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历史：长征中的红八军团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 ，简称“红八军团”，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编成的一支革命武装。

1934年10月9日，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到兴国县南端的社富地区，作长征出发前的休整、补充。长征出发时，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纵队前进。

越过三道封锁线后，红八军团变为左后翼。渡过潇水后，红八军团与红九军团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威胁广西龙虎关、恭城、富川、贺县等地，迫使桂军夏威部主力从灌阳南调恭城。

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作战部署》的作战命令，决心从桂北西渡湘江，电文规定：“八、九军团为第四路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过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

根据这一命令，八、九军团成了最靠南的一路纵队，也成了在西进湘江的过程中，受到桂军及民团正面拦截的一路纵队。

红八、九军团在湘桂边境的三峰山遭到桂军及民团的阻击，无法按原定路线前进。

11月27日下午，红八、红九军团接到紧急命令，晚上再度组织强攻，仍遭到桂军和民团据险顽抗，屡攻不克，伤亡惨重，大约于28日凌晨接到命令，改道北上由雷口关入桂。

此时，距桂军夏威部主力南撤恭城已经过去了五天，距中革军委作出西渡湘江决定已经过去了两天，而八、九军团仍滞留于湖南永明、江华境内，他们要先北上再西进，走一条直角形的路线，比其他部队多走了不少路。

而此时，中央军占领了道县，桂军主力返回灌阳，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八、九军团的西进通道随时都可能被中央军、桂军、湘军切断，八、九军团成了红部队中处境最为危险的部队。

红八、九军团西进道路上的第一个危险来自周浑元的中央军。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于11月26日占领了道县，他们随时都可以西进占领湘桂边境的雷口关、永安关，封闭红八、红九军团的西进通道。

虽然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和红一军团一师（缺红二团）在湘桂边境阻击追击之敌，以确保红八、九军团的西进道路畅通，但如周浑元部全力进攻，红五军团恐怕也难以雷口关、永安关安全。

万一雷口关、永安关被周浑元部占领，红八、红九军团将会被切断于湖南境内，受到担任追击任务的国民党军第三、四、五纵队的围攻，其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没。

幸好周浑元部行动并不积极，红八、红九军团才得以顺利通过都庞岭，进入广西境内。

根据军委28日的命令，红八军团应于29日中午赶到灌阳县属水车地区，与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络。

但由于红八军团事先未派人侦察和联络，边搜索边前进，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直到29日午夜（30日凌晨）才赶到水车。

水车距离湘江还有大约五十公里。当时，红六师已奉命赶往新圩救急，红八军团碰到了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红八军团正要休息吃饭，又接到红三十四师转来的军委电报，称鉴于敌情紧张，要求八军团：“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争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天亮后，红八军团尾随红九军团从左翼向湘江前进。红三十四师则赶到灌阳新圩接替红六师第十八团阻击桂军。

30日下午15时左右，有一部分桂军前出至全州两河乡鲁枧村隔壁山一带，截断了红八军团的去路。

当时大约是下午15时，红八军团正在行进中，忽听到前面响起零星的枪声。

原来，八军团与九军团之间相距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桂军一部由灌阳方面绕过红五师的阻击阵地，穿插进来，拦住了红八军团。

这时，又有敌机来袭，用机枪俯冲扫射，但战士们没有因此止步，队伍继续前进。

随后，红五军团十三师赶到。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命令三十八团占领隔壁山西北高地阻击桂军，掩护其它部队（含收容起来的比十三师多两倍的落伍人员）绕过隔壁山，往石塘圩方向前进。红八军团在红十三师的协助下，冲破桂军的封锁，继续向湘江前进。

如果当时红八军团与红十三师经石塘圩，到凤凰嘴过湘江，路程比较近，又有红十三师照应（红十三师由西北军起义部队改编而来，战斗力强），可能会顺利一些。

可惜，红八军团在隔壁山与红十三师分开，在红十三师南侧，向全州古岭头、青龙山一带前进。

这一条路线不但路程较远，而且没有红十三师的掩护，使得红八军团遭受灭顶之灾。

也许，当时中革军委的计划是让红八军团从界首过江，而不是从凤凰嘴过江，因此才让八军团与红十三师分道前进。

在古岭头附近的螃蟹形山，红八军团又遭到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先头部队拦截，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军团长周昆命令孙超群率二十三师掩护，其它的部队尽快往前冲，非战斗人员一律跑步前进。

拦路的桂军人数不多，孙超群率军奋勇冲杀，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到全州与灌阳新圩交界处的两河乡石形山。

这时，桂军北上的部队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加入战斗，形势越来越不利。

当桂军企图对红二十三师进行迂回包抄时，孙超群下令边打边撤，撤到螃蟹形山继续阻击，然后经古岭头、青龙山一线向湘江方向退去。据说红二十三师在此战中损失一千余人。

一路上，不时有渗透进来的桂军小股部队，对红八军团进行袭击骚扰。红八军团边打边走，有时敌我几乎搅在一起。

桂军追兵最近时距军团指挥机关只有数十米，罗荣桓与机关人员一样，掏出手枪参战，这是从他担任红四军政委以来很少碰到的情况。

天色将晚，军团首长下令，机关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集中起来先行出发，战斗部队在后面跟进，交替掩护转移。

