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行春秋事的一代谍王戴笠
戴笠恭请蒋中正入重庆特警班检阅场地。
他遇难后，蒋曾感慨地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周在重要会议上也说：“戴笠之死，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原名春风，字雨农。1897年5月28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一个普通家庭里。在他4岁时，父亲冠英公因病离世。其母蓝太夫人深受传统礼教熏陶，对戴笠管教甚严。
戴笠6岁入私塾，天赋异禀，四书五经，一教便懂。私塾老师毛逢乙对他十分赏识，知道他将来绝非池中物。
这位老师的判断果然不错。戴笠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便赢得了“苏杭第一才子”的美誉，后又弃笔从戎投效浙军潘国纲部。青年时的戴笠交友广泛，与胡宗南、杜月笙等义结金兰。
戴笠（右）与杜月笙（中）。
因从小接受传统儒学，加之家教严明，青年戴笠虽经常身历灯红酒绿、纸迷金醉的豪华场合，但他不抽鸦片、不赌博，也不跳舞。解放后，留在大陆的军统译电科女译员王庆莲在接受陆媒采访时曾表示：戴老板自我要求甚严，比较正派。他在重庆局本部讲座时，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1926年，30岁的戴笠在毛人凤的资助和胡宗南的鼓励下考入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入校后，戴笠将自己的名字从戴春风改为戴笠。取自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乘车戴笠”比喻情谊深厚，不因为富贵而改变对贫贱之交的态度。
1927年4月12日，上海国民革命军全面清档。14日，广州开始行动。黄埔军校各连同学纷纷自动清档。戴笠则拿出了平时的详密记录，报告给长官，逮捕了二十几个档员。
戴笠后在蒋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副官胡靖安的引荐下开始了情报生涯。北伐期间，戴笠经常单枪匹马，奔走于津浦和陇海铁路两侧各县搜集情报，为蒋敉平各路军阀立下汗马功劳。
1932年3月，蒋命令戴笠成立秘密情治组织中华复兴社。1938年，军统局成立，戴笠为副局长。
戴笠一生对于名利得失看得非常淡，按照他的话说：“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戴笠并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
西安事变 与宋美龄冒死赴难
戴笠一生追随蒋，忠心护主，“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西安事变中，戴笠和宋美龄一同冒死亲赴西安解救蒋。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派秦邦宪统战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张学良听信王以哲，一时间，西安城内左风嚣张，东北军内思想庞杂。这些情况均被戴笠掌握，并均呈报给蒋。
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自西安来见身在洛阳的蒋，表明不愿再剿G，要求蒋前往西安训诲部下，蒋念及张学良当年拒日、归顺民国中央和中原大战的效忠而前往。
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胁迫蒋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
22日，宋美龄亲赴西安，戴笠决心效法蒋赴难永丰兵舰的精神，决意一同前往西安。
临行时，他对手下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
属下泪别，戴笠却说：“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表现，我要大家以掌声壮我行色！” 全场掌声雷动。
戴笠与母亲蓝太夫人合影。
戴笠是个大孝子，他双膝跪在蓝太夫人面前，流泪陈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了要做国家的儿子，以后也许再不能……”
话到伤心处，哽咽难语。蓝太夫人平静地说：“只要你能努力尽忠，而又能心存孝思，我就放心了。”
到了西安后，戴笠被软禁在地下室里，没有见到蒋。12月24日，张学良来看他，拿出部下“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的报告给戴笠看。
戴笠回答：“怕死即不来西安，你杀了我，杀不尽我的同志；我的同志，一定会维护我的志向，为维护蒋委员长、为国除奸而努力的。”
