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后期毛为何迅速离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导权，蒋先后三次电邀毛赴重庆参加谈判。对于蒋的邀请，党内一些人士对此抱有强烈的戒心。

不过在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下，毛最后还是毅然决定亲赴重庆。到谈判后期，毛却产生了尽快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的想法。周更是积极活动，希望国民党作出相关安排，让毛能够尽快离渝。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对毛安全的考虑，而引发安全担忧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赫尔利的安全保证是否有效？

9月3日，周、王若飞与张治中、邵力子交换意见，向国民党提出十一条建议，对作为重点的第九、第十项解放区与军队问题拒不让步，要求军政不分，国民党方拒不同意。

此后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任何进展。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之际，作为调停人的赫尔利却于9月22日按照预定计划返美述职。

众所周知，对毛赴重庆谈判的安全，美国政府及赫尔利给予了郑重承诺，并派赫尔利和军机飞赴延安迎接以示诚意。

现在赫尔利突然离去，难免会让档对之前的承诺是否继续有效产生担心。

加之，早在抗战胜利前的8月6日下午，魏德迈在记者会上强调：“如中G领袖朱德、毛依照建议到达重庆，彼不敢担保彼等之安全。因此举纯系中国问题，但彼谓如中国要求给延安领袖之交通工具，则彼可以办到。”

之前对朱德、毛赴渝安全不予保证的这一谈话，中G此时如加联想，很容易增加对美方的疑惧及戒心。

为消除这一疑虑，赫尔利临行前要求蒋亲笔写下一个保证毛安全返延的保证书。

蒋之所以答应写这份保证书，主要在于美苏反对内战、兵力不足、内部矛盾复杂以及中G力量的壮大等因素的制约。

拿到这份保证书之后，赫尔利迅速告诉周。得到赫尔利这一保证书后，中G中央在《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中称，毛“在渝安全”。

蒋突然离渝，致返延事宜提上日程

由于谈判毫无进展，蒋于27日飞赴西昌静养，而且一住就是几天，将谈判任务完全交给张治中、张群等人，自己则在幕后指挥。

按谈判学常识，谈判双方一般会保持身份的某种对等以示尊重，又能尽快实现谈判目标。

就重庆谈判期间的国G代表而言，周、王若飞等与张治中、张群等属一层级，而蒋与毛因地位相近，则属相对平等的两档首脑谈判。

蒋的突然离去，实际让毛失去了相对应的谈判对手。首脑谈判的终结态势让“耽搁的日子已相当长久”的毛将返延事宜提上日程，强调“有即回延安的必要”。

尽管蒋早就曾表示，“毛先生随时可以回延安”，但在他的27日日记中写道：“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此时美苏的态度决定了蒋仅能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扣留“审治”自然是一厢情愿。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也未见蒋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记载。两天之后，周又告诉张治中，毛有早日返延的意向。

张治中说，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这仅仅是张治中的个人表态，而非官方正式开会的集体决定，更未说明具体离渝时间，这自然难以消除中G的疑虑。

10月1日，周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毛在渝安全与赫尔利的安全保证问题，希望毛早日返延。

蒋在日记中认为，赫尔利实际已对中G声明，“今后国、G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降时可由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停，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

既然如此，毛的安全问题则是一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赫尔利的保证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效力。

苏联方面对保证毛安全的婉拒

事实上，对抗战后蒋三次的电邀，党内抱有强烈的戒心。然而，斯大林却两次致电要求毛赴重庆参加谈判。

为消除毛、周等人的疑虑，据当时中央S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强调：“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尽管有斯大林的保证，但毛赴重庆的安全风险还是存在。1949年7月，斯大林以自责口吻向刘少奇表示：“毛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的可能。”

如前所述，尽管赫尔利获得了蒋的安全承诺，但他的突然离开还是让中G方面十分担心毛的人身安全。

为保证毛的绝对安全，周5日专门拜访彼得罗夫，表示希望“让蒋同意毛回延安”，询问能从苏使馆得到多少帮助。

为避免国民党与美国的猜疑，进而引起过激反应，彼得罗夫表示，“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实际加以婉拒。

苏方这一态度增加了周等人的担忧，不得不加快毛离渝的步伐。又据师哲回忆，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返延过程中，苏方人员“都不曾出面”，其情报人员在延安“对于国G谈判也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过什么态度”，他们“既不敢说出任何违反他们最高领袖意图的话来，又不能违心地承认中G应该相信蒋的声明或诺言”。

苏联方面置身事外的态度很容易让中G在毛安全问题上忧心忡忡。

李少石事件引发的忧虑

7日，对中G方面的一再要求，蒋于中午与部属专门开会讨论毛的离渝日期，最后决定“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第二天，国民党在军委会礼堂为毛举办欢送宴会。在会后演出时，张治中静静地走到周身边附耳说话，周马上起身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原来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枪击身亡。

消息传出，重庆“全城震动”。此时“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毛的行动”，皿煮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

众所周知，国G两党疑惧甚深。在毛赴重庆之前，延安方面就十分担心他的安全。

尽管张治中一再声言“对主席的安全负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延安干部看来，“一贯背信弃义的蒋心里究竟作怎样打算”，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在随后的谈判中，国G双方又互不相让，疑忌心理自然是有增无减。而在欢送会当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会引起中G中央、周对毛安全的高度警惕。

有鉴于此，周向张治中“请求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一人独返”，则“放心不下”。

不难看出，李少石事件是周向国民党方面要求毛迅速离渝的重要原因。

军事冲突的白热化加剧了对安全的担心

对于自身的安全，毛8月25日就对刘伯承、邓等明确指出：“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27日，彭德怀为此指示贺龙：目前正与国民党谈判，应积极向敌占区抢地盘。

当天晚上，毛还向刘少奇强调：“对蒋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斗争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到了谈判后期，双方军事冲突日益加剧。中G方面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击溃胡宗南的“7个师”。

10月1日，美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在秦皇岛登陆，配合国民党部队侵占北戴河、留守营、海阳镇、深河堡等港口和城镇，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等地。

2日，中央军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等部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以迟滞其行动；

4日，又要求烟台守军对美军登陆予以“强硬拒绝”；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则在上党地区歼灭阎锡山部六个师及省防一部。

中G军事方面的强硬固然会增加谈判的底气，但武力冲突的激化是否一定能保证毛的安全，这实际值得怀疑，中G中央若有忧虑，亦属正常。

加之，随着返延之期日益临近，蒋会不会出尔反尔扣留“审治”毛，中G方面有此担心，自然也符合情理，因为这有前车之鉴，蒋就曾扣押过李济深、胡汉民与张学良。

事实上，早在1942年8月14日，蒋就向周恩来提议约见毛，周正是担心蒋可能“包藏祸心”、借口扣留毛长期驻渝而加以拒绝。

结  语

10月10日，即国民政府双十节的当天，《国民政府与中G代表会谈纪要》正式签订。

从内容来看，双方仅是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关键的解放区政权与军队问题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11日早晨，蒋与毛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会谈结束后，毛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机抵达延安。

据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回忆：“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20世纪80年代任纽约《中报》社长的傅朝枢告诉她：“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张治中陪同“未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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