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 惠及儿童的儿童语言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李宇明
2023年第3期
专题研究一
儿童语言研究与教育
主持人语
作者
简介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惠及儿童的儿童语言学
人类对儿童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把它提升到学术研究层面，仅有230余年的历史。1787年，德国学者蒂德曼（D. Tiedemann）在其《婴儿行为日记》中首次记录了一个儿童的语言发展。1840年，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C. Darwin）记录过他儿子的语言发展。这些是对儿童语言学术关注的开端。1882年，儿童心理学创始人、德国心理学家普莱尔（W. Preyer）出版《儿童心理》，对他儿子4岁前的语言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观察。1907年，德国心理学家斯特恩（L. W. Stern）夫妇出版《儿童语言》。这些研究标志着儿童语言学（亦称“发展语言学”）的发轫。
20世纪是儿童语言研究快速发展的时代。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 B. Watson）等学者认为，儿童的大脑是一块“白板”，只有通过不断的“刺激—反应”，才能获得知识。行为主义理论集大成者、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1932年着手撰写、1957年发表的《言语行为》一书，用“模仿、强化”等概念解释儿童语言的发展，显然夸大了刺激（语言输入）的作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从发生学角度解释儿童语言的发展，其发生认识论可谓异军突起。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 Vygotsky）、列昂节夫（A. H. Leontyev）、卢利亚（A. P. Luria）等的心理发展理论自成一派，重视儿童语言发展的社会功能和心理机能，强调环境和教育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1959年，乔姆斯基（N. Chomsky）发表《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一举摧毁了行为主义的理论体系。以乔氏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家认为，儿童的大脑中天生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语言习得机制，亦即普遍语法，儿童学习语言，就是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不断为普遍语法赋值。此后，美国心理学家托马塞洛（M. Tomasello）等学者整合以往学说，提出儿童语言发展的建构论，认为儿童语言发展是基于成人与儿童的语言互动，把研究的钟摆又从理性主义往经验主义的方向回摆了过来。这些研究都是站在某种理论的高度解释儿童语言的发展，或是把儿童语言发展作为某种理论的公理性假设，确实提升了儿童语言的“学术知名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料库语言学迅速兴起，其研究方法在儿童语言研究领域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获取儿童语言数据的方法多种多样，自然观察法、话题法、访谈法、实验法、网络采集法等组合应用，记录手段由文字发展到录音、录像等。在语料库标注上，由人工标注向机器自动标注发展。对儿童语言的研究，也由结构分析发展到语用分析、超语言符号分析、家庭和社会背景分析。目前甚至需要考虑为儿童配备“智能语伴”“智能教师”等语言智能问题。
中国的儿童语言研究肇始于心理学家陈鹤琴。1920年，他开始记录其子陈一鸣的语言发展，并于192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儿童心理学研究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但长期以来，儿童语言研究相对沉寂。改革开放后，儿童语言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成果锋出，涌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儿童语言学者。
230余年的儿童语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缺乏个案资料，资源共享困难。全世界有六七千种语言，绝大多数语言没有儿童习得的数据。我国有百种以上语言，汉语、藏语、蒙古语、彝语、傣语等内部还有较多方言，多数语言和方言都没有儿童语言习得的数据，特殊家庭儿童、语言障碍儿童、双胞胎儿童、超常儿童的语言习得数据也十分缺乏。数据不足，研究也只能是盲人摸象。儿童语言数据搜集十分困难，因为家庭是比较私人化的场所，儿童语言的记录、收集又需要特殊技术和持续跟踪，故而早年的儿童语言研究者，多是“父母+学者”的双重身份。这类学者多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或语言学家等，他们懂得数据收集的意义，懂得如何去搜集数据；“父母”的身份使他们可以与儿童“零距离、全天候、长时间”接触。现在，搜集数据可以用录音、录像、语料库等技术，手机是最为方便的设备，儿童语言数据的搜集会方便许多，摄影师、信息学者、语料库专家也可介入。尽管如此，当前还没有看到儿童语言数据的增长势头。儿童语言数据搜集不易，共享更难，许多数据都只能供研究者（收集者）个人使用。数据共享需要语料库建设标准化，也需要学术体制的革新。
第二，重视语言结构的发展研究，相对忽视语言运用的发展研究。对儿童来说，语言运用更为重要，语言运用能力发展起来，才能促进人生其他方面的发展。语言研究传统上最有成效的是语音、词汇、语法，心理学家又找到了句长的指标，但是对于语言运用的研究一直不够，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去全面描写语言运用，不清楚语言运用能力是如何获得的。现在看来，以“问答、祈使、评论、叙事”等为线索可能构成表述儿童语用能力的框架；儿童语用能力发展有先天因素，但主要是后天在与他人的语言交互中实现的。
第三，以往儿童语言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论证某种理论或观点，而不重视或者说还来不及解决儿童语言发展的实际问题。许多研究是在用儿童语言材料来论证行为主义学说、普遍语法、发生认识论，或是语言学、心理学的某个具体观点，研究成果也很少用到儿童语言教育、语言环境改善等方面。儿童语言作为科学工具当然也有意义，但是仅发挥“工具作用”，表明儿童语言学尚未进入“自觉”阶段。
儿童语言学的“自觉”，应是为儿童而进行儿童语言学研究，亦可称为“惠及儿童的儿童语言学”。其主要任务应该是：（1）描述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过程；（2）揭示儿童语言习得规律；（3）改善儿童的语言发展环境。就当前情况看，起码有3项具体工作需要推进。
第一，收集和共享儿童语言数据。利用互联网和现代语言录制技术，最大限度搜集各类儿童在各种状态下习得各种语言与方言的具体数据，特别是与社会进行语言互动的数据，包括数字媒体在内的各种语言媒体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利用现代语料库技术将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储存、交换、多学科共享。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更好了解儿童习得语言的基本过程、基本规律。这些数据应能机读，为儿童配备“智能玩伴”“智能妈妈”“智能教师”做学术准备。
第二，研制一系列衡量儿童语言发展的量表。对儿童语言发展过程、规律的认识水平，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能否制定出可用的儿童语言发展量表。儿童语言发展量表既有语言习得的普遍性，又需要习得某语言某方言的特殊性。不仅需要一般的语言发展量表，还需要测试不同的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量表，如语言听力发展评价量表、语用交流评价量表、语言理解评价量表等。
第三，为“涉儿人群”提供儿童语言学支持。儿童语言的发展，特别是语用能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儿童常有接触者，可称为“涉儿人群”，包括家庭成员和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社会其他有关职业，儿童的语言能力就是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创造有利于儿童语言发展及心智成长的社会语言环境，减少对儿童的语言暴力，屏蔽不适宜儿童的语言产品，需要提升父母的语言能力，需要提升其他涉儿人群的相关职业技能和职业操守。这是儿童语言学的一番新天地，亟待开垦。
本专栏的几篇文章和多人谈，就是在这种思路上展开的。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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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