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率团赴日争主权始末

虞洽卿这个人物在我们学过的历史课中好像是个负面人物，是江浙财团的代表，据说自助蒋的国民党反对派的，算是资本家的代表，在我们那里当然是属于打到的对象了。

但是民国人物都是复杂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其一面，其实这一面也不算负面，很多民国人物昨天还是罕见伪军，一转眼起义站到了人民的一方就成了先进，甚至做大官得以善终，也是很多的。

下面一段史实是虞洽卿率团访问日本的历史，看完也许对其有个稍微全面的认识。

1915年5月9日，日本法西斯政权以武力相威胁，逼迫“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欲将中国的正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条约签订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教育联合会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才彻底废除。

在此30年间，中国民间人士从未停止过与日本帝国主义取缔该不等条约的抗争，最精彩的莫过于1926年以上海商人虞洽卿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与日本政商界的一次跨国交锋。

日本发来“友谊”函

事情还得从“五卅”运动说起。1925年5月15日，日本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因带头反对厂方无故关厂停发工资，被日本打手惨杀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目标虽然是针对所有侵华的帝国主义国家，但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国的国耻无不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因此，日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的首要目标了。

“对日经济绝交”，成为最响亮的口号，日本货也被视为仇货，须经过改头换面才能出售。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振兴实业，让国货占领市场，也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抵制日货运动。

如此，日本的对华商品输出与原料收购便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日本亟需疏通各种渠道，以削弱“五卅”运动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拆除扩大中日贸易的心理障碍，促进对华经济输出。

于是，“日本商会联合会”与“大阪商业陈列所”于1926年4月初向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发出一封邀请函。

内称“为增进两国人民敦睦亲密之感情”，希望中国商界选派代表赴日参观大阪电气博览会。

随后，日本外务省也向虞洽卿发来内容相同的邀请函，同时，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矢田及商会会长田边也均向虞洽卿发出盛情邀请。

一向倚强欺弱的日本国，怎会如此热情地邀请孱弱可欺的中国实业家?且由商行延伸至政府，真乃咄咄怪事也！

日本政商界之所以看中虞洽卿，是因为买办出身的虞洽卿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素以精明强干、善予调解华洋纠纷而名闻全国。

他虽从染料业起家，却因开办“兰北轮埠公司”而成为中国轮船业巨子，又因首开“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而在经济界独领风骚。

1924年他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以后，更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了。

面对日本发来的封封邀请函，虞虽感意外，却一眼看出这是提高中国实业家政治地位的极好机会。

机不可失，他迅即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四处发函联络，开始筹组“中国实业家赴日参观团”。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一支拥有58位成员的赴日参观团终于组成。虞洽卿任团长，郭外峰、袁履登、孙梅堂、戴耕莘等12人担任交际员。

另有会计、工人、秘书数人。代表分属电气、运输、纺织、机械、建筑、银行、垦牧等20多个行业。

其中上海总商会的会董和会员约占半数以上，另有无锡、浙江、蚌埠、汉口、芜湖、江西、北京、奉天等地代表，皆为各业巨子。

1926年5月15日，代表团在上海总商会召开预备会。虞洽卿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代表团赴日的两大任务。

一是“以国民外交之手腕，唤醒日本商民，请愿该政府，根本撤废中日障碍（《二十一条》），此外如旅顺、大连亦须早日交还”。

二是谋求中日商会合作，共同处理中日贸易中的纠纷，避免动辄上诉法庭，累日耗资，诸多不便。会上规定团员每人预交费用1000元，动身日期定在20日上午。

19日晚，上海总商会设宴为代表团饯行，王晓籁在致辞中重提赴日参观团的使命。

在历数中日间的种种不平等后，明确要他们“争还旅大，唤醒日本国民表示同情，而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合作”。

通篇无一辞提到如何参观之事，实业家赴日参观团已成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外交代表团了。

