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稿｜陈章太：谈谈我的社会语言学治学之路

本文转自公众号“语言战略研究”。

纪念专稿

编者按  2004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苏金智邀请陈章太先生在所会议室做学术讲座，现身说法介绍治学经验。参加讲座的有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研究人员、语用所年轻研究人员、北京广播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等。讲座结束后，陈先生还回答了大家关注的问题。讲座内容文本由苏金智的硕士研究生吴军会后整理，并经陈章太先生审订。

陈章太先生于2021年10月17日辞世。我刊特发此文，依依追怀。哲人其萎，风范永存！

作者简介

陈章太先生，1931年11月出生，福建永春人，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任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语文》副主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筹）会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广播学院与语用所联合培养的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博士研究生导师。

陈章太先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社会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先行者，他着重研究社会语言应用与语言变异，为我国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章太先生在汉语方言学，尤其是闽方言和北方话词汇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例如在闽方言的分区、闽方言的内部差异和一致性、单点方言描写以及北方话基础词汇、北方话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异同等问题的论述都产生了较大影响。陈章太先生在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研究方面著述较多。他最早提出汉语口语规范、普通话水平等级与测试的设想，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在语言立法、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理论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谈谈我的社会语言学治学之路

陈章太

（教育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京　100816）

我做了一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做得并不是很好。今天我想敞开心扉具体谈谈我的学术生涯和一些想法与体会，像这样比较详细具体地讲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报纸、杂志上或某些专书对我也有所介绍，但是我还没有接受过这样一种座谈式的访谈。

一

我的学术成长历程

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绍我的个人身世，因为这个跟我后来走上社会语言学道路有关系。我生长在闽南地区一个贫穷偏僻的山村。大家知道闽南是侨乡，我也有华侨背景，但是华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都很富有。闽南地区的侨民大都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泰国、缅甸等，我的家人主要是居住在菲律宾。自我懂事以后，祖父与伯父先后去世，老实忠厚的父亲不善于生意的经营，原来日子不错的家世开始衰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苦，在农村所有的农活都做过，砍柴、割草、放牛、挑担什么都干过。讲这个的原因，是想说我母亲虽然只念过一点私塾，但是在这种非常苦的日子里，一直想办法让我读书。而这种苦难的经历也培养了我一种乐观、顽强、奋斗的人生态度。母亲时常教育我：“人活在世上要不怕苦”，“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样一种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

那时候读书学费很低的，但就我家的困难来说，那很少的学费都很难支付，我母亲就是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念书，一直读到高中。1951年，我高中二年级还没有毕业，但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培养人才，大学招生时可以提前报考——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我高二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大学。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吃、住等一切生活费都由国家包了，又不用交学费，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每个月还有7元的助学金。因此可以说，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走过的这些路来看，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人对自己来说要乐观自信、顽强奋斗，对社会、对国家要有一种感激、报恩的心情。从我的经历来说，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培养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应该关心社会、回报社会。因此我比较热心社会工作，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在班级、学校担任一些社会工作，与同学、老师及校外的一些人接触较多，又常常走进社会，现在想来这也许与后来走上社会语言学研究之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平时与社会接触较多，感觉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密切关系的，有些研究与我平时所见所想有所接近， 这就引发了我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语言学与文学专业没有分开，课程的设置也是文学较多，平时读书、写文章，大家也都会选择文学，没有人选择语言学。当时厦门大学的洪笃仁先生（《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之一）、黄典诚先生对语言学研究造诣较深、知识面广，对我们也很有影响。洪先生出题的论文要求较高，同学们面对论文题目比较畏难，而且平时重文学，所以都不愿选择语言学的论题做论文。当时我是学生干部（校学生会副主席），又是班里仅有的两名中共党员之一，要起带头作用，别人不愿意做的，我们来做，所以我和郑文贞都选了语言学题目。他的论文题目好像是修辞方面的，我的题目是《从汉字形、音、义的矛盾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有其他两三篇语言学题目，如毕业后分配到中山大学、后来又调到暨南大学的陈垂民教授做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的题目。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以后所走的道路与大学期间做的这些论文题目很有关系。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语言学研究是不懂的，读书也不多，于是为了完成论文，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阅览室，特别是星期天，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那时候有关文字改革的著作比较多，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很多，条件相对较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约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我看了不少有关的书和资料，思考了有关问题，最后按洪笃仁先生原定的题目写成论文，被评为优等。论文原稿至今还保存完好。

