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停的天涯论坛，曾是我的大学
4月底，天涯论坛官网无法打开。“天涯倒闭”的传言引发网友集体怀念。
天涯论坛在互联网走向中国大众的初期，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活跃知识分子，他们灌水、创作、论战，使得天涯成为互联网文化的源头之一。本文作者彭远文先生是一位70后，他在高中毕业后南下广东打工，常年混迹于天涯，与网友相识、学习、辩论，并成为线下的至交。后来，他逐步走出工厂进入央视，成为资深媒体人。
彭远文说，天涯论坛就是他的“大学”。他的个人故事也是互联网金色时代的一部分。
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记性很差，过去对我而言很多时候就是一团混沌。我不记得哪一年注册的天涯，倘在以前，可以登陆查看，现在天涯也打不开了。
很多人怀念它，我也是。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来说，天涯就是“我的大学”。
上天涯大概是2001年，那时我20出头，在广东东莞虎门的一家文具厂打工。
再早之前，我在四川乐山的一家三线厂（注：上世纪军工企业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建的工厂）上班。我是在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托关系进了厂——这对于农民出身的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年少轻狂，总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两天看《漫长的季节》，我就是剧中的王阳。在经历了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闹剧之后，父母终于明白这个孩子管不住了，放我去了广东。
1997年，我进了东莞虎门南栅工业区的利高文具厂开铣床，一呆就是四年。
那正是《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时代，我以前常说，启蒙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份报纸和两个人：《南方周末》、胡适和王小波。
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读到《南方周末》上朱学勤那篇《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我才知道原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有别的思想体系。在南栅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我借到了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我曾在天涯的一篇帖子这样写到：“我在走廊看到晚上十二点（宿舍开灯会影响工友睡觉），告诉自己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那时候一天要上十一个小时），可是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眠，于是走出门，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下去。”
但在工厂里，很难找到能够交流的人。利高厂工程部很多国企下岗出来的工人，我跟他们有相似经历，但看法不同，经常吵架。他们说“xxx养大了你，你这叫忘恩负义“，我说“明明你的父母养大了你，你这叫认贼作父”，愤激之下，甚至摔门而去（完事了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在厕所抽烟聊天）。
我记得当时给《南方周末》写信，说我“很寂寞”。《南方周末》后来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某一期报纸上，我知道了天涯社区。天涯对我的意义，就是在工厂之外打开了一扇窗。从此一点不寂寞，热闹得不得了。
上个月，我给一些年轻的朋友做了一次读书分享，提到读书很重要的有两点：一要不求甚解，二要带着问题，跟人吵架——说的就是我在天涯的经验。
之前在工厂是没人交流，等上了天涯，尤其是关天茶舍，赫然发现居然这么多人对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话题感兴趣，而且，一旦跟人吵起来，才会深切体会到何谓“书到用时方恨少”。
前不久，我加了一个关天茶舍的网友群，很多人还提到当初一面翻书，一面跟人吵架的经历。我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学术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已经是哈耶克比较通俗的一本书了，但翻译体加上专业术语，对于我这样的高中生来说，门槛着实有点儿高，可为了吵架，我硬着头皮给啃完了。
当时关天茶舍的版主是王怡，为方便大家吵架（王怡原话是：“为着与大家交流，以及为了对更年轻的朋友有所裨益。”），他特意开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书单》，一共有125本，一大堆听都没听过的外国人的名字，国内作者的书只有10%。多年后，我去北京一个朋友家，看到他书架上的书，顿时惊了——这不就是我家书架吗？
