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得”小警察开始巡逻了
“的、地、得”警察遍布全网，无处不在，稍不留意就会被出警。
有出警别人的 ↓
歌名“的、地”合用，歌词“得”半合用半分用。↓
“教室的地得扫了”（“地”为名词，“得”为助动词）
“你的cp真的不行/你的cp真得不行”（“真的”整体作为副词）
除红色标注的“de”外，其他的“de”均不在我们讨论的结构助词范围内。
确认了范围后，我们回到用法上。
结构助词是用来表示某种结构关系的。
定语＋的＋中心语
状语＋地+中心语
中心语＋得＋补语
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定语的标志、“地”是状语的标志、“得”是补语的标志。
那定语、状语、补语又怎么辨别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de前后词语的词性去区分定状补：
定语＋的＋名词（戴帽子的女孩）
状语＋地＋动词/形容词（高声地喊/天渐渐地冷起来）
动词/形容词＋得＋补语(走得很快/红得发紫)
但有些情况下，单靠词性无法正确判断该用哪个de。如：
进行认真de调查。（正确答案：的）
“调查”是动词，按照公式这里应该填“地”。可正确答案为“进行认真的调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好从语法书里找原因。
翻开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答问》，发现这个问题早就被讨论过了。先生认为词性判断并不靠谱，区分定状补最好的方法是要看整个偏正结构的性质。如：
群众de支持、温度de下降（正确答案：的）
如果去看de后词语的词性，那么“群众、温度”都应该是状语，de要写成“地”，但并非如此。有人解释之所以要用“的”是因为此处的“支持、下降”已经名词化了，但先生认为名词化说法是循环论证，并非有力的结论。“群众的支持、温度的下降”要用“的”是因为它们整个是名词性偏正结构（不能做谓语，也不受副词修饰），de前的修饰语是定语，写“的”才是正确的。
再来说下“进行认真de调查”。“认真de调查”是宾语，由于“进行”这类动词对宾语有特殊要求，“认真de调查”不能受副词修饰，也不能带宾语。这些现象说明“认真de调查”在这个位置变成了名词性偏正结构，因此只能写“的”。
还有一种情况：
认真de调查很重要。（正确答案：的/地）
“认真de调查”处于主语位置，名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都能做主语，所以“de”前既可以是定语，也可以是状语。“的、地”用在此处都对，只是不同的“de”会让整个句子在语义上有细微的差别。
大家看懂了吗？
不过不用太焦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词性判断就能解决大部分“的、地、得”的区分问题。遇到疑难情况即便用错也没什么好害臊的，错了改正即可。毕竟当前的语文教育系统里淡化了语法教学，要求所有人都正确地掌握“的、地、得”的用法，的确有些严苛了。
既然有些情况下难以区分“的、地”，而且的确有大量合用的现象存在，是不是统一合用为“的”会更好呢？我们不妨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合用派认为“的、地、得”没有词汇意义，口语中都念“de”，书面上硬要去区分是一件很不经济的事情。
确实，结构助词没有词汇意义，但它有语法意义啊。它可以表明词语间的结构关系，不同的“de”会对整个句子的结构或意义产生很大的影响。如：
把作业整洁的抄写一遍。（“的”前是定语。抄写整洁的作业，不整洁的不要抄。）
把作业整洁地抄写一遍。（“地”前是状语。抄写作业时要整洁地抄。）
群众合理的要求政府予以答复。（“的”前是定语。政府回复了群众的要求。）
群众合理地要求政府予以答复。（“地”前是状语。群众要求政府回复。）
“的、地”尚且有歧义，更不必说充当补语标记的“得”了。
这些花儿画得好看。
这些花儿画的好看。（真的并不好看。）
这花瓶小得有意思。
这花瓶小的有意思。（大的就不怎么样。）
当然合用派会反驳说，我们可以对句子进行补充说明，减少歧义的存在。
可只变动一个字就改变了整句话的意思，这不更加证明了经济性吗？说到这，汉语的privilege已经尽数体现了。
其次，合用派发现很多名著是有“问题”的。
《红楼梦》里就不分‘的、地’，难道‘的、地、得’小警察们还不看《红楼梦》了？
名著里合用的现象的确存在，不过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1956年以前，结构助词使用还比较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像《水浒传》里基本只用“的”，个别地方还用“地”。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就全部用“的”了。五四时期除了“的、地、得”外还多了个“底”，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被淘汰掉了，但我们阅读那个时期的作品时还可以看到“底”的身影。（吕叔湘 2002：390）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1940年开始创作。
明确提出要分用结构助词“的、地、得”是在1956年出版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里：
结构助词包括“的、地、得”。它们是定语、状语、补语的标志（哥哥的朋友，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一遍，解释得清清楚楚）。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我国第一个中学教学语法系统，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汉语语法体系。自此，分用的局面已经定下。
