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成为神权国家的过程（图）
一个看似“欣欣向荣”的世俗化国家为何忽然掉头，建立了神权国家？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黑色革命”，伊朗经历了什么？
世纪70年代德黑兰大学的女学生。她们衣着品味入时，和同期的西方女性毫无二致。
与今天戴头巾、着罩袍的伊朗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反差。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是一个有着现代化愿景的独裁者。他以土耳其的凯末尔为榜样，试图建立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
但由于他推广类似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土地改革模式，政治经验不足，引发了全国性的反抗。
一. 最重大的失败----土地改革， 即白色革命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巴列维政权通过土改，以近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手段和模式，消灭了乡下的传统势力，也控制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
第一步：上世纪60年代，巴列维宣布发起“白色革命”。通过六项具体方案，自上而下改造封建体制。首先就是规定地主拥有的土地上限，超标土地全部由国家强制收购，再出售给农民。到1971年，伊朗92%的农户都有了自己的耕地。
白色革命首先打击了什叶派教士阶层，巴列维下令没收清真寺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触及了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
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国教，在伊朗人民中占统治地位。什叶派教士阶层是巴列维在国内最大、最有组织力的反对派。
土改不仅触及世俗大地主的封建地产，也触及宗教基金会拥有的土地，后者实际上是什叶派领导集团赖以获得岁入的某种托管地。
土地的没收相当于剥夺了什叶教派领导集团独立的经济来源，使他们不得不依靠信徒缴纳的什一税和国王的施舍过日子。神职人员看穿了这一点，采取行动抵制政府的土改革命。
第二步：70年代发动了白色革命的第二阶段，巴列维政权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由政府统一安排乡村的生产和消费。
还将农村水源、灌溉系统、森林和粗放牧场都收归国有。伊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与苏联大同小异，白色革命迅速把这个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农业只占GDP总量9.7%。
在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把土改当作政治工具，严惩异己的地方豪强，把地产赏赐给亲信。
农民则在集体化过程中化为一盘散沙，生产生活由国家统一规划，没有了自治和组织造反的能力。
二. 巴列维政权虽然对外开放，但对自由市场极不友好，反而有强烈的统制经济色彩。
伊朗政府强迫企业吸纳雇员入股，其中私企要出售30%~49%的股份给劳工分红。
此外还有专门补贴的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政府为工人提供房贷，开办夜校学习班。屡遭割肉的资产阶级，被国王亲手推向了革命者阵营。
在巴列维的亲美政策下，西方资本迅速冲击了伊朗传统的巴扎摊贩、零售店。
商人造反是伊朗社会的悠久传统，商界组织「巴扎」类似欧洲中世纪行会，在经济上绝不欢迎西方资本的竞争，热衷抵制洋货，反对外资企业涌入。
学生将巴列维谴责为掠夺人民财富、扼杀人民政治、宗教和文化要求的暴君。
在美国，伊朗留学生的抗议尤其激烈，并得到美国青年的声援，这使得许多美国选民改变了对伊朗国王的看法，对卡特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反对国王政权的势力日益增长，这种反对情绪在中产阶级中也迅速蔓延开来。
1978年革命中，愤怒而躁动的工商业群体发起了复仇：商人罢市，学生罢课，50万德黑兰市民高喊“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
霍梅尼的黑色革命
1979年2月，霍梅尼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涯，从海外归来。欢迎人群中，有贫民窟居民，有资产阶级和市民，其中包括大批受过西化教育的女性，比如伊朗的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这些听摇滚乐、穿超短裙的城市精英，之所以愿意跟霍梅尼合作造反，除了共同的敌人巴列维之外，也因为他们深信世俗化是大势所趋，并不认为愚昧迷信的宗教保守力量值得担忧。相比之下，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令他们忧心忡忡。
霍梅尼将要选择的政教统治道路，也与传统什叶派为国王充当顾问的做法大不相同。
这一点当时并不为知识分子和商人所知，他们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国王退位，教士们自会按照什叶派传统退居二线。
革命初期，霍梅尼本人也尽力表现得人畜无害，跟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世俗左派都能友好相处。
在公众眼中，霍梅尼清贫简朴，形象与甘地大同小异，是一位正直而略微有些迂腐的老头子。
然而，不久之后原教旨主义者便撕下了伪装。1979年3月7日，霍梅尼下达强制女性戴头巾的命令。
革命从此不断推进，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后，霍梅尼更是趁势清洗亲美的自由派分子，并查封电影院、歌舞团等娱乐场所。
对此，伊朗革命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左翼人士也乐见其成，即使对妇女节的反头巾游行也作壁上观，没有伸出援手。
和宗教保守派一样，左翼也不喜欢巴列维时期的十里洋场花花世界。遍布各城镇的酒吧、赌场和歌舞团，本来就象征着美式文化的腐蚀，是国王用娱乐业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美国使馆人质危机爆发后，左派更是把精力集中于对美斗争，无心反对霍梅尼的宗教保守化举措。
等到左派终于跟霍梅尼翻脸的时候，其他能伸出援手的派别都已不复存在——自由派盟友已遭清洗；什叶派内部的宗教异见人士则死得更快，有700位教士因为倾向君主制和政教分离传统而遭枪决。
到1983年5月，霍梅尼已经逐渐清除了所有政敌，再也没有人能阻止黑袍和头巾了。
同年8月，政府废止一切世俗法律，建成神权统治。宗教狂热分子恫吓、侮辱那些不戴面纱的妇女。
公共场所实行两性隔离，从海滨游泳池扩展到学校、公园、饭馆，甚至异性朋友的握手及脸上亲吻礼也受禁止。
自此，巴列维时代开放、世俗的现代城市生活，只能化为泛黄的老照片，成了伊朗并非从来都保守僵化的证据。
现实中的伊朗人，为了个人自由，反对神权政府，正在付出极大的牺牲。
靠不住的卡特政府
70年代，巴列维政权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从地缘位置、国家利益上看，一个亲美的伊朗对美国至关重要。
但是，卡特政府主打“人权外交政策”又使得他们不愿意支持巴列维采取强硬手段对待反对派。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再加上巴列维的优柔寡断，结果可想而知。
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时，西方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对扭曲世界的正义式报仇，并重新肯定了他们自己在过去十年从伯克利到巴黎的大学校园所开展的政治活动。
伊朗革命是当时的西方执政精英们级证明其父辈们犯错的证据，从而证明了自己的美德。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国家安全局或专业人员，就能一眼看穿“学生运动”是诡计。
霍梅尼当时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没有霍梅尼的批准，没有人可以在德黑兰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绑架了52名美国人，并将他们关押了一年多。
时任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愤然以辞职抗议。他认为“卡特政府仍因袭它那套误事的办事方法，布热津斯基的狂妄野心未稍收敛，对伊朗局势的认识一误再误，这一切终于导致1979年11月扣押美国使馆人员作质事件，使我国蒙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推翻了极左的威权政府，却迎来更黑暗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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