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

提起张福运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知他是何许人也，而他恰恰是一位为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并且他与上海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一、充满传奇的一生

张福运1890年生于山东福山（今烟台），早年在家乡私塾受教，12岁时入美国长老会教士创办的烟台毓璜顶英文学馆（简称英文馆）学习。

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注留美预备班，次年由庚款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又继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于191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后回国。

张福运先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国际法。后又入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外交部工作，历任交通部航政司、海事司司长等职，曾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参加华盛顿“国际限制海军军备会议”。

1922年至1925年间担任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1月，张福运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之邀，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权及改革海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

在恢复关税自主及海关行政管理改革初见成效后，他因不满宋子文的处事方式，于1932年辞去了关务署署长的职务，转至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担任特别助理，在美国代表宋子文具体负责公司所有业务。

此后，他又担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法律与经济委员会代表，并曾于1945年6月随宋子文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

抗战胜利后，他再度被任命为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苏浙皖区敌伪财产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不堪特务机构的骚扰，再次辞去关务署署长之职。辞职后，张福运并未追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来到美国，供职于亚洲学会，直至退休。

退休后，他在旧金山寓所静心颐养天年。1983年于旧金山寓所中逝世，享年93岁。

二、在沪拜访孙中山

1922年11月，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海事司司长的张福运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海军部、交通部及税务处三家单位，各派出代表齐聚上海，讨论修订引水章程。

这次上海之行，张福运不仅与哈佛同窗宋子文久别重逢，更重要的是拜访了孙中山。

北洋政府的妥协，注定了张福运此次上海之行只能是“例行公事”，之前慑于总税务司安格联等英人压力，修订引水章程被框定了范围，中国政府只可“自由讨论”长江引水事务，而沿海引水业仍归外人，这无疑让张福运很是沮丧。

和他有同样心境的，还有“因革命理想受阻，当时也正蛰伏于上海”的孙中山。

在宋子文的安排下，张福运与孙中山见了面。据张福运事后回忆：“孙中山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我的内心自然有一种愿望，想看一看活生生的他，并试图了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于是，我请求宋子文探询一下孙中山是否同意我去拜访。后来我终于在其位于法租界的府第见到了他本人。在交谈中，我很少说话，多数时间都是孙中山在讲。他谈话的主旨依然在我的头脑中回响，那就是我不应该做一个官僚，而应该参加革命。”

然而，张福运并不倾向于革命活动，他相信由吴佩孚支持的北洋政府将最终成为一个立宪政府，但这个希望在1927年化为了泡影。

三、赴任关务署署长

1927年1月，内战时局渐趋明朗，国民政府势力逼近北京且胜利在望，于是开始招贤纳士。

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力主张福运接手关务署，张福运最终接受了任命。

当时，关务署名义上可以处理一切与海关有关之事务，但实际上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只有广州海关和汉口海关。

而关长的任免则由居于北京的北洋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全部的海关收入，包括国民政府控制下海关所征收的部分，均统一汇集到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

当时的海关是一个由中国政府雇佣的奇特的国际机构，其大部分雇员来自英国。针对这种现状，身为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毅然决定改革海关。

张福运认为，简单地把洋人从海关打发走并不切合实际，国民政府创立伊始，急需海关税收，更不应打破海关的正常秩序。

实际上，担当这一职务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恢复对海关的控制，要让总税务司站在中国立场上行事。

因此，一名称职的总税务司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首先，这一人选无疑必须是熟谙海关事务的海关资深官员。

实际上，在当时要找到这样一个能掌管庞大、复杂的海关机构的中国人委实不易。

因为在这之前，在海关中工作的中国人中，还没有人担任过海关副税务司以上的职务。

其次，此人必须同情中国的民族运动，理解中国人民重获海关控制权的渴望，同时必须在海关改革问题上，与关务署通力合作。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总税务司作为中国政府机关的一名官员，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国政府的命令，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

之后，围绕新海关总税务司任命一事的种种阴谋不断，易纨士和梅乐和之间的明争暗斗逐步升级。

易纨士自比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虽然他也承认“海关一定会有中国化的一天”，但他对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只是故作同情。

当上海的海关职员组织起来要求恢复中国人对海关管理的时候，易纨士明确表示，“海关工会的这些举措欲速不达，对海关领导人的胁迫到头来只会无疾而终”。

他还警告海关其他华员“不要跟这样的组织沾上什么关系”。而梅乐和则是晚清时期长期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的外甥。

