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子刊｜赵运、赵蓉晖、刘媛媛：国际非政府组织多语政策的本地化——一项聚焦语言交流问题的民族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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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交流问题入手，分析了国际多语政策本地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策机制，文章拓展了语言政策的研究对象，丰富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实证研究的内容。
欢迎引用：
Zhao, Y., Zhao, R. & Liu, Y.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localiza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res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Humanit Soc Sci Commun 9, 349 (2022).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2-01361-8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2-01361-8#Se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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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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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多语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沟通问题和语言政策的复杂性也随之突显。以往探讨机构和个人如何处理沟通问题的场景包括移民社区、多语工作场所、跨国公司、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而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相对缺乏。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独特性在于其语言政策显示出更深程度的“去中心化”：区域办事处或分支机构在日常工作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具体的社会语言现实和沟通需求决定本机构的语言政策。
通过对多语场景语言政策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后发现，以往研究主要讨论语言政策如何塑造了个人的语言实践，而对个人在解决交流问题时是如何“调整”（appropriate）语言政策的讨论较少。此外，以往研究集中于英语国家的多语工作场所，这使得强势单语背景下，国际组织中由个人语言实践带来的语言政策调整研究成为一个空白。介于此，本文以国际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博协）的中国国家委员会（以下简称ICOM 中国）作为案例，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
（1）在ICOM中国，不同的人在其内部和外部沟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2）为了满足沟通的需要，ICOM中国形成了哪些制度化的语言政策？
（3）国际博协的语言政策是如何在中国语境被本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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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由于INGO的语言政策存在内在的复杂性，民族志方法能够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取仅靠外部观察无法获得的材料，作者对ICOM中国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地点分别是ICOM中国的办公室和第八届国际博物馆博览会（以下简称博博会）现场。田野调查获得了政策文本、工作文件、网页信息等非参与式材料，以及访谈录音录像、视频、图片、田野笔记等大量参与式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深入了解ICOM中国如何解决工作中的沟通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其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其中所牵涉的不同政策层级之间的权力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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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发现
3.1 个体扮演的角色：语言中介（language broker）和语言节点（language node）
通过现场的观察和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发现，有两名工作人员成为语言中介：Eyre和Clara。Eyre和Clara的语言中介工作主要发生在有计划的交流场景中，比如活动期间的主题演讲和小组讨论。同时，在协助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各方的沟通过程中，她们在权力范围内做了微观的语言规划决策，自行制定了语言政策。
通过与其他人的语言工作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了成为语言中介所需要的要素：Eyre和Clara之所以能够成为语言中介，是因为她们都是长期工作人员，并且担任高级职务，同时具有专业水平的英语能力和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而具备一定语言能力，但没有海外背景，或没有权力的人，往往无法成为语言中介，而是成为了语言节点。
3.2 ICOM中国制度化的语言政策
对办公室文件、工作人员的访谈以及现场笔的分析都显示，ICOM中国有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机制，决定了哪些人可以作为语言中介，在调解沟通问题时能够做决策；哪些人只是语言节点；哪些人只能处理国内事物。通过这种方式，办公室形成了制度化的语言政策，以满足内外部的沟通需求。
显性政策是办公室的招聘政策，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办公室将英语水平被作为招聘条件写入招聘启事，将其做成准入条件。而隐性的语言政策是个人的海外背景，国际生活经验被转化为象征性资本，即个人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专业知识（例如熟悉国际的交往礼仪或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这决定了一个人进入办公室后能够获得的职位。而通过对办公室内和博会现场工作人员的访谈，确实证明了这一情况。
3.3 国际博协语言政策的本土化
国际博协采用的是多语政策，官方语言是英、法、西三语。国际博协的多语言政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本地化的：中文用于员工内部交流，英语用于对外交流。博博会有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参加，但即便如此，会议手册、宣传物料等都是中英双语，不使用法语和西语。这样的本土化方式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非常相似：中文和英文在交流中占主导地位，而其他语言，甚至是《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第一种官方语言——法语，仍然几乎不存在（Zhang，2021）。
这样的本土化方式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参与其中的个人和机构的语言意识形态。在筹备此次博博会的过程中，国际博协发出收集报名信息的通知，其中需要填写语言水平，但只限于英语。在对国际博协主席的访谈中主席提到，在国际博协，英语是一种工具化的语言，类似office word这样的办公软件，在绝大多数的工作中都使用。
二是经济因素。考虑到ICOM中国是一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使用英语作为对外联系的唯一外语的决定是出于降低成本和方便的考虑。而且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倾向于英语，这使得英语人才比其他外语人才更容易获得，因此使用英语进行对外交流成为一种经济的选择。此外，国际博协偏宏观的语言政策也为ICOM中国对其语言政策进行制度性转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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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认为，在ICOM中国，语言中介和语言节点的出现实际上是解决交流问题的机构性语言策略。ICOM中国制定了自己的语言政策，以满足内外部的沟通需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博协的语言政策被语境化和本土化了。
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关于语言中介和语言节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忽视了导致语言中介和语言节点出现的制度性因素。本研究则指出，语言中介和语言节点的出现可能是机构在解决沟通问题上的制度性语言策略，这也是后现代时代语言政策的一个特点。
本研究还发现了语言中介和语言节点的出现机制，该机制是在传统的单语背景下由显性和隐性的语言政策的协调下，通过形成一个语言人才库的方式实现的，这使得ICOM中国能够应对日常工作和重要的国际活动期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图1展示了语言政策本地化的过程，以及语言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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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首先区分不同个体在解决沟通问题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然后分析了背后的语言政策，以及国际语言政策本土化的机制与过程。本研究通过民族志的方法再次印证，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并不能被原原本本、毫无变动地直接实施，在国际组织解决沟通问题的过程中更是如此。本研究将与其他实证性民族志研究一起，推动了真实社会语境中语言政策研究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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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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