事实上我的学术背景还是汉语口语和汉语方言。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部做干事，同时担任中文系主任林莺教授的助教，辅导民间文学课。尽管这与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有距离，但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方言研究是有帮助的，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无形基础，因为民间文学所接触的民间文化很多、很丰富，与方言有密切关系。在厦门大学工作一年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罗常培先生任所长，吕叔湘先生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吕先生安排我和龚千炎当王力先生的助手，跟王先生学习研究古汉语词汇。王先生那时兼任语言所的研究员，他具体指导我们研究《论语》词汇，并安排我们在北大中文系进修。几个月后，教育部与语言所合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三期开学，吕先生在征得王力先生同意后，调我们回所参加语音研究班学习。我之所以说我的学术背景是汉语口语和汉语方言，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我接受了语言学的严格训练，而且从此逐步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很好的老师，丁声树先生教我们音韵学，李荣先生教方言调查，徐世荣先生教北京语音，周殿福先生教国际音标，这几位先生都非常尽心，整天都住在研究班教我们。还有两个师资很强的辅导组：比如方言音韵组，有侯精一、张盛裕、金有景、高玉振、白婉如、钱曾怡等；北京语音辅导组有孙修章等。除此之外，经常来讲课的还有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张志公先生、吴宗济先生等。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差不多每天都从早到晚接受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学习结束后，我被派到方言研究组，跟随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学习调查研究方言，从那时起真正开始了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主要是参加昌黎方言调查。李荣先生认为，我是福建人，要想把方言研究好，首先要把自己的母方言研究好。他要求我调查研究闽南话和福建方言。那时全国正开展方言普查、整理，要对已调查的方言材料进行复查，并编写方言概况。我参加了整理福建方言的工作，于是就有机会深入闽中、闽北，在一些县里调查、复查方言，并参与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方言调查研究，既要研究、分析方言，也要接触了解社会，所以方言调查研究成为我以后研究社会语言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口语研究也产生了兴趣，因而写了几篇口语方面的文章，如《谈谈口语问题》，以及关于语言美问题的文章，还有1983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的《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较早提出了汉语口语的规范及普通话水平分等级的观点，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我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利的方面。因为研究方言首先要进行方言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又要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以及相关的地域文化。方言调查中自然要接触社会，并研究方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口语也是一样的，口语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形式，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口语变异现象非常丰富，这些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即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是相吻合的。这些对我研究社会语言学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

我是怎样对社会语言学产生兴趣的

本来我对社会语言学一无所知，虽然读过一些国内有关社会语言学的著作，比如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陈原先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等，但是读得都不深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各学术领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那时我在语言所和《中国语文》杂志工作，阅读了国外语言学资料与其他杂志上介绍社会语言学的文章，还有祝畹瑾先生翻译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包括她编辑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我一看到这些文章就非常感兴趣，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语言学的影响。由于当时的外文资料很少，加上我的外语水平受限制，不能读原著，因而凡是看到有关的翻译资料都借来阅读研究，我深深感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及文化的关系的，是研究社会语言变异现象的，是很有活力、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前面已经讲过，我从小关心社会，个人经历中接触社会也较多，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方言与口语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深深感到我国的语言与语言生活丰富复杂，社会语言的变异多种多样，可供研究的课题很多，因此我不自觉地喜欢上了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的涉及面很广，有宏观社会语言学，也有微观社会语言学；有理论社会语言学，也有应用社会语言学。我本人对两个问题比较关注，就是社会语言变异和语言规划。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与我的工作和个人兴趣有关。社会语言千变万化，而我平时又较关心社会语言的使用和社会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语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从事社会语言的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而语言的使用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与差异，这就必须进行很好的研究与规范。因此我很关注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在这方面写了一些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关于语言美的活动，并就这方面写的几篇文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完成的。还与于根元合写了《语言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小册子，罗竹风先生在作序的时候评价说：“这实际上是一本普及社会语言学的书。”在调查研究方言的时候，比较早写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是1982年与李如龙教授合写的《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那时我同李如龙教授去福建宁德调查方言，也想了解那里的畲语情况，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碗窑闽南方言岛这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时正值春节，我在去参观军港码头的路上，听到一个小学生说的方言不是当地的宁德话，而是闽南话。我就问这个小学生怎么会说闽南话，是不是从闽南来的，他告诉我他们全村都是说闽南话的。当时我就猜测这可能是由闽南移民形成的方言岛。于是第二天我先去村里做调查。村子很大，村民大都是从闽南的南安和永春一带来的移民，大都以烧制陶瓷为生，几乎都说闽南话。大家知道，闽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方言与方言之间不能沟通，闽南话与属于闽东话的宁德话也不能通话。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语言能力很强，与当地人基本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这除了他们学习当地宁德话的原因外，可能和原来的方言已受当地方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关，后来的调查结果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发现碗窑话的语音、词汇系统，特别是韵母和常用词汇的变化很大。就韵母来说，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少20多个，初步分析与语言的社会应用有密切关系，于是用碗窑话与泉州话的韵书和地方戏曲脚本相比较，发现碗窑地方老一辈人所使用的闽南话比200多年前的泉州话还要古老，而青年一代的碗窑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语言迁移离母地越远，可能保存母地语言的成分就越完整，如闽方言在语音方面，粤方言在词汇方面保存中原地区和中古时期的语言成分最多，就是因为离母地远了，母地语言已经发生变化，而迁移的语言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较少。当然，在语言的演变上，有些相关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探讨。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有关碗窑方言岛的研究看似是方言研究，实际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后来我又写了一些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文章。比如《汉语的人名和人名用字》《略论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关系》《方言与民俗》《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叫卖语言初探》等。《叫卖语言初探》这篇文章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录制叫卖声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后写成的。叫卖语言是一种单向的言语交际，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语言研究范围，过去没有人从语言学角度涉猎这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同胡士云、徐幼军合写一本研究叫卖语言的书稿，初步探讨了叫卖语言的特点与规律。1998年，我与许嘉璐先生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时要收这本书，但是我自己对它不太满意，觉得书稿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要改得好一些，恰逢那时我身体不好，没有修改完成，所以这部书稿一直没拿出去出版，作为未刊稿保存，等以后再说。叫卖语言是一种领域语言，应当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当时有人批评我，不对当务之急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去研究叫卖语言是不务正业。听了这些批评，我不服气，认为这是对这个研究的价值不了解，对领域语言研究的不理解。近期我还写了《略论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变异》等文章。我总认为，研究语言是为了丰富和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在调查研究叫卖语言时也有这种思想。

