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1期期刊要览
本期内容提要
01
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鲁明川（浙大城市学院）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作为全球化的孪生物——逆全球化也始终相伴存在。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全球化在两者“周期性运动”中曲折前进。全球化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失衡是导致逆全球化的直接诱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则是导致逆全球化的深层根源。面对当前人类全球化秩序变革与调整的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推进新型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02
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立法导向与法律制度体系
王俊豪、冉 洁（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
胡 飞（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
改革导向和公共利益导向是政府监管立法的基本导向，中国特色立法导向应坚持立法与改革相兼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利益导向。中国特色政府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是以宪法为指导，法律为基础，以其他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强制性监管标准等制度为支撑的有机整体。构成整体的各种法律制度要素相互联系，在规范政府监管中具有不同定位和功能。基于对现行政府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短板弱项”分析，需要从多种途径完善中国政府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03
“负竞争性”：对新古典经济学物品划分理论的挑战与完善
——兼论平台经济的生发逻辑
阳晓伟（宁波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
内容提要：
竞争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物品划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为物品因使用而引起数量或质量变化，进而使得其他人在使用该物品时的边际效用发生改变的现象。受提出者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等经济学大师的影响，学术界长期认定物品的竞争性只能在“有-无”或“强-弱”的非负区间取值，忽视了负竞争性的存在。与（正）竞争性相反，负竞争性表现为物品因使用而质量上升或者数量增加。通过经典语言文字、公共池塘捕鱼、平台经济等案例，文章论述了负竞争的客观存在性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其一，负竞争性长期被忽视的原因在于“生产-消费”完全对立的二分法，忽视了生产型消费的存在；其二，通过引入负竞争性，物品划分的类别可由传统的四大类拓展至六大类。
04
土地配置制度创新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评估
邓慧慧、赵晓坤、李慧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内容提要：
在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的现实下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最大化土地利用效率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本文以浙江“亩均论英雄”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合成控制法评估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创新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通过“亩均论英雄”的政策设计，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上展开“逐顶竞争”，这个“趋好的竞争”来自于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全面科学的考核体系、财权事权进一步匹配构成的复合型强激励策略；第二，通过这个政策设计，地方政府从“以地谋发展”转向生产率和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但仍然保留了土地对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工具性，体现出在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联动改革没有完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理性逻辑；第三，“亩均论英雄”改革将资源要素的差别化配置与“亩产效益”结合，显著提升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纠正土地资源错配、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倒逼企业创新等途径实现。
主题研讨：法律职业伦理研究
学术主持人：陈林林
05
法律的“职业”伦理：一个补强论证
陈景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包括法律职业伦理在内的所有类型的职业伦理，都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它是一种“职业伦理”，而不是日常道德？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职业伦理这种道德评价出现的场合，是一种“规则允许但道德不允许”的情形；并且，这种情形必然涉及到“规则的实践”的理解，这是一种以主要社会制度实现社会基本善的实践。由此出发，就会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并不是每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都有职业伦理；第二，职业伦理必然是职业性的，而不是日常道德的。
06
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之改进
——从错案责任到司法裁判行为
陆幸福（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内容提要：
我国法官责任豁免的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各种法律和司法文件，既有概括性规定，又有具体规定，还有间接性规定。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存在形式性缺陷、模糊的有限豁免和误导性的错案责任等不当之处。法官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即司法裁判行为，应该成为法官责任豁免对象。以之为核心构建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既可以充分保障法官正常行使职权，又能够对故意违法裁判行为予以追究。《国家赔偿法》《法官法》等相关法律文本需要据此改进。
07
法官职业道德的批判与重构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考察
邱昭继（西北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官职业道德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法官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存在批判和重构两个维度。要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官职业道德观，必须结合语境从他们的文本中区分肯定性叙述和否定性叙述。为民、公正、独立、理性、合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的法官职业道德，马克思和恩格斯法官职业道德观的核心是司法为民和司法公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观。
08
自由意志与法官的道德责任
黄伟文（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内容提要：
法官可以自由地作出裁判，因此法官应为其裁判承担道德责任。作为法官道德责任基础的自由，是一种作为慎思的自由，它对负责任的裁判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法官应把自己视为法律人共同体的一员，并根据专家标准作出慎思的裁判，尽最大努力追求司法之善。这种责任观为司法提供了一个诱人的伦理目标，使得法官不仅仅是在整体的，而且也在个人化的意义上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实践者。
09