那时候我几乎每个月跑一次广州天河购书中心或深圳书城，工资基本上都花在购书上面。记得有一回挑完书去结账，临时赶紧放了两本回去——差点忘了留回程的路费了。还有一次在回去的中巴车上被查暂住证，我大为紧张（担心被收容遣送），赶紧把书拿出来抱在怀里——书果然是有用的，查证的随便看了我一眼就过去了。
2002年，我从利高厂辞职，去了广州学而优书店做店员，从此可以敞开看书，不用花钱买了。在书店我负责部分店面宣传工作，除了王怡的《自由主义的书单》，我还整理了《女性主义的书单》《制度经济学的书单》《农民问题的书单》等，打印出来贴到墙上，供读者参考。《农民问题的书单》我在豆瓣做了一个豆列，这些年偶尔登录豆瓣，“提醒”往往都是又有网友关注了这个豆列。
阅读，进而理解，然后再写出来，与人往复辩论，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让我获益匪浅，那大概是我一生中成长最快的两三年。在天涯，都是靠文字说话，没有人在意我打工仔的身份，即便知道，也只会加分，不会减分——已经成名的作者，往往会因此对我格外照顾。四川作家冉云飞（在天涯的网名叫“敌人韦小宝”）就经常在我的帖子下面留下夸赞之词。后来在成都网友聚会，老冉还打车把我送回住处，说了一路鼓励的话，现在想起来，内心仍非常感动。
这种平等开放的气氛至今让人怀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很谦和，事实上多数人辩风凶猛，毫不留情。前几天十年砍柴写了一篇回忆天涯的文章，转发朋友圈的时候我摘录了其中一段：“天涯社区的网友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争论，大多有君子之风，骂脏话、人身攻击几乎没有，更没有以官方语言作为“倚天剑”来逼对方认输或闭嘴——因为如此做会被人鄙夷，再没人搭理，是自取其辱。”
谁也管不住这帮网民。斑竹（注：版主）顶多删帖禁言，且必须说明理由，一不小心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倒版”（要求换版主）时有发生。
我在天涯的最高成就是当选了关天仲裁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被设置为网民与版主之间中立的第三方，用来作为裁判，有种“民主过家家”的意思。大家参与非常积极，参选的人都郑重其事写了参选宣言，到处拉票。最后选出9名委员，我得票最多（不是因为我见识过人，大家大概觉得我为人比较厚道）。9人当中，有一位唯一的“左派”，就是马前卒，现在人称“马督工”。
除了个人成长，另外一个收获是朋友。在天涯，我结拜了三个兄弟：黄阿狗、小闲和如风。我记得好像是我跟阿狗打电话，聊着聊着，我们有了这样的对话：
“不如结拜兄弟吧。”
“好啊。”
“对了，小闲和如风人不错，不如把他们一起结拜了。”
“可以啊，要问问他们吗？”
“不用吧，回头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于是我们四个，连面都没见过就结拜了。那时阿狗在深圳做销售，“黄阿狗”这个ID来自银河映像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小闲在武汉做巡警，业余在天涯连载《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如风是天涯的管理员，从此我们也算“上面有人”了。
后来如风想开一个“新闻众评”的板块，邀请阿登、石扉客和我做版主。阿登是通过《南方周末》“读者来信”认识的朋友，从利高厂离职之后，我一门心思想要进入文化行业，再也不想开机床，然后就失业了一年：半年住在堂姐家，半年住在阿登家。那时候他刚毕业，进入南方的报社，收入不多，自身难保，还是收留了我。
石扉客则是因为湖南教师李尚平被枪杀案，他去了当地调查（当时他还没有做记者），介入很深，我跟他商量在网上给李尚平老师做一个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过了很多年，还一直有人去悼念。石扉客那个调查贴，也时不时被人翻起来。我正失业，没有钱，建网上纪念馆的几十块钱还是问石扉客要的——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他也穷得要命。不过，石扉客后来辗转多家媒体，当了几次主编。
当时写新闻评论写得最多的，是五岳散人和十年砍柴，被称为“一五一十”，他们也时不时来“新闻众评”发帖。此外还有四川曾颖，温和坚定且有悲悯之心，笔下的小人物时常令人泪下。后来我回成都，专门约他喝过一次茶，果然文如其人。说来也怪，我所见过的天涯网友，大多文如其人，有个别网上言论激烈线下彬彬有礼，但深聊下来，人品见识都和预想的很接近。
大家并不满足只在线上说话，总会延伸到线下。
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除了线上谴责抗议，很多人去了线下。阿狗去了深圳世界之窗，我和一些网友去了广州越秀区的海珠广场。在海珠，我认识了一个广东本地朋友，叫钟颖川。我也奇怪，问他：你一广东仔，来凑什么热闹？他说：我可能不会被收容遣送，但谁能保证我其他时候不会被搞？
我至今还记得钟颖川说过的一句话：“等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如果社会不如我们的意，千万不要抱怨，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不负责任造成的。”
