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图）
我们北方的邻居俄罗斯，是自上上个世纪以来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日本）。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以及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射的那个空包弹，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至今仍在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如今，苏维埃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国人浓郁的苏联情结却依然留在心里，尤其是50－60年代长大的一批人，或多或少的都怀有某种苏联情结。
虽然很多人也都知道俄罗斯自沙皇时代起就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种种劣迹，二战时斯大林为了与日本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也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承认满洲国）；
二战结束后又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的内战，甚至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准备全面入侵中国，要给中国做“核手术”， 但仍然相当一部分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纠结之中。
直至今天，“上帝的礼物”普京仍然是不少中国人的崇拜的偶像，“战斗民族”也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涵义，改开后大批国人去俄罗斯旅游，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在伏尔加河沿岸城市，到处可见乌泱乌泱的黄色皮肤朝圣人群，幸福洋溢的脸上已全然忘却当年全民挖防空洞准备挨原子弹的恐惧与仇恨。
在圣彼得堡，中国游客围着一条对马海战中日本手下败将的阿芙洛尔巡洋舰又是参观又是拍照，形成一道俄罗斯年轻人不知所然的风景线。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苏关系也迎来了蜜月阶段，我们开始“全盘苏化”。无论是在社会形式、军事制度、经济政策，甚至文化领域，苏联都对中国及中国人施加了从未有过的影响，引导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艰难之路。
按照常理，虽然中国与欧美各国也有传统上的错位，但无论如何其代表的先进文明社会形态应该是中国学习的对象，而不是全方位学习照搬处于二流地位的苏联。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与领导人的原因，中国对外政策采取了“一边倒”的策略，各行各业全面学习照搬苏联。
比如说，中国当时的宪法基本上是36年斯大林宪法的另一个版本，各种组织的形式如正治局、人民代表大会、s记处、红领巾、少先队，军事体制如军种编制、内务条例、军衔制、军衣的式样、甚至集体舞、布拉吉（连衣裙的俄语名称）、列宁装等等都是苏联的复制。
苏联有生孩子多的英雄母亲，中国能生十个孩子的妇女也成了英雄母亲，苏联二战中有个姓马的堵过机枪眼，黄继光最早也是以“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做为新闻标题向全国报道的。
五十年代大中小学校里的外语教学都是俄语，而作为世界主流通用语言的英语则基本被淘汰。
各个大学也纷纷按照苏联体制进行了“院校调整”，理工分家，设立了各种单科的“学院”。
除了由症付精心筛选少数留学生去苏联读书以外，更多的是采用了“请进来”的办法，由苏联专家教授直接进入中国大学授课，培养研究生，开办各类专业各种形式的训练班，范围涵盖文理工医农所有专业，甚至美术界也不例外。
苏联来了个叫马克西莫夫的教授教画画，全国的美术精英都成了他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徒弟，搞得中国画家们至今无法摆脱俄罗斯画派的影响。
地方上是这样，军队也是如此。除了按照苏联教程开办军校以外，大批苏联军人进入了中国军队的各个领域，担任专家顾问，陆军、海军、空军等各种技术兵种，著名作家叶楠（白桦的孪生兄弟）就是当时被派往苏联学习潜艇的中国军人之一。
与之并行的还有文化领域。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屠格涅夫、果戈里、甚至乌克兰冒牌的奥斯特洛夫都被介绍到中国，各类苏联文学风靡中国：《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形形色色的案件》《红色保险箱》。
即便是文哥时期，苏联的一些作品也被引入中国，《多雪的冬天》、《落角》、《战时苏军总参谋部》。
因为是内部发行，书的封面均为白色，当时被戏称“白皮书”。忘记了一本什么书，一个来访的美国女人，勾引她的苏联陪同发生性关系，其细致的描写仅次于当时流传甚广的《曼娜回忆录》。
50年代苏联的音乐歌曲也蔓延华夏大地，《喀秋莎》、《山楂树》、《列宁山》、《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直到如今，那一代人唱卡拉OK时必点歌曲就是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许他们唱的不是俄罗斯的歌，而是在唱的她们的青春。
大批苏联的电影也充斥着中国的电影院，如《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夏伯阳》《华沙一条街》。
不仅仅是精神食粮，俄罗斯风格的物质食粮也进入中国，当时的西餐是俄国大餐，北京的老莫、基辅和华侨饭店供应的都是罗宋汤、俄式土豆沙拉、鱼子酱之类一些很难吃的东西。
那时女孩子出生兴起苏联名字，马丽莎，牛卓娅，侯安娜等等都是当时常见的名字，多不胜数。
文哥中与苏联闹翻后，又一个个纷纷改名以示划清界限。当时效仿苏联是时尚，男人穿花衬衫，女人烫发穿“布拉吉”，连服装面料也进口苏联的“泡泡纱”，男女老少跳交谊舞，一些老头老太太，至今还能微微颤颤地跳出《苏联红军舞》《红海军舞》的舞步。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的中国，一切都是以苏联为榜样，走苏联的路。谁要敢说苏联半句坏话，那可是犯了弥天大罪的！高兴时称为“老大哥”，翻脸时则斥之“大国沙文主义”、“苏修”、“老毛子”。
后来领导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GC主义领导权，失败后两国翻脸分道扬镳，也开始了所谓的“反修”斗争，两国关系彻底恶化，以至于在无关紧要的边境地区大打出手。
很多人由于当时为了掌握技术与与苏联专家过于亲密（其实也是请示上级后），后来文哥时连领导都戴上高帽子游街，自然无人为其清白作证，所以也被打成特务嫌疑，令人不胜唏嘘。
由于意识形态层次本质的相同与类似，伟人去世后中苏两国关系逐渐回归旧好，还是想抱团取暖吧。
可惜好景不长，1990年苏联垮台（官房委婉地称为“解体”），许多人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之后，转而对俄罗斯民族的强权基因，对普京大帝和战斗民族，充满着憧憬与希望。
这其中一方面归结为“俄罗斯情结”，一方面更可理解为对Z国未来走向的一种希冀吧，但却只能从俄罗斯亚力山大红旗歌舞团（原苏联红军歌舞团）在北京的演出中得到片刻的陶醉和满足。
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的是：经历过一番政治经济变革后的俄罗斯，虽然与我们保持所谓“战略协作关系” ，但绝不会再回到50年代共同对抗西方的愚昧时代，它的一切已经纳入到了“民主”的框架之下，虽然这个皿煮还不那么完美。
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仍不十分融洽，尽管俄罗斯的民主仍然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完善，毕竟今天的俄罗斯与当年的苏联有了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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