近乎灾难性的悲剧是从午夜开始进入高潮的。后面有急讯传来，说敌人卷了上来，黑鸦鸦的，至少有两个师的兵力。

这个消息在队伍中引起了巨大的惊慌。应对之策未出，又有消息传来，左翼也有大队敌人出现。

像要印证这种消息似的，顷刻间枪声大作，弹线交错流曳，炮弹在四下里腾起了巨大的火团。

一下子，红八军团乱成一片，部队完全失控：建制乱了，队形乱了，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四处都是涌动的人群，如同逃避瘟疫的难民。

落伍的，走错了路的，跌伤了手脚的，产生失望情绪而开溜的……真正的溃不成军！

敌人不时从侧后搅进来，黑暗中敌我难辨，乱仗纷纷，甚至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一路过去，伤亡遍地，溃兵四散……

12月1日早上，太阳升起了，人们看到红八军团前进道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物资，书籍文件丢得到处都是--军事手册、地图、军事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

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就这样丢在了湘江东岸。

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实际上，当时桂军穿插进来的部队并不多，红军的伤亡也并不是特别大，可是红八军团有大量人员是因过度疲劳而掉队、落伍。

八军团报务员黄良成回忆说：“拂晓了，东方渐渐发白，队伍稀稀落落地继续前进。年岁较大、体力不支的同志和肩负重担的运输员、炊事员们都掉队了。跟上来的同志也已疲惫不堪，个个眼睛通红，好象害了严重的沙眼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立不稳。”

“有的脚底打起水泡，但仍然忍受剧痛，一跛一跛地走着；有的干脆卧在道旁，在那打起鼾声。也有似睡又走，闭合着眼睛两脚不协调地移动着的，跌跤者为数不少。一个炊事员却个别，扛着大锅铲停立在道中间，站着就睡着了。我踉踉跄跄地走着，边走边睡,'拍'的一声，我的前额正好碰在锅铲尖上，立即起了个球状青包。”

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步行参加长征，由于腿伤未愈，行军困难，刘少奇送给他一匹大黄马。

30日晚，红八军团将马匹集中起来在战斗部队前面行进，莫文骅随战斗部队行动，被迫与他的大黄马分开了。

经过连续的急行军，莫文骅双脚肿胀，只得柱根棍子跌跌撞撞往前赶。幸运的是，拂晓时莫文骅在路上又碰到了刘少奇送给他的大黄马，他才得以骑着马过了湘江。莫文骅后来回忆说，是那匹大黄马救了他的命。

12月1日午后，红八军团先头部队才陆续到达湘江边。此时界首浮桥已经被炸毁，界首渡口已经被桂军占领。

红八军团只好掉头向北，从位于界首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徒涉过过，这是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第二次走直角形的弯路！

当红八军团先头部队赶到湘江东岸麻市村时，发现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红九军团部队正在凤凰嘴渡口抢渡。

红八军团为了保证兄弟部队渡江，主动担负起后卫掩护任务，布置好警戒并赶紧煮饭。

没有菜、没有盐也没有碗，指战员们用帽子装饭吃。饭还没吃完，从新圩追来的桂军44师部队又从旁边插过来了，敌机也前来轰炸扫射。全军团将士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抵抗，数百名指战员在激战中牺牲。

红八军团的前卫部队正在过江，五六架敌机飞到渡口，部队吹响防空号，八军团战士多数是新兵，见敌机来袭，队伍顿时混乱，敌机在河滩上轰炸、扫射，八军团死伤累累。

敌机刚走，后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炮弹呼啸着落在河滩上，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冲到了渡口。

桂军一阵扫射，打得一片混乱。在这危机关头，军团首长亲自率领军团直属队向桂军发起反冲锋，将其先头部队压了下去，然后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尽快过江。

然而，又一批敌机飞来，在湘江的上空猛烈轰炸、扫射，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激流卷走……

八军团无线电分队在政委袁光（少将）的带领下抢渡湘江。行至江心，炸弹激起水柱，挑收发报机的战士突然倒下。

运输排的一名班长反应迅速，紧追几步，捞回收发报机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架敌机俯冲下来，一排机枪子弹打在袁光的前面，一名抬充电机的战士中弹牺牲。

袁光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抬起充电机继续前行。过江后，官兵们前进数里路，在一个山凹处停下来。袁光赶紧清点人员、装备。电台机器依然完好，只丢失了一副备用的双电池，分队却减员十几人。

1978年，曾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中将曾任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在临终前告诉袁光：“军博陈列的那部充电机，就是当年你们电台使用的那部机器……”

12月1日下午15时左右，罗荣桓带着天亮后收容的几十个人赶到了湘江边，从凤凰渡徒涉过江。

此时正是湘江的枯季，江水只有齐腰深，但寒冷彻骨，一步一颤，牙齿嗑得嚓嚓响。

罗荣桓到达西岸时，回头一看，不禁热泪盈眶--他身后只剩下一个年龄很小的小红军，肩上居然还扛着一架油印机，他是一名小油印员。

罗荣桓碰到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聂荣臻让他到红一军团去。罗荣桓在江边上坐下来等。

不久，军团长周昆也带了几个人过来了。罗荣桓问他：“你知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赶到了江边？”

周昆沮丧地说：“不知道，不知道！伤亡太大了，我也是晒干的蛤蟆，只剩下一层皮！”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12月1日下午，红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的部队。

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红一军团也无能为力。这个红八军团指挥员也许就是罗荣桓。

12月1日傍晚18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称：“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

当天晚上，红八军团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红二十三师减员严重，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六百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林林总总的加起来，也只有1200人。

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八军团的番号，余部并入红五军团。走在红八军团前面的红九军团，也损失巨大， 其中红二十二师损失四千余人，基本上全师覆没。

1935年2月，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红九军团由两个师缩编为三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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