绝承认，甚至不得不把整个事件美化成爱情才能从中获得解脱。
本书的一组研究数据表明，遭到符合法律定义的性侵害的女性中，42%的人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被侵犯了，只有27%的人认为自己是强奸受害者。否定熟人强奸的既有男性又有女性，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对女性充满怀疑，极度缺乏同情心，并且非常蔑视那些不符合他们认知的统计数据。
一些否认自己被强奸的受害者，是因为不想面临社会关系的压力。《危险的熟人》作者罗宾·沃肖也给出一些原因，她们不想让那个熟人陷入麻烦；对强奸中的一些细节感到尴尬，例如跟着男人离开了酒吧，吸了毒等；害怕自己因为这件事遭到指责；或者觉得男方社会地位太高，他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
对许多女性来说，否认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帮助她们远离那次经历带来的痛苦。
在自家农场，邦妮被一个已约会了三周的男子强奸。那是她的第一次性经历，当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人。5年后，一个陌生人闯进邦妮的公寓，性侵了她和她室友。这件事她谈起来很自如，因为对方是陌生人，她能轻易判断自己被强奸了。而对于5年前的那次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承认，甚至在她加入了强奸受害者互助组时也不承认。
直到后来她读到了一篇关于熟人强奸的文章，才意识到自己有过同样的遭遇，那时距离她被熟人强奸事件已过14年。“那感觉就是如释重负，豁然开朗，过去发生的事一件件闪现在眼前，都说得通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谈论它了。”邦妮说。
一些受害者因为被强奸而陷入深深的自责。20岁的妮娜在医院做了个切除了一侧卵巢的手术，出院两周后，刀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答应和朋友们去当地一家俱乐部玩。在俱乐部她碰到高中时代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孩拉里，两人聊起来，妮娜告诉他自己最近一直在住院。
拉里邀请妮娜去他家参加给室友庆祝生日的派对，因为是老同学，她没有警惕。他开车带她来到一幢位于乡下的房子，妮娜没多久就觉得累了，其他人纷纷离开派对，她也请拉里开车送她回家。可拉里也说他很累，开不了车，问她是否愿意在这里留宿一晚，楼上有多余的房间。妮娜觉得对方知道她所有的手术细节，一定明白性爱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答应留宿。
没成想一上楼拉里就变成恶魔，扯下她的裤子。妮娜一开始拼命反抗，叫他停下来，遭到威胁时她开始苦苦哀求。等一切结束后，拉里睡着了，她蹑手蹑脚地下楼给室友打电话，室友赶过来把她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当一个警察问她出了什么事时，她什么也不敢说，因为她觉得整件事里有太多地方都显得自己很傻很天真，会被人说闲话。
“我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我为什么不喊他的室友帮忙？我为什么以前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她陷入到无穷尽的自责当中。
熟人强奸因为缺乏有效的证据，最后难以进入司法程序。许多女性提到，遭到强奸后，并不想马上就接受警察的盘问或到医院接受详细检查。她们认为警察不会相信她们的话，还会指责她们，或者根本就不把这件事当强奸看。后来妮娜还是把事情告诉了警探，警探告诉她，因为她也喝了酒，是自愿跟男方出去的，而且这个人她还认识，所以州检察官不太可能判其强奸，不过可以以严重殴打罪起诉这人。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洛丽，在遭受埃里克强奸后同样没有报警，她害怕埃里克会把事情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她。回到家她往床上一躺，盖上了被子。在那个仲夏的晚上，她把护腿、保暖内衣等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裹在身上。好不容易睡着又被噩梦惊醒，她梦见自己就站在那里，看着埃里克对她干那些事。有两周时间她没法跟人交谈，人们跟她说话她也少有反应。
一度她感觉自己像个僵尸，哭不出来，笑不出来，也吃不下饭。妈妈问她：“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没什么。”同妮娜一样她也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他觉得可以那样对我？是不是我跟他接吻是错的？是不是我答应跟他出去、到他家里这事做错了？”
一些受害者能从自责和伤痛中走出来，也有受害者选择不与痛苦和解。台湾作家林奕含少女时期被补习班国文老师陈国星长期性侵，高中时她患上抑郁症，后来她根据自己的遭遇写出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的火爆没能让她从伤痛中走出来，最终她在26岁这年选择自杀。
在林奕含的书中，描述了和房思琪有共同经历的女孩经历的一种此前不为人知的困惑和痛苦。强奸房思琪的补习班老师告诉房思琪，是因为老师爱房思琪，房思琪也欣赏老师，才一起促成了他们在老师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他巧言善辩，无视房思琪拒绝发生性行为的事实，把强奸施暴狡辩为两个相爱的人合谋背叛了老师的婚姻，这也导致了房思琪陷入困惑和深刻的痛苦之中。
林奕含曾在采访中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我宁愿大家承认人间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我最讨厌人说经过痛苦才能成为更好的人，我好希望大家承认有些痛苦是毁灭的。”林奕含说。
事实上，很多人遭遇熟人强奸后，很多人开始陷入这种自我纠错式的思索：是不是因为我释放了某种错误的信息，导致对方误会了我的意思？诸如此类，让受害者痛苦。
如同一些受害者一样，遭遇了熟人强奸后，洛丽不仅难以将凶手绳之以法，为了躲避施害者，搬到了150英里外的另一座小镇。明明自己是受到伤害的一方，付出代价的却也是她。新的小镇没有熟人，不会有人对她的遭遇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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