当张学良了解到蒋的抗日决心并非别人所诬陷的那样，非常后悔，当即束身请罪，蒋返回南京。
当时延安、孙铭九、杨虎城、韩复榘、宋哲元等各方局势的混沌而妄图生变，戴笠则早早察明研判，积极进行疏解策动，控制住了杨虎城部、安抚了东北军，圆满完成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后，戴笠随侍蒋安返南京。
作为情报天才，戴笠深信“破译是胜利女神”。民国二十二年，戴笠以上海为中心，侦收各方无线电波，二十四年，在南京成立侦查总台，侦破的范围从华语密码发展到日语密码，每年约侦抄2.5万至3万份，密译2700余件。
1937年10月间，译电组长姚敦文在西安破译了从延安发出的无线电密码，获知了其抗日的真实动向：一分二分和七分的说法摆在戴笠的案头。
1941年，军统局译电组组长女少将姜毅英破译了日本12月7日欲偷袭珍珠港的讯息，戴笠将破译技术传给美国人，这些技术成为1942年成功破译日中途岛战役计划信息的决定性因素，中途岛一站使日军海军南云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国史馆与军情局合作，2011年10月8日发布“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史料新书，书中藉大量戴笠手写原稿，还原当年情报战神秘面纱。
1937年，戴笠密派沈之岳等进入延安红军大学攻读。因成绩特别优异而普获延安各级信任，沈之岳利用关系秘密搜集延安情报呈报戴笠。
因沈之岳潜伏非常成功，先后在山西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在江南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司令部。
由于沈之岳潜伏非常出色，因而成了不知内情的国民党人的歼灭目标，也因为中G在国军中的诸多谍报人员被沈之岳挖了出来，沈之岳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民国二十八年，他奉戴先生的命令，机智地回到戴笠身边。
1941年1月，新四军事变正是沈之岳预先留置在新四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发挥的作用所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淞沪抗战前，戴笠力主抗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没有武器没有钱，拿什么打？戴笠立刻回答：“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这句话后来成了国军抗日御侮的经典金句。就连日后被统战的军统沈醉都说，抗日战争期间军统牺牲者达1.8万人之多，而当时军统全部在编人员仅为4.5万余人。
1937年戴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成立苏浙抗日武装别动队，别动队有五个支队和一个情报大队，共1万8百人，由江浙沪的爱国志士、劳工、学生和专业情报人员组成。别动队在掩护国军抗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次年五月，别动队得授正式番号“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在汉口、戴笠任总指挥。
当时日本人悬赏戴笠的人头的酬金数目远在毛之上。戴笠经常冒着枪林弹雨穿梭在金陵与上海之间、犯险如常。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团长以上人员合影。
1937年12月，拥有重兵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放任日军从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日军土肥原允诺扶持韩复榘在鲁称孤道寡，韩复榘信以为真。1938年1月，蒋委员长下令军法惩治韩复榘。
戴笠接到密令后，立刻请郑州警察局长杨蔚吃饭，饭局间杨蔚对韩复榘不抗日表示不满，被戴笠给训斥了一通。
杨蔚将消息传递给了韩复榘，韩复榘听后放松了警惕，在接到去开封开军事会议的命令时，带着一个手枪旅坐专列出发了。
在开封站，戴笠与警备司令罗奇协同作战，缴了手枪旅的械，逮捕了韩复榘。经军事法庭审判，韩复榘被正法。他留在鲁地的部队由孙桐萱负责，孙桐萱提振士气，摘下了日后的鲁南大捷等多个战果。
提起渣滓洞，人们往往会想起小说《红岩》中的备受酷刑折磨的“江姐”和失去自由的“小萝卜头”，很少人知道真正的中美合作所的来龙去脉。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为了能够掌握日本军情和掌握太平洋的气象，决定在情报工作上和国民档军联手。
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著名电机水雷工程专家梅乐斯奉命来到中国，此前，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一个代号为0303623的“友谊合作计划”。