风险标识及其整体迁变趋势
王海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
面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当代风险，有必要对人类社会是如何标识公共风险进行整体观察。公共风险是未来可能带来危害的不确定性，它为人类社会所标识。早前，基于进化压力，人类发展出风险标识的生物基础、社会工具、文化和制度。风险标识，整体迁变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标识的理性化，二是标识的制度化。从通灵标识到祛魅，风险标识呈现出理性化趋势。风险标识的工具意义，内在地决定了风险标识制度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风险标识的理性化、制度化趋势蕴含着自我否定的风险：理性供给的渐进性、机构化可能导致神灵再兴和理性失灵。
10
教育水平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项数理社会学的研究
张云武（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以数理模型公式化的形式，明确了教育水平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为了推导出不依赖于特定数值的一般性命题，采用了模型由2维度（教育水平与出身阶层）2等级（高和低）的要素构成以及教育水平高者优先流入到精英阶层的假设。将精英阶层的选拔机制设定为注重出身阶层的词典式次序模型和注重教育水平的教育至上模型。通过比较分析两个模型，明确了三个问题：（1）教育水平的提升导致代际上升流动的封闭性这一悖论现象的产生条件；（2）教育机会均等化与代际上升流动的关系；（3）根据模型的理论值，推导出相关的理论命题。最后，本文验证了模型的理论值与问卷数据获得的经验值的匹配度以及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11
检察权的自由理念
李建华、屈 煜（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检察权是分权制衡的制度产物，而权力的均衡和相互制约体现出防止极端权力侵害“真正的幸福生活”的道德关切。自由作为分权制衡的正当性依据，以“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的定义扩充了防止侵害的道德内容并提升了其理论高度。每个人的意志自由、道德自律则为分权制衡做道德论证，但自由是排除外在的强制或障碍而能够按自己的意志进行行为，是发挥独特个性的自我实现，以拥有自由意志为前提。自由的道德完满离不开制度的助推，惟有倚靠道德主体人的实践，其中尤应以权力实践为引领表率，检察实践当然不能自外于这一使命承担。自由能为矫正正义的检察制度实践确立道德关注，能为信仰法治的检察权力实践供给道德能量，能为谨业防恶的检察职业实践唤醒道德动机。自由为鉴照指引检察实践更好向善，以臻于完美的理想范型适配分权制衡的生成意义，为检察权启引个人先在的思维逻辑，为检察权划限基本权利的莫近禁脔，为检察权导正守护参与的功用机能。
12
芬伯格的技术解放设想为何落空？
王晓梅、何 丽（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
芬伯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进行现实追问，延续了马克思人类解放逻辑的未尽之意，适时提出技术民主化方案，以技术解放思想有益补充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体系。芬伯格的技术解放思想具有进步意义，通过改造技术促进民主的完善，在技术系统内部寻求解放的张力。然而，他将人类解放的实现局限于技术解放，并寄希望于“责任文化”与技术精英的“良心发现”，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政治学”和“技术万能论”的理论危机，始终未能突破马克思的整体性研究框架。要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回归马克思。
浙学研究
13
浙东学派与工商文化思想
陈立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内容提要：
浙江区域具有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工商文化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商致富观念已经成为越国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以来，浙江不少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重要经济思想和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南宋时期兴起的浙东事功学派，提出了“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等观点，形成了“工商皆本”等精神遗产。除事功学一系外，明代浙东心学大师王阳明也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等命题，在另一种意义上重新评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对浙东学派工商文化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底蕴。
主题研讨：当代美学问题研究
学术主持人：王 杰
14
审美现代性：当代中国的情感民族志初探
王杰（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
石甜（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为对象，探索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民族志，尝试提炼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以进一步探索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崖式断裂。市场经济中的西方化潮流，导致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呈现多重语境的叠合状态。通过当代文艺的情感民族志研究，可以对多重语境叠合下作品的意义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
15
本雅明的“当下性”思想与第三种现代性
李 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内容提要：
如果以对时间的理解为尺度的话，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式的抚慰和以尼采为代表的将人生等同于艺术的抚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的时间理念。本雅明的“当下性”思想是第三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种停顿的辩证法，最能体现这种停顿辩证法的是辩证意象。本雅明之所以提出这种“当下性”思想，首先缘于他的神学思想，其次是他对“经验”的强调，第三是他的寄喻哲学。
16
阿多诺、斯蒂格勒与工业经验图型
泰勒斯·米勒（加州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斯蒂格勒认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康德式经验图型被捕获和扭曲、文化产业对个体的时间殖民等问题，但他认为其中技术的角色并未被充分认识。同样，胡塞尔对时间意识外化的忽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抽象化解读，都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技术的教条理解。斯蒂格勒强调持存技术贯穿人类历史，人类心智本身就是某种技术秩序的产物。身处电影、电视及录制音乐等第三持存已然深度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斯蒂格勒回顾了阿多诺提出的“艺术作品的技术化”，认为应当理解技术作为“已在”在艺术作品时空生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当关涉技术与艺术、技术与审美的问题时，更加多样的、差异性的关系应当被我们思考和探索。
17
清代统一比限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
胡铁球（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
比限制度为清代四大催科法之首，其历经了从“十限制”到“各地灵活设限”再到“上下忙两限制”的复杂演变过程。其中“十限制”约推行了80年（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一年），要求全国通行。“各地灵活设限”推行了约81年（雍正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在这个时段，各地推行“上下忙两限制”渐成风气。不过，全国强制统一推行“上下忙两限制”则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此后终清不变，时间约为90年。但不管是“十限制”还是“上下忙两限制”时期，到各地具体执行时皆有所变异，其中“十限制”时期尤为普遍和复杂。而纳税成本、防止各种弊端以及纳税便利是推动比限制度演变的核心因素，但常常顾此失彼，法久弊生，没完没了，但总体来看，其制度越来越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