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广西自治建设及与西南诸省关系（二）

桂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在国民党内政治整合过程中的作用

西南地方实力派

西南是一个地理名词，主要指中国的西南部诸省，通常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有时也包括两广及湖南在内。 

1930 年代设置于广州的所谓西南两机关－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基本上便是以上述省份作为其管辖范围为号召，早期亦一度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

作为与南京争斗的一个基地，虽然其实际的权力范围，仅只两广而已（即便是广西，也只是表面遵从，而实际上另行其是）。

所谓西南地方实力派，便是之国民政府时期云、贵、川及两广（有时亦包括湖南）的军事政治集团。

它们基本上以省区作为其活动范围，互不统属。表面上，它们皆尊南京为中央政府，但对省内事务，基本上不容外人插手，包括南京政府在内。

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出现，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是在抗日战争中才形成的，而是在北伐战争以后便已存在，并活跃与南京政府时期（ 1927 － 1937 年）。 

1926 年北伐前，中国为一军阀混战时期。各个不同的军阀及其集团，因其本身的需要，而支持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即北京政府及广州军政府。

北伐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各个地区不同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后起之秀们，联合起来，推翻北京政府的结果。

这些后起之秀们，取代了原先北洋军阀在各个地区的统治，而他们的势力，也是在原有的军阀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些后起之秀，尤以西南为其典型。

地方实力派之所以集中于这一地区，其原因显然在于，一方面，西南为北伐的策源地及广州军政府的有力支柱；另一方面，西南（湖南除外）并非北伐的主战场。

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势力本身与中原或其他军事政治势力不同，并非经过较大的重组，且领导层皆为本地人士。

其次，所有这些西南地方集团或派系，基本上皆尊广州、后来是南京为其中央政府，但又保持着相当大的自主性，即处于所谓的“半独立”状态。

同时，这些集团或派系又大多在“均权”的口号下，反对蒋中正的中央集权，且基本上致力于本省区内部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象北洋军阀时期的派系那样，为了控制北京的中央政府，相互间斗得你死我活。

再者，这些地方实力派，除了注重各自省区的社会发展之外，还十分关注国家的事务，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

这种现象在西南地区表现得较为突出，广西的桂系便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这些事例表明，西南地方实力派，早在抗战前便已形成和存在，并且还十分活跃，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显然，蒋中正的武力统一改为和平统一政策，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过渡到形成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就在某种程度上，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包括在云南的滇系、在贵州的黔系、在四川的川系、在湖南的湘系、在广西的桂系和在广东的粤系）的存在、及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不无关联。

桂系与这些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在国民党内政治整合中的作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政治极不稳定的时期。中央政府权力式微，难以有效地控制各省。

而在各省区，则出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分离及地方主义情绪，从而导致了地方军事强人的崛起，尤以西南表现最为突出。

一方面，这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崛起的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相互争权夺利的结果，也是北洋军阀因注重于争夺控制北京政府，而无力管理地方事务的必然后果。

与此同时，以广州为基地的孙逸仙的军政府亦自顾不暇，还往往依赖于这些地方势力以生存，从而造成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成长环境。

但这些地方势力并非不关注国家事务，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便首先发源于这一地区。

西南地方势力之所以如此活跃，据陈制让教授所言，是由于该地区，尤其是四川与湖南，处于中国的山麓地带，是各种势力争斗的主要目标。

另一方面，所谓北洋军阀时期，也是各种派系和力量继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政治整合的准备酝酿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北伐便是这些不同的势力及集团希望达成整合的一个标志。

北伐达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即领土处于一个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但是，却并未有达成政治的整合。

其中一个显然的原因，是蒋中正在其他政治军事派别对内外事务尚未达成一致的谅解时，便极力推行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之好坏与否，以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可行，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中央集权，并非表现在积极地去完成国民政府的另一大任务，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成为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

也没有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予以明确的限定，而主要是以加强蒋中正的地位为前提。

自然，蒋中正是一位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以救国建国为己任。但与他一道，崛起于西南，从广州出发北伐的其他国民党军政领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问题在于，蒋中正将对他个人的抨击和批评，与反对国家统一和整合等联系起来。其结果，自然是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冲突。

显然，这样的中央集权化缺乏凝聚力。换言之，国家，乃至执政党－即国民党的政治整合失去了动力。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对外方针上表现出来的软弱，也表明了她在执行国民革命两大任务之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方面，建树不多，甚至有所后退，尤以处理南京事件（ 1927 年）及济南惨案（ 1928 年表现最为突出。

而且，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加快了步伐。“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抵抗日本的侵略，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潮流。

但南京政府此时所执行的，不是积极地领导整个国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执行了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旨在肃清反对南京政府的GC党势力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然后再举全国之力，以御外侮。

这一政策是否正确，不在这里讨论，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一政策不合时代潮流。

为此，郭廷以教授亦认为，这种政策“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由此看来，西南地方势力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显然与蒋中正推行上述政策及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

显然，在当时的形势下，地方势力的过份发展自然不利于南京政府政策的推行。

但是，这些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受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团结一致对外的社会潮流的推动，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于达成国家的政治整合，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首先，地区间关系的加强，使地区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其经济等其它方面的事务。

其次，地区间的合作，使南京政府开始意识到了个地区间所具有的特殊性，而逐渐放弃其原先强行推动的中央集权政策，在许多方面代之以与地方合作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地区间的合作，实际上便是一种先在地方层面进行政治整合的过程。

一旦中央的主要派系，在共同的动力推动下，在意志上与其他派系，包括地方派系，达成共识，则党内的政治整合的达成，便成必然。

桂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对李蒋冲突的影响

首先，与西南关系如何，对于桂系的生存至关重要。1929 年武汉事件后，桂系被迫重返广西。

桂系之所以能够重整旗鼓，最终成为蒋中正政治上的一大劲敌，以及蒋中正在 1936 年六一运动后，不得不与李宗仁达成和解，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有赖于广西发展了与周围邻省实力派的关系，而避免了长期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困境。

其次，发展与邻省实力派的良好关系，使李宗仁和其他桂系领袖们获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得以比较从容地在广西全省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至于受到来自外界过多的干扰和影响，保证了其政策推行的连续性，见效大。广西“模范省”的由来，显然与这种内外部的良好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

再次，李宗仁与西南诸省实力派的合作，是其能与蒋中正长期抗衡的一个重要砝码。这种地区层面的政治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促使李、蒋达成和解、最终走向国民党内政治整合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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