三

我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几点体会

首先，研究社会语言学要关注、研究、借鉴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方法。社会语言学作为独立完整的学科，是从国外引进的。尽管国外的社会与社会语言生活和中国社会与社会语言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但总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可循。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不仅过去学习、借鉴，今后还要不断地关注、借鉴。当然，这种借鉴要有研究的基础。目前我们的研究存在一个误区，有一种盲目迷信国外学术的倾向，对国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不够深入，而是生搬硬套。有些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研究性文章内容空空洞洞，让人读来如坠云雾之中，表面上很唬人，但不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立足于中国社会和社会语言生活的实际，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发展是很不利的。现在我们对国外的研究不够，甚至介绍也不够，也就不可能真正消化、借鉴它。吸收国外学术有用的成分，这应该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国外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不断变化，总是花样翻新，并非所有国外的东西都有价值，社会语言学也如此，如国外的阶级、阶层理论，有的对我们就不适用。所以我们在引进、借鉴国外社会语言学成果、理论时，需要进行认真研究与鉴别。

其次，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应立足于国内社会语言与语言生活，随时观察研究社会生活与语言生活的实际，而且要经常化。这种观察能力的培养也是一种个人研究能力的培养。要不断地创新，捕捉社会语言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样才会有心得、有成果。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较难，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培养。尤其是现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化很大，社会语言资源丰富，可供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如语言生活的变化与语言问题、城市社会方言问题、农村城镇化的语言问题、西部大开发的语言问题、农民工进城的语言问题等。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可以为了解、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帮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与我本人比较关心社会且热心社会工作有关，我总不愿意把自己囿于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里。例如，几代同堂是我们中国家庭生活的传统模式，我一直关注几代同堂的语言生活，1989年也写了一篇《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的文章，由于当时没有更多的精力进一步做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只能摸一下就放下了。如果有精力的话，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可以做成一篇很有价值的大论文。那时我在闽北调查方言，有一位发音人叫陈延年，他是小学教师，会讲普通话，也会讲闽南话，还会说属于闽北方言的当地方言——顺昌话，他家里的人会说好几种话。我对他家的语言生活进行调查后了解到，原来这位教师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语言生活非常丰富。他们村里大多数人家是从闽南搬来的，家里的老爷子本人只讲闽南话，而且严格要求家人在家里使用闽南话。老太太是当地人，在老爷子占家庭核心地位的情况下学习使用闽南话。第二代有3个儿子，3个人的职业分别为小学教师、生意人和农民。3个儿子在家讲闽南话，平时与当地人的交流都用当地的顺昌话，外出时也说普通话，大儿子还会福州话。3个儿媳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个是福州人，娘家经济条件比较好，本人又有文化，会说普通话、福州话，也会说闽南话，同丈夫、儿子一般说福州话，同公公婆婆说闽南话，同其他人一般说普通话；一个是江西人，娘家较穷，本人没有文化，在家中一般说闽南话，也会顺昌话，从不说江西话；一个是当地人，在家中说闽南话和顺昌话。第三代的语言使用情况更为复杂，但总体上是讲普通话较多，顺昌话和闽南话必要时使用，可以说是一个过渡代。第四代则基本上是以普通话为主了，而闽南话仅懂一点，同爷爷奶奶交谈时勉强说说，有时还会夹用普通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复杂的大家庭里，语言交际却是自如运转的。各代使用语言的情况不一样，但可以说闽南话与普通话是势均力敌的，普通话正逐渐成为家庭中的第一语言。如果在他们家庭聚会时，观察这一家庭的语言使用，一定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比如复杂的语码转换、语言变异现象、语音混合、词汇语法混用，以及语言交际、语言变异与话题、语境、场合、对象的关系，等等。《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的研究可以说是为研究方言复杂地区的家庭语言生活摸索路子，即观察社会生活与语言生活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思考研究社会语言问题。在观察时要善于考虑怎样进行研究，研究哪些有价值的问题。观察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支持，包括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只有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才有可能发现有研究价值的社会语言学问题。

