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下）
胡兰成1905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寒门家庭，少年时代赴杭州，只读了两年中学便考取了杭州邮电局邮务生。
在民国时代，邮政局是金饭碗，邮务生一个月有35块大洋的薪水，属于绝对的白领阶层。
但胡兰成没干三个月就因对上司不服而被开除。1926年， 胡兰成到了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的工作，也利用闲暇时间在燕大旁听过几门课程。
1927年，胡兰成回到浙江，在杭州等地教了两年书；之后到了广西在桂林、百色等地任教。
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正秣马厉兵，与蒋的中央对抗。胡兰成对此不满，某次他喝醉酒，挥拳高喊：“打倒白崇禧！”后来被学校解聘，又去柳州教书。
1936年6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史称“两广事变”。
胡兰成却荒腔走板，在《柳州日报》上撰文，反对地方与中央对抗，遭到桂西当局的军法审判，坐了33天的牢。
最终他写信向白崇禧求救，这才被释放出来，还发给500大洋，被礼送出境。人受了罪，却名声大噪。
1937年3月，胡兰成到上海，在林柏生主持的《中华日报》当主笔。
“八一三”抗战爆发，胡兰成携妻儿逃到法租界，一月只能领到45元的薪水，其妻刚分娩的婴儿患上肺炎，胡兰成向林柏生借钱，两次只借到15元。
上海沦陷后，林柏生到香港主持《南华日报》，胡兰成也跟到《南华日报》任编辑，月薪60港币。
由此得知，胡兰成早年只在林柏生麾下的报纸任职，起初与汪精卫并没有任何交集。
后来，林办了一家“蔚蓝书店”，胡兰成也进入“蔚蓝书店”，研究、编辑国际战时情势。由此，胡兰成才有了接近汪精卫集团的门径。
1938年12月31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之后，遭到抗日阵营的一致口诛笔伐。
而胡兰成却认为是“一朵春云自天而降”，当即在《南华日报》刊载，并发表社论，摇唇鼓舌表示欢迎，尤其是他为此所撰写的社论《战难和不易》，得到汪精卫、陈璧君赞赏。
陈璧君经过打听后，才知道胡兰成是《南华日报》月薪60元的小编辑，一家人生活很不易，而且患有严重的眼疾，无法应诏去见“汪夫人”。
于是，陈璧君狠狠训斥了林柏生，林立马任其为总主笔。陈璧君还特意在香港约见了胡兰成，并将他的月薪60元提高到360元，另有2000元的机密费。
胡兰成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与陈璧君，甘心落水成为汉奸。他在1939年这一年内所撰写、发表的汉奸文章数量竟高达一百多篇。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开展所谓“和平运动”。不久，林柏生也带着胡兰成等到上海，为汪精卫摇旗呐喊。
林柏生任汪伪《中华日报》社长，胡兰成担任总主笔和汪精卫的随从秘书。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正治会议”，组织伪中央正治委员会，拼凑伪中央政府班底，林柏生任伪中央执行委员、正治委员会委员；胡兰成也同为中央执行委员。对此，林柏生内心感到很不舒服。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林柏生出任伪行政院的“宣传部”部长，胡兰成担任伪“宣传部”政务次长。
此外，胡兰成还担任汪精卫的发言人，成为大汉奸汪精卫身边当红的侍从，被视为陈璧君的“公馆派”一员。
有恃无恐的胡兰成在公开场合从不给“CC派”周佛海面子，双方唇枪舌剑，不假辞色。最终，林柏生架空了胡兰成。
1940年夏天，汪精卫等伪府成员都在南京办公，上海只留下胡兰成和李士群这两个伪次长留守。一个要照顾伪《中华日报》，一个要坐镇伪“76号”特务机构。
某日，胡兰成来到“76号”机构与李士群见面。对此，胡兰成是这样回忆的：“那李士群正在想要跳过周佛海的管辖，只苦无路可以直达汪先生，见我到来，好比天上掉下了宝贝。我亦爱他是个人才，且对七十六号印象甚好。”
胡兰成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也想树立起自己的势力；而李士群此时也还没有得势。共同的利益使双方一拍即合。
胡兰成表示，愿为李士群与汪精卫双方搭一条线，以帮李士群建立自己的江山；而李士群也拍着胸脯表示：“只要老兄办妥此事，好处费自不待言。”
当下两人进一步策划了改组特工总部的方案，要夺丁默的伪警政部长的大权。
胡兰成后来去见陈璧君，设法为李士群说好话，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陈璧君不屑地说：“76号？那是个带血腥气的地方！”