还有一位叫温克坚的网友当场做了文化衫分发，前面是孙志刚的头像，后面是文字，我选的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时在北京，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200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日起《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这件事给了大家极大的鼓励，原来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事后我在“新闻众评”发过一个帖子，标题叫《有一种伤害我们浑然无觉》，大意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但因为长久以来的阴影，“写文章我们会自动过滤掉不合适的词语，行动上我们会无意识地避开一些其实可行的方式。这种伤害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种伤害已经太深。”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学而优书店做店员了，以书店的名义，我组织了一次线下讲座，请的是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现场来了很多天涯的网友，声势浩大，大概是天涯在广州的第一次大规模线下聚会。第二次讲座请的是杨支柱，当时他以批评计划生育著称，有人戏称：要有十个杨支柱，计划生育早废除了。支柱兄从北京赶过来，预定的宾馆会议室被临时取消，于是大家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边走边热烈讨论。
2003年底，在天涯认识的网友老莫，把我从广州叫到了北京做出版。那时候有不少人是被老莫叫到北京的，包括前不久上映的《不止不休》的记者原型韩福东。老莫也是我思想上的指路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不懂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老莫给我说了几句，顿时豁然开朗。
2003/2004年的北京，各种线下聚会和讲座搞得如火如荼，最有名的是三味书屋的讲座，持续了很久，秦晖、贺卫方、陈志武等自由派公知都去讲过。还有一次是王怡，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做主持人，幸好根本不用我说什么，大家自然会讨论得很热烈。讲座结束，意犹未尽，大伙儿再找一个地儿聚餐，继续讨论，然后AA结账走人。
谁能想到，现在“公知”已经成一个贬义词了，不过在我这里，一直是个褒义词——想想看，要有足够的知识积淀，还要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要两者皆备很不容易，扪心自问，我还差得太远，想都不要想了。
线下的热闹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线上的热闹，很多网友也都离开了天涯，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去了媒体，其时媒体人中有过天涯经历的不在少数。石扉客去了央视，在他介绍之下，我这个学历低没经验的人，也进了央视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栏目。
我第一次采访就是石扉客带着去的，做一个发廊女被害的案子，她留下了6本日记，写满了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我和石扉客去了她的家乡，然后回到她遇害的兰州——至今犹记，在收容管教所采访她的同室，我紧张得汗如雨下。
回到北京之后，我采访了性学家潘绥铭，节目中用了一长段潘的采访，其中有这么几句：“历史上一直说：婊子无情。婊子怎么无情啊？她是对你无情，你是嫖客当然无情了，那就对了。她跟她父母，跟她兄弟，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孩子怎么无情？当然有情了！但是这以往一切对小姐泼的脏水，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就以偏概全，把她们生活中的这一小部分，整个覆盖到全部生活。”
这是我整个媒体生涯的开端，迄今已有17年。
2005年之后，我几乎就不怎么上天涯了。一直到上个月，传来天涯网站打不开的消息，很多人感怀往事，其实，大家更多怀念的是人。
这些年，这里面最有勇气的人进了监狱。到现在，做媒体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媒体。还有人去了国外，最近的一个是慕容，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武汉疫情的书……更多人在苟延残喘，但仍未死心。
十年砍柴，我们当中最勤奋的表达者，二十年来从未停止，只不过最近公号写得少了，书法倒是写得多了。
我的兄弟如风，去了成都，人称“风哥”，他和同道这两年组织了无数的线下活动，创造了所谓的“成都生态”。去年我回成都，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活动。那时成都刚刚解封，有60人参加，在一个受疫情管制影响快要开不下去的火锅店，喝酒聊天，高谈阔论，我最喜欢的，是大家一起高喊“F*ck you”。
前几天五四青年节，有朋友把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拍了照片发我，我发了条朋友圈：“何谓青年，保持不服从就是青年。”
以此自勉，并怀念天涯和天涯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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