20日，中国实业代表团在国人的一片热望中登轮起航了。同日，日本《朝日新闻》作出了颇为乐观的预测。

其以“中华实业家来东视察”为题，谓中国自签《二十一条》以来，每逢五月便是国耻纪念之月，而代表团竟在五月赴日视察，且虞洽卿、余日章素以排日著称，此次却以重要身份来游日本，这确实“可证新时代之到来也!”就在这两相矛盾的期望中，中国实业代表团开始了空前的赴日外交。

参观途中谋平等

1926年5月21日，中国实业代表团到达日本的第一站长崎。欢迎的场面出人意外的热烈，中国国旗到处飘扬，不仅日本实业界人士躬自迎送，且政界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到场。

代表团的车旅费均由日本商业团体及个人赠送。晚间的招待会更是气氛热烈。

虞洽卿一行在答辞中宣布此行目的，一是做好实业方面的观摩，二是促进两国民间的交往。并对日方的盛情深表感谢，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

但愿望毕竟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工业产品采用关税壁垒，进入日本及其控制下的朝鲜的中国商品，要课以100％的重税，而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却只需交纳5％的“协定关税”。

这种极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因此，“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国内21个团体便致电虞洽卿，要其呼吁日本当局，迅速撤消苛税，争取贸易平等。

同时，旅日华侨也纷纷反映在日受到的种种歧视和屈辱，要代表团维护其基本权益。

于是，22日，在神户商会举办的招待会上，虞洽卿便提出了中日两国互相优待侨商的问题，呼吁日本当局迅速解决旅日华侨的生计问题。

并指出“国际上之不平，任何国民均所不甘”，日商要发展对华贸易，首先“应谋除亲善障碍，实行真正之亲善”。

“往者贵国地震，我国人士正值抵货热烈之时，一闻电讯，一致暂止抵货，急谋拯灾”。

“去年‘五卅’惨案，劝日本纱厂工人上工，贵国纱商得免损失”，“凡此种种，均为我人增进亲善之诚意”。一席话使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打下了基础。

24日，实业代表团到达预定的重点站大阪市，欢迎者竟达万人，大阪市长也亲往东站迎接，并由官厅发给每位代表免费乘车证。

晚间，由大阪商业会议所举办的招待宴会，作陪人员达400余人，可谓盛极一时。

宴会上，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稻田烟胜太郎发表了长篇欢迎辞，亲热之中透出了傲气，客套几句后，直点主题，谓美国为后起之强国，无疑是大量运用了欧洲的资本与技术，今日中国的实业要发展，也须动用日本的资本与技术，因此，两国同要互相谅解，互相提携。

并表示，只要中国代表希望参观何所何厂，日方就带领前往，尽情观摩。

中国代表显然被其居高临下的语调所刺激，虞洽卿在答辞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讲亲善，“须除障碍，障碍为何，即不平等条约是也”。

“夹不平等条约之尤为无理者，莫如以下重要之五点。第一，本国境内可容他国海陆军自由上岸否，必曰军备为国家之保障，绝对不许他国陆海空军自由登陆也。”

“第二，本国境内可容领事裁判权否，必曰司法独立为一国之神圣，绝对不许领事裁判权也。第三，本国境内可容他国租界否？必曰领土为立国要素，本国境内，不容有他国租界也。”

“第四，本国内河，可容他国船舶自由行驶否，必曰航权关系国家交通，决不容他国船舶自由行驶内河。第五，关税任国际团体协定否，必曰关税为国家税权之一，决不可受人束缚。”

以上各点，在鄙人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一息尚存，义无反顾”，并“不问时机如何，本良心矢心努力，期达目的”。

日方原以为中国代表会在感激之余发表求助言论，日方可乘势为输入日货鸣锣开道，没想到中国商界人士讲出如此一番铮铮之言。

25日，中国实业代表团在日本同行的陪同下，参观了大阪电气博览会。接着，又参观了大阪造币局、兵工厂、水泥厂……日方招待热情周到，介绍不厌其烦，且所到之处，均飘扬着中国国旗。

