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书同文：中华民族还有机会吗？（序《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计算机字库字形比较研究》）
张素格
1970年生，河北省高邑县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河北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在韩国祥明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学三个月，学习和借鉴国外语言文字研究和管理经验。科研方面主要关注海峡两岸文字问题和现行汉字字形规范问题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入选“国家语委中青年后备专家库”。
张素格老师的新书《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计算机字库字形比较研究》2019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李宇明、陈双新两位教授为书作序。现为大家奉上本书序一《书同文：中华民族还有机会吗？》。
· 正 · 文 · 来 · 啦 ·
序 一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只因近几十年政治海峡的隔阻，在语言文字和语言生活中出现了歧异。语音和语法方面的歧异较小，词汇方面有些歧异但基本不影响交际。文字之“异”相对明显，不仅存在简繁之别，还存在异体字的选用和微观字形上的分歧。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信息处理准确高效的需要，两岸的语言差异急速缩减，文字差异日渐受到重视。如何寻求妥善的方法和途径，使两岸在“书同文”的道路上能切实有所推进，是当前重要的学术问题、应用问题和语言文字政策问题。
多年前，张素格博士就敏锐地注意到两岸的文字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繁简字上，还存在于大量的微观字形上。她对ISO 10646字符集中两万多字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字形逐个比较，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二者的差异点，从历时角度梳理其演变过程，透视其产生原因，客观分析优势字形的特点和理由，对将来建议统一的目标字形提出建议。该选题既在学术领域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在应用领域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材料选取科学合理，研究过程精心细致，研究结论也较为公允，相信能够起到资政助学的作用。
2018年9月2日，两岸文字学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两岸的“书同文”问题，我应邀作了主旨报告。会议的主题和我的报告《书同文：中华民族还有机会吗？》，与素格博士的大著所论十分相关，应她及其导师陈双新教授之约，特将拙文作为本书序言，以砖引玉。
书同文：中华民族还有机会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而今天，我们还要重议“书同文”的话题，感觉十分沉重。回顾历史，审视当下，展望未来，试问：中华民族还有“书同文”的机会吗？
一 清末以来语言规划要略
120多年前的1892年，卢戇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开启了切音字运动，也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大幕。切音字运动的时代之问是：“汉字—读书—国家强弱？”认为汉字繁难影响国人读书识字，进而影响国家强盛。为富国强民，当时提出了很多关于“辅助汉字、改造汉字、替代汉字”的语文方案，但清朝政府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力实现了。
卢戇章《一目了然初阶》
历史的车轮驶入民国，语言文字规划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停歇。民国期间语言文字规划有不小成绩，最值得圈点的起码有三：
其一，通过审定汉字读音以确定国音，通过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推广国音。
其二，制定了注音符号（1913年订，1918年颁布）和国语罗马字（1928年），使汉语汉字有了专门的注音工具。
其三，在收集俗字、手头字的基础上开始了“汉字简化”（1935年）。
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字表虽然在次年即1936年便“不必推行”，但其影响却大而久远：
其一，开现代汉字简化先河。
其二，一些俗字变为正字，“正字观”发生了变化。
其三，简体字成为手写的常用字，开启了“一语双体”的语文生活。
其四，引发80年简繁汉字之争，至今未息。
《第一批简体字表》示例图
《第一批简体字表》虽然停止推行，但简化汉字的理想并未吹熄。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仍不断有简化动议。例如1952年，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仍提出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
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来讨论。
台湾放弃汉字简化，继而反对汉字简化，是在1966年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之际。1966年11月，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台湾的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做传统“卫道士”，便开始反对简化汉字。1975年8月25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常务委员会议。王云五、陈立夫、于斌担任主席，邀胡一贯、刘季洪、林尹、张希文、周白云等五人，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大陆的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简繁汉字之争原来是文人之争、文化之争，而由此便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之争。
仔细观察，台湾的文字规范并未与简体字（简化字）绝缘，简体字（简化字）以特定方式融入文字规范之中。如“四大字体表”《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罕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异体字表》之中，特别是《异体字表》，就收入了不少简体字（简化字）。1977年制定的《标准行书范本》，收4010字，其中简体就有1580个；这些简体字中有1100个与大陆简化字相近或相同。《标准行书范本》也有简化偏旁，如“犭、纟”等，这就增加了更多简化字。
此种情况，可以看做台湾“简繁汉字之争”的一个小结，也是探寻得到的解决印刷与书写矛盾的一个办法，是提出“识繁写简”命题的现实依据。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汉字规范之路
大陆早年的“三大”语文任务，其实都是历史的接续：推广普通话是对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接续；整理、简化汉字是1935年汉字简化的接续；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的接续。
1955年10月15日-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汉字简化的有关问题，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经过8年的分批简化，1964年3月7日发布了《简化字总表》。1965年1月31日，又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6196字），也称“人民体”，是大陆现行的印刷字形。
