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徐勇：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好学者”

徐勇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院长

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首先要了解定义权，定义权有一个原则——“先入为主”，即谁先进入某个领域并能取得支配地位，谁就能成为主导者，这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最初的自然资源是无归属的，属于“无主地”，有人先到，便成为土地资源的主人，取得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时代，最先上市的产品的主人便可以获得定价权并进一步形成主导甚至垄断地位。在生活领域，一些人先来到世界上，便取得为其后人定名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无须后人的认可和同意，改换姓名后，祖宗不认，入不了族谱，进不了祠堂。在政治领域，最先建立政权组织的人会将这一地方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行使统治权。2017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方军队的标语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其中，中国的领土依据是“自古以来”，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古代社会，人们究竟凭借什么来获得资格、权力以及地位呢？很大程度上，这是祖宗赋予的。在思想领域，如果一些人最先对一定的事物产生认识，并通过概念对事实加以清晰地定义，就会形成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毫不夸张地说，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就是由定义权决定的，通过知识生产对一类事实加以概括、提炼、总结，并建立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能够传播、学习、运用的知识体系。没有概念化，社会事实现象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一地鸡毛，人们无从认识和辨别。人们建构概念的过程就是定义的过程，人们在确立概念的过程中，会赋予概念以价值和意义。这种人为定义的概念通过一定的话语来表现，一旦生成并广泛传播就会形成话语权。而事物一经定义并广泛传播便构成标准，规范人的思维，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格式化、模式化，某一话语对人们思维的控制是一种软性权力，即隐性的支配力。建构概念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比如徐老师在建构“祖赋人权”的过程中，发现人们的观念已经被格式化，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某一话语比如“天赋人权”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在知识生产领域对概念的定义权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中国很早就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概念，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先占”原则，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并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相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定价权，知识生产领域的定义权其实更为重要和持续，这主要在于概念一旦形成便可以长期和广泛延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穷尽世界上所有的事实现象。人们必须去不断发现新的事实，并运用新的概念加以概括和提炼，形成新的话语，以获得新的定义权。

“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用于定义某种事物特性的认识工具，它使复杂的事实现象清晰化、概念化，但也会简单化。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形成了对东方国家政治的认识，并分别以“自由与专制”定义中西方政治，形成了“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固定思维。20世纪，德国学者魏特夫集西方学说之大成，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大著《东方专制主义》，将专制概念推向极致。中国人自己长期以来也以“封建专制”的概念定义中国古代政治。20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又以“威权主义”来概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政治。比如韦伯认为，中国是家产式国家，父权式治理，西方学者沿袭这一思路，试图用威权主义概括东亚政治。包括后来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能主义”的概念，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一种定义。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全能主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视角，都是从政体出发，对国家与人们关系的概括，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从理论上看，这三种政治形态是没有活力的，是很难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的。

然而事实是，中国的情况远非如此。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并得以长期延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保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西方学者却仍然囿于原来的定义，比如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以“威权的韧性”加以定义。被定义的中国政治已经远远脱离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也背离了科学认识应该从事实出发的做法。所以，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而重新定义需要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在重新定义中国政治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先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定义存在哪些欠缺。专制主义、威权主义以及全能主义都是基于政体的视角，反映的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纵向关系。而人类社会除了国家与社会的纵向关系以外，还存在社会之间的横向关系。社会是由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不同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并根据相应的规则进行自我治理。与此同时，横向的社会竞争会产生社会分化、社会分裂、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需要凌驾于社会至上的力量—国家加以整合，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所以，要超越被定义的中国政治认知，需要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率先从原始公社，村社整体脱离出来，建立起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家户作为寓血缘、生产、政治于一体的基本单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所有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相互之间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家户制”为横向竞争提供了大量必备条件，如土地私有、土地买卖、租佃经营、人身自由等。无论是相对于古代的村社、部落、庄园一类的共同体，还是俄国的抑富同贫的村社制、印度贫困传递的村社制以及非洲共有共享的部落制，家户制的横向竞争动能更强，效率更高，很好地体现了“不分不活”。具体到中国内部而言，从空间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横向竞争强度有比较显著的差异；从时间上看，自古代起，中国由于国家规模过大，社会主要依靠的是自我治理。1949年中国建国以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也有很大的不同，国家体制并不能完全控制广大农村社会，农民集体和个人必须承担满足自我生存的责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空间。1978年改革将古代社会原有的市场经济元素激活和放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横向竞争，极大地释放和扩展了社会的活力。

纵向整合基于横向竞争产生，横向竞争势必造成社会分化、社会分裂、社会冲突，乃至社会爆炸。这就需要通过整合，弥合社会分裂，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之内。纵向的国家整合是保持农业文明长期延续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能够由一个地域有限的国家不断扩展规模，成为巨大国家的重要原因。整合方式可分为两类，一是有机整合，即不损坏社会的基本活力，弹性治理；二是强制整合，社会活力完全为国家所吞噬，刚性治理。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中国进入了一个国家整合的时代，通过强化国家的力量，强化国家中的政党力量，强化政党中的核心力量，来达到将活力四射又极不平衡的社会整合为一体。

总体而言，转换思维频道，打破原有定义，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定义权的“先占”原则使得概念和知识体系先入为主，并容易形成思维定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政治现象的定义保持开放性态度，相信只有永恒的讨论，没有永恒的定义！

（此文系2017年12月18日许勇教授受“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邀请，做的“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新的分析框架”讲座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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