中国代表心中清楚，不废不平等条约，中国实业又怎能长足发展呢?故在啧啧称奇之余，反而更觉废约之迫切。

26日，大阪每日新闻社邀请虞洽卿、余日章前去发表演讲，虞、余两人便决定借此舆论机关宣传废约主张。

虞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挑明“近十余年来，中日感情，日趋恶劣，其中重大原因，贵国人士知之甚详，为《二十一条》。因此，亲善决非彼藉鼓吹之力而成功，贵在有诚意，能实行”，“倘日本方面无此决心，亲善两字，此后可毋用再提及之”。

接着又表明，“中国今日人民，确已黄粱梦醒，国家思想，日益紧张”，没有日本的扶助，也“决心负责前进，秉自助天助之精神，必能达我目的”。

日本方面，却欲离中国而不能，“贵国之最大商场，在中国抑在他国乎?贵国制品，能畅销予欧美各国乎?贵国所需各种原料最多部分，由何方面得来，非从中国乎?”

“倘日本失去此来源及商场，贵国前途将如何?”最后虞指出，若中日两国不睦，则“犹如人身内部不调，百病易于略入，东亚或将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战场，中日两国人民元气耗消，非数百年不易恢复”。

此一番铿锵之语又一次震动了日本各界，亦将中国代表的态度表白得一清二楚，即不废不平等条约，中日是亲善不起来的，扩大中日贸易便无从谈起。

令日方吃惊的是，面对日方如此热情亲密的欢迎气氛，如此先进发达的工业设施，中国的实业家们既未被感化，亦未被惊倒，反而态度越来越坚决，这是日方所始料未及的。

东京恳谈再努力

中国实业代表团离开了现代化的大阪后，又来到了古色古香的京都市。在京都市长安田耕之助的陪同下，代表们领略了一番颇具中国古风的京都遗迹后，便乘车到名古屋。

名古屋的商业会头上远野一改大阪稻田烟胜太郎的骄矜，先对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抱歉一番，然后要求代表团成员不必过问国家之争，且把以往的不愉快当作“大海中的一道小波吧”。

但时值“五卅”惨案纪念日，代表们岂能淡忘铭刻心头的国耻，便直言相告：日本年年讲亲善，却自甲午战争以来每隔十年必有一大战，每战一次日本就获巨利一次，中国则必失大量利权，这岂能轻描淡写成一道微波呢?中国政府虽无抵抗外来之强力，老百姓却自有其抵抗之办法，那就是抵制日货。倘要发展中日贸易，必先除政治上之障碍。

日方无言以对，只得将扩大贸易之事暂按不提。

6月2日，代表团到达日本的首都东京。一下火车，便被热烈的气氛所包围。

在1000多位手执中日两国国旗的欢迎人群中，竟然站立着几十位仪表非凡的日本元老和政府高级官员，显然，代表团已成为重要国宾了。

当天下午，代表团便访问了日本外务省。晚上，代表团团长虞洽卿通过无线电向日本国民发表了演说。

面对日本的全体国民，虞洽卿追溯了中日两国自唐代以来的友谊，“吾人于此宛如有唐代人民之感想”；指出了伤害中日两国感情的症结之所在，呼吁日本人民认清世界之大势，用实际行动促进两国亲善。

在此，虞未用激烈的言词，但反响极大，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外交史上实为空前之新纪录。

第二天，日本外务大臣币原重喜郎在外务省官邸举办招待会，宴请中国实业代表团。日本内阁总理若槻礼次郎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也出席了招待会。

杯觥交错之中，若槻礼次郎冠冕堂皇地表示，“为中日两国前途及东亚前途计，不得不切望两国之关系日臻亲密，完成共存共荣之本旨”。

币原也起立宣称，日本人无意干预中国政界的党派浮沉兴废，而要先使两国间的经济“日臻亲密”，明确表达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厚望”。