第三，研究社会语言学需要具备较丰富的社会与相关学科知识。知识越丰富，研究的领域越广阔、越深入。这里讲的相关知识，不仅包括语言学理论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各方面理论知识修养的储备，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创新起很大作用。

最后一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相当宽泛的，研究应当抓住重点。每个人的视野、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主张集中精力深入地研究一两个有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的社会语言问题，这种相对集中的研究，可以做出扎扎实实的成果，要比宽泛的什么都研究更有价值。例如国外微观社会语言学的代表人物拉波夫，主要抓住了城市社会方言变异来研究，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并提出不少重要的理论，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代表人物费什曼也主要就语言规划这些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成就也很大。

四

我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及研究中

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的知识结构不够完整，没有受过严格的社会语言学训练，社会语言学理论准备不足，对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方法的研究、借鉴不够。

其次，是受到外语能力的局限。我虽然学过英、俄、日3种外语，但是没有一种能自由运用，不能自由阅读。当时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前学习英语，新中国成立后认为英语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就不教了，所以没有继续学。大学及工作后学习俄语，有点起色，能够阅读翻译一般专业著作，又赶上中苏关系恶化，俄语又不用了，久而久之也就丢得差不多了。后来改学日语，能看一般的书报，但碍于面子不肯张口说，口语表达不太行，所以也没有达到自由交流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当时社会不需要外语，自己又缺乏远见，外语没有掌握好，研究工作自然受到局限。你们年轻人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交流的机会很多，外语一定要过关，而且要尽量多掌握一两种外语。所谓过关，就是听说读写都要达到一定水平，最好能自由交流。老一辈学者中有些外语就很好，所以他们能学贯中西，在学术研究上自由飞翔。陈原先生不是学语言学的，他之所以在社会语言学的领域有所建树，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外语很好，加上他的社会知识、文化知识丰富，学术功底深厚，且善于思考，将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因此才会在引进、建立社会语言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我讲这些话就是希望你们年轻人一定要丰富自己的知识，重视综合能力，特别是外语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能够在学术领域里自由飞翔！

第三，要注重社会语言学的量化研究和分布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群体使用语言会有所不同，语言变异的分布便不一致，这就需要更多地使用定量统计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语言变异的分布。在我的文章中，虽然也有一些定量的分析，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统计分析。因而我要求我的学生要掌握这一研究方法。抽样调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随机的，也有非随机的调查。1995～1996年我曾经主持搞过当代语言生活调查，就是按严格的社会语言学随机抽样的调查统计方法进行，是由专家进行设计的，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和初步研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停止，深感遗憾。好在后来国家语委报请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这项调查严格按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获得了大量宝贵资料和数据，这有很大的意义。我们的研究并不要求所有的都要进行严格的统计学的抽样调查和分析，但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对定量的分析一定要重视，要用数据说话，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现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学者，最好还能懂得高等数学、统计学，特别是会设计适合社会语言学调查统计需要的程序，这样会大大提高我们的研究和工作效率。