胡兰成危言耸听：“除非我们把特工制度废除掉。如果不能废除，特工总部就应当让国家元首直接掌管，否则像现在一样，我们唯一的特工机关归周佛海，夫人你想一想，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特工委员会主任的位置都在他姓周的一人手里，汪先生的地位岂不很危险吗？而且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无此先例！”
这句话足以让陈璧君震撼。她沉吟片刻，终于说：“那好吧。你让李士群直接来见我吧！”
李士群闻讯喜出望外，忙不迭地来见陈璧君。李将自己创办特工总部之艰辛、过程之曲折、成效之彰显一一讲来，又特别提及戴笠派人暗杀汪精卫，多亏“76号”特工搭救汪先生等隐情。
他自吹自擂了一番，胡兰成也在旁边敲边鼓，这让陈璧君听后大受感动。
她认为李士群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76号”也是绝对不能废除的特工机构，这么多年来在和蒋的斗争中都处于下风，原因就是吃了没有特工的亏。于是，她对胡兰成说：“你去南京向汪先生详细汇报！”
第二天一早，胡兰成赶往南京，直接前往汪公馆，将李士群推荐给汪精卫。
在汪精卫的提名下，李士群如愿以偿，挤出丁默，成为伪警政部长，与周佛海等人平起平坐。
从那以后，凡是胡兰成到“76号”机构，李士群必俯首帖耳、言听计从，而当胡兰成离开时，李士群必定亲自恭送至门外，替胡兰成拉开车门，送其上车，等车开了才转身。同时，李士群的手下吴四宝等对胡也是毕恭毕敬。
胡兰成曾询问李士群：“如何使日本从局部撤兵到全面撤兵，第一步能不能从江苏省先撤兵？由我们自己来维持秩序如何？你有没有武装可以接防？”
李士群说：“我有特工、警察和保安团，你如果能说动汪先生，就一口答应下来。”
胡兰成到了南京面见汪精卫，提议与日军共同“肃清”新四军与抗日武装，再用李士群的保安团接防日军。
对此，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商议。此时，周佛海就此提出“清乡”的方案，由亲信罗君强任担任肃清督办，主持其事，以便总揽江苏省大权。
随后，汪精卫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本人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清乡委员会参谋长。
用汪精卫的名义，指挥南京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以及行政与经济机关；内定胡兰成为秘书长。
如此一来，周佛海、罗君强一派想借“清乡”名义而总揽江苏省大权的希望便破灭了。周佛海和李士群的矛盾急剧尖锐。
李士群是走胡兰成的门路，搭上汪精卫、陈璧君的直通车，从而一步登天的。
最初，他对胡兰成还抱有感恩之心，言听计从。而胡兰成是个野心极大的人，自诩为汪精卫身边的军师，就像汉高祖刘邦身边张良那样的人物。
他认为自己原本无根无派，靠着自己的头脑，空手套白狼，能近到汪精卫身边已实属不易；如果再联手李士群这样的狠角色，就能成为名继陈璧君“公馆派”、周佛海“CC派”以外的第三种势力，与其他两派分庭抗礼、三足鼎立，进而掌握和控制伪政府。
胡兰成自以为可以控制李士群，动辄以教训的口吻对待李。渐渐地，李士群开始不耐烦了，只是还碍着面子，勉强忍耐着对方。
某日，李士群去虹口与日军接洽驻防事宜，行前向胡兰成问计。胡兰成故弄玄虚，说了一大堆注意事项。等到下午，李士群与日方谈判归来，胡兰成迎上去问道：“怎么样？”
李士群佯醉着大笑道：“我不觉得世界上什么人难对付，便是日本军也好对付，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人只有胡兰成。”
胡兰成自然明白，自己已经成为李士群忌惮的人。他便很知趣地辞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
但是，他的伪宣传部次长之位也没干多久。此前，胡兰成帮助李士群成功抢夺周佛海、丁默的职权，周佛海便以辞职相要挟。随后，林柏生又在旁边敲边鼓，汪精卫只得免去胡兰成的次长之职。
李士群知道，胡兰成素来想办份“国民新闻”报。为了报答对方，李士群便送给胡兰成一处地方做报馆，并赠送了全套印刷机器。胡兰成大喜，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阵地，便可自任社长，自由驰骋。
此时，汪精卫意识到，李士群已渐渐羽翼丰满，不好控制。李士群一党包含了特工、军事与行政元素，尾大不掉，亟待其他的力量来制衡。汪精卫便想利用胡兰成这张“闲牌”。
汪伪国民政府决定重新启用胡兰成，委令他为伪法制局局长，成为制衡李士群的工具。
伪行政院法制局虽然不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是伪政府的各级机构所有的“公事”，必须经过伪法制局通过，否则无法执行。这很快便使李士群尝到了苦头，各种事项受到极大限制。