坐在国宾席上的中国代表，虽个个满面红光，却没有忘乎所以，虞洽卿在答辞中仍单刀直入，“敝团同人以为中日亲善决不可作为口头禅”，询问日本政府对于中日亲善究竟有无实行的诚意和具体办法，并提醒日本政府，“贵国如欲明了敝国实情，宜就人民方面多加考察”，使在旁的汪公使如坐针毡。

为了与中国实业家达成实际的贸易协议，日本方面先后召集了四次恳谈会。

日方出动的人员有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明治大学的小林三郎教授、“日华实业协会”会长涩泽荣一等政界、新闻界、法学界、实业界代表人物。

恳谈会的交锋甚为激烈，焦点集中在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是先“经济提携”。

恳谈一开始，中方便表明态度，“首先要取消《二十一条》，中日重新缔结新约，其次才谈得上‘经济提携’”，并提议“由两国国民研究一种变体的解决方法，取消《二十一条》中残存之条文”。日方则强调先实行经济提携，政治问题是政府间之事，容后再议。

实际上，相当多的日本代表是侵略政策的拥护者。商业会议所的高柳松一郎公然说，日本以最大牺牲从俄国人手中夺取旅大，现在和将来都反对把旅大归还中国。

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更加蛮横，竟说满蒙是日人的血肉结晶，中国为何不先向西方列强索回权利，反而要求日本偿还用血肉购得的权利。

只有明治大学的小林三郎赞同中国代表的主张，提出由中日两国法学界与实业界组织一个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调查机关，共同研究中日间的贸易问题，但得不到日方代表的响应。

日方代表千方百计想绕开正治问题专谈所谓的“经济提携”，但中国代表毫不松口，坚持经济与政治关系密切，不能先后颠倒，声言本团虽非外交当局，然全国民意重在此点，“不废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会停止抵货运动，到头来受损失者是日商，而两方政府无与焉”。恳谈陷于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日方商议了一个折中方案，于6月8日在涩泽子爵家中恳谈时提出，即由中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实业家共组一个恳请机关，旨在调停中日间商务交易中涉及的各种纠纷。

这一提议虽仍与中方的意见有出入（中方提出要组织“取消不平等条约委员会”），但此方案也是虞洽卿在离沪前宣布的宗旨之一，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不平等条约中的具体问题，因此，中方没有反对。

只强调要回沪征询各方意见才能确定，并决定由余日章和郭东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留日继续洽谈筹组这一机构的具体事项。

接着虞洽卿又提出旅日华侨的待遇问题。经协商，日方答应在相当范围内予以优待。中日恳谈会终以双方同意组织一个中日联合的经济团体而告结束。

中国实业代表团在日本首都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外交努力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虽没有争还旅大，取消《二十一条》，但中国人民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决心却已晓之于众，并在日本国民中争取到相当的同情者。

双方既已达成协议，中国实业家便打点行装准备归国了。有十几位代表9日便乘“上海丸”轮回沪，其余代表由日方安排游览了横滨，然后经宫岛、下关、八幡到长崎，乘坐“长崎丸”客轮回国。

一路上，代表们仍“口讲指画”向日本民众发表演讲，希望他们支持中国人民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斗争，要求改善在日华商的待遇。

13日，代表团结束了在日20多天的参观访问，登轮回国。15日下午到达上海汇山码头。

回国后，上海总商会在大东旅社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虞洽卿在宴会上汇报了赴日参观、交涉过程，得出结论，“吾人此后尽可从国民外交上努力”。

通过“开洛无线电公司”的无线电传播，当天，中国实业代表团的在日外交努力便传遍全国各大城市。

1926年中国实业代表团的赴日外交，谱写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异邦能上驳政府，下达民情，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为维护国家民族之利益而奔走呼号，实为难能可贵之举动。这也是当时国内民众反帝爱国运动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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