最终，梅乐和胜出。在梅乐和的协助下，张福运召集了一个海关改革五人委员会，致力于评价海关的工作，讨论海关的改革，并向关务署作出建议。

这其中有12项提议得到了批准，张福运称之为海关的“大宪章”。这其中三项主要的提议是：一是停止聘用外国人为海关职员，除非特殊岗位缺人又没有中国人能够胜任。

即使是在这样的例外情形中，总税务司也只有在得到关务署首肯之后才能雇佣外国人。

二是所有的高层岗位都必须对中国人敞开大门。它还特别指出，总税务司有义务选任称职的中国人担任海关税务司和副税务司。

三是中外职员同工同酬，但因外籍职员生活水准不同，故许以额外的出国津贴。

四、收复关税自主权

张福运海关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将重要岗位上的外国人全部替换为中国人。

海关本身由关税、海事和运作三个部门组成，每一部门又下设若干科。长年的运作中又渐渐地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人事系统，上下等级细达百余层。

总税务司有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许多海关税务司级的干事，分别负责华员、稽核、参谋、财务、人事、预防、关税以及一些无所属部门的人，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副税务司级的助理，以及相应的一队人马。

改革的第一步是任命一名华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中文秘书。同时，在张福运的建议下，将海关税务司学堂升格成为一所四年制的大学，用于培养合格的海关人员，并设立了旅行奖学金，将中国职员送到国外深造，学习研究几个主要世界强国的海关系统，其佼佼者最终可晋升至海关关长。

此外，还废除了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关务署要求每一个关长都要递交年度预算报告。

税入不再存进汇丰银行，而是置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政府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这笔资金，而剩余部分则移交给财政部。

过去海关一切事务都依赖于总税务司的做法至此也画上了句号，税务司本身则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海关于是重回Z国M亲的怀抱。

在关务署成功地对海关实施了国有化之后，身为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的张福运又开始酝酿关税自主的谈判。

他首先提出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制定的问题。在张福运的领导下，关务署成功地调整了关税税率，这一税率早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就已经提出，其后在1925年北京的关税税率专门会议上再次达成一致，但始终未获批准。

20世纪30年代，张福运还成功地完成了与日本之外其他列强的谈判，并就中国关税税率问题达成一致。

新税则规定了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它是基于北京关税会议上提出来的七级关税制度。

最后，张福运提出给日本一个三年缓冲期的方案，日方表示同意。就各国利益均沾的最惠国条款而言，中国终于在1933年重拾关税自主。

在执行新关税之后，原有的由非海关部门征收的二五附加税也并入了新关税。这样一来，所有的关税就全部由海关征收。

当年上海的《申报》有报道认为，“财政部关务署张署长在职四年余……对于海关行政竭力整顿，开源节流，多所规划。其特殊成绩尤在收回海关自主权及提高华员地位，使与洋员平等”。

当张福运后来回顾他在关务署前五年的工作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帝国主义是不公道的，因此注定不能持久。”

五、辞职之后再复职

1932年秋，在海关的事务重新走上正轨之后，张福运因与宋子文政见不合，递交了辞呈。

1945年二战结束后，张福运重新回到重庆。在事先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一天宋子文告诉他，他已被任命为关务署署长。

这既让他惊讶，也有违他的愿望。不过，宋子文坚称，他才是一个具有恢复海关既有秩序及效率的经验的人。

上任伊始，他就发现关务署有了不少变化。有了一位副署长，是一名国民党党员。

同时，在职员中还混杂有许多其他国民党党员，他们每周开会，讨论和评判关务署事务。

他们通常还将记录交给张福运，尽管他并不是党员。他也只是看看，然后便搁在一边。

不久，有一项具体的法规与海关雇员有关。它规定关务署有责任审查曾在沦陷区工作的雇员，并将结果交行政院审批。

张福运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税务学校校长任主席，包括一名海关专员和一名关务署代表。

根据国际法，在占领当局中行使本部门的正常职责的公务人员不违背任何法律，也不应被视为投敌。

根据这个原则，委员会只发现了三名海关成员曾超越其正常职责而与敌人合作：一名法籍税务司、维希分子；一名中国籍的上海税务司和一名外勤人员。

相应地，其余的曾滞留在沦陷区的海关人员——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总税务司都没有命令他们中的任何人转移到非沦陷区——都得到了澄清，并保住了他们的职位。

张福运将委员会的清查结果提交给行政院，后被及时通过了。这样，海关重又成为一体，可以行使作为政府关税征收机构的职能了。

张福运的一生为人正直，从不迷信权力，更没想过当大官，也就一直没有加入国民党。在他看来，学识比什么都重要，张福运向往知识，喜欢读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性格决定命运，而张福运的性格就是要做义事。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海关的改革和关税自主，因为这两桩是义事。

在接受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泰斗费正清的一次录音采访中，他这样说道：“很简单，中国只是在主张她应得的权利。”

有史家认为，近代中国海关自其1853年诞生之日直至1949年，一直由外国总税务司把持，代表着洋人的利益。

然而事实上，从1929年1月易纨士去职，梅乐和继任海关总税务司起，中国就已经收回了海关的行政管理权。

经数年不懈努力，海关总税务司这一“国中之国”已经被牢牢置于关务署领导之下，成了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一个职能机构。

而作为第一任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对中国恢复海关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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