由此，李、胡公开反目成仇。经过一系列的激烈争斗，李士群终被日本人除掉。
但是，胡兰成的法制局长也没能干长久。他得罪的人太多，政敌纷纷到汪精卫那里告状，汪精卫做出决定，取消了法制局的机构设置，胡兰成的法制局长也就随之被解除，他在汪伪政府中的官场生涯就此告终，于是开始嫉恨汪精卫。
1943年春，胡兰成闲在南京无事。一天，有个叫冯何仪的寄给他一本由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创刊号。
他由阅读刊中所载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而开始对张爱玲本人产生了兴趣。
11月，胡兰成因丢官发牢骚，写了篇文章《“言语不通”之故》，刊登在《天地》第二期上，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比作太平天国，最终必然是日本败亡而汪伪垮台。这篇文章一发，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12月7日，林柏生带信请胡兰成下午三点去他家。胡兰成如约而至，林柏生不在，却来了个大汉，将他带到上海路南京特工机关监押了起来。原来，是汪精卫亲自下令，逮捕了胡兰成。
胡兰成被抓那天晚上，他老婆应英娣等到九点见他还未回家，就去找了日本大使馆求救，通过大使谷正之施压，令汪精卫放人。
汪精卫只得令林柏生派车送胡兰成回家，日本大使馆也备车来接，胡兰成丝毫不给林柏生面子，毫不迟疑地坐上了日本人的车，从此与汪伪分道扬镳。
此前，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和池田，认为需要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动向，从不同场合听取各界对日本、对汪伪政权的现状和前景的意见与看法。
池田曾认为，应该将胡兰成这篇影响颇大的文章向上面汇报。于是胡的这篇文章在发表后，迅速被翻译成日文，传至东京，连当时的日本首相都曾阅读。
之后，又被在华的日本军界传看。在此背景之下，日方反而出手救了胡兰成。
1944年年初，胡兰成到达上海，与女作家张爱玲相识。他找到张爱玲家，将电话号码塞进门缝。
第二天，张爱玲便回了电话，上门去找胡兰成，很快，两人便结合了。胡兰成原先有三任妻子，第一个老婆唐玉凤病死，第二个叫全惠文，后与之离婚，娶了第三个老婆应英娣，不久就有了张爱玲。
林柏生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胡兰成与第三任老婆离婚，又与张爱玲结婚。
不到一年，胡又与湖北的17岁护士周训德结婚，逃亡中则又与范秀美假扮夫妻，假戏真做；最后在日本与佘爱珍结婚。此已是后话。但胡兰成认识张爱玲，也算是情场得意，官场失意了。
胡兰成于1944年11月离开上海，到武汉接办《大楚报》，当了社长。由于日本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胡兰成的报纸也十分不景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胡兰成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逃亡生活。
9月2日，胡兰成化装成为日本伤兵，混上轮船，抵达南京，又逃往上海，之后又潜赴浙江，到达温州。
后来改名换姓，在温州一带当代课教师。1950年3月底，胡兰成从上海经广州逃往香港，9月下旬，偷渡到了日本，移居东京。
侥幸逃脱了被惩奸的下场后，胡兰成便和伪“76号”警卫总队副队长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婚，靠卖文为生。
1974年，胡兰成应台湾文化大学（即“中国文化大学”之前身）之邀，赴台讲学，次年就因自己漏网汉奸的身份，而被学校停止上课。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病死于东京。
林柏生与胡兰成，在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狼狈为奸、同谋敌国，公开为汪精卫的投降卖国理论和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美化与宣传，成为汪伪集团中的吹鼓手，而被称为“中国的戈培尔”和“喇叭汉奸”。
抗战胜利后，两人均逃往日本，妄图逃过正义的审判。林柏生名气比胡兰成大得多，被引渡回国后，受到法庭的公审，却到死都不承认所犯下的罪行，实属死有余辜。
而胡兰成则侥幸逃脱了审判，利用战时政权更迭的混乱，逃往日本东京，但仍不思悔过，每有风吹草动，便想写文章、浑水。后去台湾讲学，由于汉奸身份而被解聘。（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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