“友谊合作计划”确定由美国供给技术（含人员）、器材、械弹，与国军情报机构合作；由国军提供人员，在中国沿海及被日军攻占的地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报告站、情报侦察站、行动爆破站等机构。并先将爆破器材运往印度，后转运来华。
中美所由军统局（军情局前身）局长戴笠将军与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Milton E. Miles）分别任正、副主任。
1943年4月15日，罗斯福和蒋中正批准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议》，标志着中美特种技术所正式成立，总部设在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戴笠任合作所主任。
梅乐斯来华之前，美国左派和中G对戴笠已经进行了很多污名化宣传，认为戴笠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而已。
梅乐斯带着小心翼翼的心情来到中美合作所，和戴笠亲密接触数年后，梅乐斯感叹戴笠是一个“精明干练、刚毅果决、轻松诚恳、和蔼可亲的人物；
既无一般中国官场的繁文缛节、卑躬屈节的礼数，也无装腔作势故作神秘的傲慢神态，性格上近似西方人”。
并且梅乐斯对军统局非常肯定，非但没有美国左派所描述的恐怖，还相当民主和富有朝气，梅乐斯直言：“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没有一个是唯唯否否的人。”
1946年，戴笠坠机离世后，身在的美国的梅乐斯悲痛至极，发吊唁曰：“顷闻噩耗，惊悉吾人之领导人戴将军逝世，五衷悲痛，楮墨难宣。……今渠弃吾等而去，使人顿增无依之感。……惟本人神魂早已飞越重洋，陪随君等侍吾老友之灵矣。”言辞之恳切，令人潸然泪下。
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发挥了巨大的御侮救国的作用，据统计，合作所共培养训练气象、无线电通讯、水设、译员、摄影研究分析、心理战争、会计、医务、总务、供应、编译、爆破、秘密行动队、各类游击队等人数达5万人。直接被中美合作所歼灭的日军达7万多人。
1945年，戴笠（中）与中美所人员
曾令汉奸闻风丧胆的中国情报天才戴笠曾这样描述他的团队：“我们这个团体绝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搭坡’的特工方式来统治的！……中国人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三民）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谁——不论是日本人、汪精卫、X档——都没有办法来破坏我们！”
戴笠将纪律、道义和仁义结合在一起，把军统局塑造成一个充满归属感的大家庭。
戴笠对自己的部下相当体贴，闽北站副站长张超被福建省主席枪决一事，戴笠在蒋面前为张超据理力争。
军统局成员无论以何种方式殉职，哪怕是违反了纪律而被惩办的，戴笠都会向亡者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寡妻孤儿。
戴笠随侍蒋检阅重庆特警班。
但凡真正的儒者，向来都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1942年夏天，戴笠的家乡保安沦陷，全镇房屋遭日军烧尽。蓝太夫人已70高龄，躲在深山中，备尝艰苦。有人劝戴笠派车送蓝太夫人去重庆，以保安全。
戴笠回答：“我有同志十万人，人皆有母，都在颠沛流离之中，我怎么有力量都接到重庆来？”
戴笠原配毛夫人，1939年病逝后，戴笠即未再娶。日本投降后，戴笠回上海奠祭，泪如雨下。有人向他建议，将毛夫人棺柩运回江山老家安葬。戴笠感慨地说：“各处难民众多，一时尚不能还乡，我怎能先运故人棺材回去？”
1946年3月17日上午，戴笠在青岛汇泉区看到一处幽静葱翠的别墅，不禁感慨：“如果我能在此，可供息肩终老之所了。”语意凄楚，意味沧桑。
戴笠临行时，看到军统青岛站站长梁若节穿的仍是那破旧的中山服，便命梁开个尺寸，戴笠要做个军服回上海后给梁寄过来。戴笠对属下的无微不至，感人至深。
因当天上海天气状况非常不好，梁若节建议戴笠停留一天再启程，有人说南京气候好，戴笠立刻指示随行人员上机，如果不能在上海降落就在南京降落。
下午4时，军统局南京处、上海处均没有飞机降落的消息。毛人凤与中美合作所同仁立刻派出飞机寻找。3月19日，天津大公报却刊载“戴笠飞机失事，延安举行同乐大会”的头条新闻。
军统局南京处刘启瑞和戴先生的副官贾金南，后来在浙江江宁镇岱山困雨沟找到了飞机残骸与戴笠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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