《汉字简化方案》第一部分示例图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二简字”没有使用多久就废置了，虽然其正式废止是在1986年6月24日。此后的汉字工作转向了“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二简字”的废止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二简”字是汉字字形简化的极限。收回“二简字”，意味着50年前开始的汉字简化基本止步。
第二，“二简字”并未完全在语文生活中消失，一些人的书写还偶然使用。
第三，大陆也开始反思汉字简化之路，并开始了“简繁之争”。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批准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字表》研制历时12年，集汉字规范之大成。字表在研制过程中，认真考虑过台湾、香港及海外的汉字使用情况，把“不人为扩大汉字形体差异”作为一条研制原则，故而为汉字统一留下了空间。
字表还做了一些缩小汉字差距、方便简繁沟通的具体工作：1.恢复了一些异体字，如“喆、淼、堃、皙、昇”等一些人名常用字。2.进行了简繁汉字对照，特别列出了“一简对多繁”的简繁汉字对照表。3.表外字一般不再类推简化。这一点意义重大，认识到了汉字并不是越简化越好。
三 两岸语言沟通例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海峡两岸的隔离逐渐打破，语言沟通逐渐频繁，语言学界的交往逐渐密切。其中词汇沟通最为明显。
两岸辞典本来就是一个源头，皆是民国时期黎锦熙主持的《国语辞典》的延续。《国语辞典》1926年筹备，1931年开始编辑，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45年出齐，共8册。1947年校勘再版，分为4册。1955年之后，大陆以此为蓝本，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1-7版。台湾1981年出版《重编国语辞典》。1994年出版《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收词16万多，另附十余种附录。
21世纪，两岸合编辞书成效显著。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与中华语文研习所合编《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2014年，两岸政府主导编制了《两岸差异词词典》《两岸生活常用词汇对照手册》。2015年又出版了《两岸通用词典》（收词7万多条）。目前《两岸科技常用词典》（涵盖31个学科1.9万词条）、《两岸科学技术名词差异手册》也正在编纂。两岸共建的“中华语文知识库”网站，及《中华语文大辞典〉（纸质版，收词14万词条）、《中华科学与技术大词典》（涵盖100个学科、60余万组词）也即将正式出版发行。
两岸辞典
还有一些辞书也是由两岸学者共同参与的。如《全球华语词典》（2010）、《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全球华语大词典》明确提出了“大华语”的理念，把大华语看做“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香港的社区语、东南亚的华语、北美及欧洲的新华语等，都是大华语的变体。大华语的理念，也为以后的“书同文”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除词汇沟通外，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例如：
“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是一个系列会议，2005年11月在天津首届召开，之后轮流在两岸四地举行，已持续了13年11届，今年12月在香港召开第12届学术研讨会。明年或后年，在台湾召开第13届。
2013年，两岸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协调小组成立。小组积极推动两岸学术交流。2015年4月，“两岸语言文字调查研究与语文生活研讨会”在福州召开首届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2017年12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二届会议。
上面只是举例性的，两岸语言文字学者之间的交流不胜枚举。这种交流是多方面的、具有学术内动力的，且取得了很好成效，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学术共识。本次两岸的文字学会会议，就是这些交流中的典型一例，也是这些交流的成果积累，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语言生活的相互影响，语言学者的交流合作，为“书同文”酿造了气氛，搭建了平台，准备了条件。
四 没有结语的结语
大陆的语言文字政策可以概括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当然也包括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甲骨文，也包括繁体字。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大陆语言文字规划的基本理念，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字生活的和谐。
现实语言生活中的用字情况，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体说：
大陆目前用字以简化字为主，繁体字为辅。
台湾印刷用繁体字，手写夹杂简体字，能认识一些简体字。
香港、澳门以繁体字为主，生活中用到简体字。其中澳门用字更加具有包容性，被认为更便于做“书同文”的社会实验。
海外华人用字分两类，有大陆式（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式。
国际社会是以简化字为主，繁体字为副。
这种简繁“二元共处”的局面，是1935年开启的“一语双体”语文生活的继续，并可能是一种较为长期的现实。这种局面是我们思考问题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对简繁的认识，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中走出来。简繁差异，表现在文字理念、文字整理规则、文字形体等多个方面，但其分歧被人为夸大了。不管是简化字还是繁体字，都是在试验汉字字形的张力，考验华人的集体智慧。简繁问题，需要学者研究，尽到学人职责，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用字实践。
今天，海峡两岸的文字学家和两岸人民，全球华人学者和全球华人，还需回答百年前切音字运动提出的“汉字一读书一民族强弱”的时代之问，但答案的选项已经不是“辅助汉字、改造汉字、替代汉字”的语文方案，而是“简繁汉字的分合”！简繁融一，对内，惠及子孙；对外，惠及人类。
新时代的“书同文”，也许还难以规划时间表，但是可以设计路线图。在“书同文路线图”的设计上，我们应因势而为，有所作为。
李宇明
2018年12月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国家语委两岸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协调小组组长，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
本周三（4月17日）下午北语教四楼102，张素格老师将进行题为《海峡两岸字形问题的由来、现状与“书同文”展望》的报告，欢迎大家来听讲座，与张老师面对面交流。（点击上图了解讲座详情）
看完本篇序言，你对“书同文”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
本期责编：菜小红
往期回顾
语标
你的语言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