但是，严格分写“的、地、得”在实践过程中还是会有问题出现，语言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率先体会到了这点。
1965年，吕叔湘先生提出将“的、地”合用为“的”。他认为分写会给教学、写作以及日常运用带来许多麻烦。他的观点引发了一场讨论，并得到了很多支持的声音。（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 2002）最终，1984年发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采取了合用“的”的办法。
不过，《提要》里有关合用的内容其实写得很委婉，对待分合问题的态度相当中立。《提要》表示愿意分用就分用，愿意合用就合用：
这里不区分“的”“地”，都用“的”。过去曾经不分，并未引起混乱，而通行的分写办法在教学上不无困难。事实上也确有疑难情况，所以根据许多教师的建议，提倡不分。但是目前报刊文章和许多著作中大都是分写的（虽然分得不妥当的屡见不鲜），因此不作硬性规定，愿意分写的尽管分写，只要分得对就行（定语用“的”，状语用“地”）。
不得不说，“的”“地”分合这碗水，《提要》端得是相当地平。
由此我们可知，即便1956年就有了区分“的、地、得”的规定，但此后几十年间合用、分用的情况仍旧复杂。学界和社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此我们回看一些名家作品，发现建国后还有“的、地”合用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按照时间线来说，合用派应该是最后的赢家吧？怎么目前仍旧是分用派的天下呢？
仔细一琢磨，发现原因也没那么复杂。
首先，《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毕竟是试用本，未提出硬性规定，合用派冲击分用派的力度不算大。其次，即便学术界的讨论对分用派有所抑制，1956年《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里的分用方法仍在三十年间里影响了很多人。绝大多数语法教材，包括中小学语法教学，都将“的、地、得”分别为三个词。1965年《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也表示“的、地、得”要分用。（田野 2004）
权威词典加上学校教育，“的、地”分用的观点早就深入人心。比如从《提要》里就可以看出，1984年分用局面已经形成。“报刊文章和许多著作中大都是分写的”。因此直到今天，分用派处舆论上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合用派有一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语言就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是分用‘的、地、得’，但说不定过了几年就合用了。”
赵元任先生在《什么是正确的汉语》里是这么说的：
语言是在变的：或者通过语音规律有规则地进行，或者通过方言间的借用不规则地进行，或者是因为有意识地立出新的规范，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因为错误的读法或对文献的误释。演变的最大的社会力量之一是中国人‘习非成是’。错两次固然变不成正确，但是次数多了，什么错误都会变成正确。
制定语言规则的不是语言专家，而是普通大众。
如“荨”这个字，旧读只有一个音“qián”。但“荨麻疹”进入大众视野后被普遍误读成“xún”。《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便把“荨”单列出一个口语读音“xún”。如今你非要遵循旧例，说“荨麻疹”里的“荨”念“qián”不念“xún”，怕也是要遭人诟病。
所以说，“正确的汉语”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动的，是可以更改的。守旧派无法理解这个不断变动的规则，只能哀号文明已死。可对于语言来说，“习非成是”是一件虽然错误，但仍然正确的事。
不过，就三个不同的“de”来说，目前“习非成是”并未达到充分的程度。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包括其他的一般社会舆论都认为应该区分“的、地、得”，合用仍旧停留在“非”的阶段。
如果有一天全国大多数人开始合用，官方文件、教材、新闻媒体等都集体合用，“的”字合用派小警察遍布全网，任何一个分用派都会被冠以“掉书袋、建议重读小学”的帽子。那么合用“的”就会变成正确的汉语。
但很遗憾，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是要委屈合用派，大家一起分用吧。
不过分用派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还有“作、做”小警察、“即、既”小警察、“分、份”小警察、“其他、其它”小警察、“通过……使……”小警察、标点符号小警察……
小编感觉你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参考文献：
田野 2004 《“的”“地”“得”的合用与分用》，《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吕叔湘 2002 《吕叔湘全集第六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合编 2002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赵元任 2002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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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