还有一条，就是对重要的外国名著进行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我是很不够的，你们一定要熟读本学科的重要论著，而且一定要读透。这一点上，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是我接触最多的两位先生。读书分几类，一类是为了浏览读的，主要是为了扩充知识，熟悉资料，这类的书比较多，读的量要大。另一类是重要的专书，这类的书要熟读，要读懂。所谓读懂就是要能悟出书中的奥妙来。吕先生、丁先生读过的书总是在书页空白处批注得密密麻麻的，标注哪些是重要的、有用的，哪些是用处不大的，哪些应该借鉴，标注自己对书中观点、材料的看法。在“文革”的时候，有人批斗吕先生说他崇洋媚外，重视外国的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要他批判这些理论。他回答说：“我研究还没有研究好，怎么批判它？先得研究它，弄懂它，知道它有什么错误，怎么错误。”吕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大家都非常钦佩他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敢于讲真话。

再补充一点，做研究要严谨。大家知道丁声树先生学贯古今中外，但是他做文章时，却不像现在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高产”。他常对我说：“读书要研究书中的价值所在，知道自己在这方面该做什么；读一本书要能对该书之说补充一点有用的，这也是好的，但不能空谈。”在这方面丁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有人批评丁先生不写东西，他并不回应这些批评与指责。一次有机会跟他谈起此事，他才解开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我问他：“您是大学问家，为什么不大写东西？”他叹口气对我说了一句话：“章太啊，你不懂啊，写文章，难哪！”后来慢慢地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我才体会到他这句话的深意，写文章确实不容易，写好文章更难，先生的一句话让我受益终生。丁先生写东西在动笔行文之前，总是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把文章内容有关的问题都弄清楚才动笔。有时为了写一篇三四千字的小文章，他背后的资料要有几万字。吕叔湘先生治学也非常严谨，他在语言所常说，年轻人到所里工作，应该先到《中国语文》杂志工作一段时间。那是非常实际的工作，很能锻炼人。在编辑工作中会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发现问题就得去解决问题，这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大有帮助。我在《中国语文》杂志任副主编时，每期出刊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每一期文章在认真编辑后都要送给时任主编的吕先生审阅，有时不免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吕先生看得很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发现问题立即严厉批评、指出。我们现在的年轻学者应当继承这些优良的治学传统。

陈章太先生主要著述目录

著作：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上、下册，与黄典诚等合著），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铅印，1962。

《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与于根元合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永春方言志》（与林连通合著），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闽语研究》（与李如龙合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与李行健共同主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语言规划概论》（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文章：

《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与潘茂鼎等合写），《中国语文》1963年第6期。

《关于普通话词汇教学的几个问题》（与侯精一合写），《文字改革》1964年第10期。

《谈谈语言学研究跟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与于根元合写），《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语言研究的现代化及其他》，《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

《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与李如龙合写），《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与李如龙合写），《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总第1期。

《邵武方言的入声》，《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

《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

《邵武方言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与李如龙合写），《中国语言学报》1984年总第2期。

《我国的汉字整理与简化》，《文字改革》1984年第4期。

《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文字改革》1985年第1期。

《普通话词汇教学和词汇规范》，《普通话》1985年丛刊第1集。

《叫卖语言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汉语福建大田方言》，（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总第26期。

《关于普通话教学和测试的几个问题》，《普通话》1986年第3期。

《关于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瞭望周刊》1986年第14期。

《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与陈建民合作），《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

《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普通话》1989年第1期。

《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语文建设》1990年第3期。

《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当代中国文字使用的情况》，（日本）《しにか（中国）》1990年第4期。

《〈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及完善》（上、下），（日本）《しにか（中国）》1990年第7、8期。

《略论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关系》，载《汉字文化圈の历史と未来》，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

《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语文生活调查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

《北方话词汇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94年第2期。

《关于北方话词汇调查、整理、编纂的几个问题》（与李行健合作），《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

《我谈语文规范化》，《语文建设》1995年第4期。

《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论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3期。

《再论语言生活调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对普通话及其有关问题的再思考》，《语文建设通讯》2000年总第64期。

《近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几个热点》，《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1期。

《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与詹伯慧、伍巍合作），《方言》2001年第3期。

《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效度问题》，《中国语文测试》2002年第1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发展中的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2期。

《说语言立法》，《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4期。

《略论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变异》，《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

《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1期。

《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语言科学》2005年第2期。

《我国的语言资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论语言资源》，《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

《〈汉语拼音方案〉的功绩、发展及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语言文字工作稳步发展的60年》（与谢俊英合作），《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4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成就与发展》，《语言文字应用》2010年第3期。

《新中国的语言政策、语言立法与语言规划》，《国际汉语教育》2010年第3期。

《构建和谐语言生态》，《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

（本文刊发于《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1期）

本期责编：张一

语标

微信号：Yubaio_BLCU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