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改写诽谤法 将真相带回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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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改写诽谤法将真相带回新闻界

张老师海外聊史 2020-11-18

几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发表深刻见解。他说：“我最大的对手不是拜登，不是民主党人，而是腐败的媒体。目前这个国家的腐败媒体是前所未有的。”

川普近日对“福克斯与朋友”这档节目发表上述看法。

2016年川普对美国新闻业现状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当时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我面对和竞争的对手不是说谎的希拉里，而是歪曲事实的媒体。”他的话在当时是正确的，目前更是如此。

正如腐败的媒体2016年不愿看到川普入主白宫，他们目前对川普政府的报导，已完全抛弃了“对新闻事实给予客观公平的报导”原则，而转向支持偏执和狂热的民主党立场。

腐败媒体放弃了应有的报导准则——强调准确、避免匿名来源、将评论与新闻报导区分开来，却利用一切机会歪曲对川普、共和党人及保守派的报导，并对此种做法毫不掩饰。

媒体曾遵循的头条新闻的报导原则是——简洁和中立，而人们目前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的几乎每一篇报导中，看到的文字多是“川普说了什么、什么，但没有证据”，或“川普错误地说了什么、什么”。

这三家平面媒体都曾是令人尊重的新闻机构，现在却已被得意的“进步派”控制。

同时，在有线电视频道和晚间网络新闻中，谈话节目主持人采用“奥威尔式”的“两分钟仇恨式”讲话方式，把川普描绘成“伊曼妞尔‧戈德斯坦”式的反派人物，并且全天24小时地播放这类新闻。这种做法甚至在川普宣誓就职前就开始了，一直没有松懈。

控制政治进程

在腐败媒体的作为下，公众已经无法拥有自我判断的可能，而只能任由外界为自己做出决定。

随着媒体渠道的减少和纸媒的倒闭，新闻制作正在向极少数、极富有的人手中集中——拥有《纽时》的黎巴嫩和墨西哥后裔、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以及拥有《华邮》的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长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

你或许会想，新闻业可能对这种新闻制作向寡头集中的现象感到担忧，但实际上他们乐见于此，因为毕竟贝索斯、斯利姆是给他们支付工资的人。

“进步派”时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前几十年，当时的精英们对未被洗脑（思想单纯）的人感到麻烦，并试图影响和控制他们，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当时的记者和权力打破者（power broker）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1年出版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明确主张要出于政治目的来塑造新闻报导。

利普曼是设会主义者、前总统威尔逊（进步派）政府的资深人士，也是为苏联辩护的人。（《公众舆论》对后来的美国新闻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被视为现代新闻业的基础。）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利普曼主张通过媒体实现社会变革的说法，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媒体才目睹了利普曼主义的得逞，以及对以事实为基础的传统报导原则的破坏。

坚守事实报导的做法恰恰曾是最好的美国新闻业一度区别于欧洲新闻业的不同之处。

目前，对美国有序的、民主政治进程带来最大阻碍的力量是新闻界，其试图以新闻为幌子来控制和左右美国的政治进程。

《纽约时报》对“莎莉文”案

面对目前腐败新闻的问题，当怎么办？

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对“莎莉文”（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案中，以9:0的投票结果，裁决《纽时》胜诉，之后开始了法律对新闻业的保护时代。

莎莉文案发生在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年代，裁决结果使公职人员在起诉媒体存在“诽谤”报导时，必须克服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此案的起因是《纽时》当时刊登了由马丁‧路德金支持者发起的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广告，声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地区的警察虐待示威者。

1967年，法院将莎莉文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公众人物”，即“具有重大公共利益或熟悉度的人，如政府官员、政治人物、名人、商业领袖、电影明显或体育明星。

除非有证据表明作者或出版商故意以恶意（仇恨）诽谤该公众人物，否则有关对该人物的不正确、有害的陈述，不能成为对作者提出诽谤诉讼的依据。”

法院认为，这项裁决是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是为了捍卫自由和激烈的辩论；如果对公众人物的声誉带来损害，这是在探寻真相的路上、附带产生的损害。这种解释出发点虽然好，但在实际操作上并非如此。

这项裁决多年来让那些无所畏忌的媒体在对他人制造“恶意”报导后，能获得免疫力，因为这些媒体可以要求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尽管他们的做法不配得到这种保护。他们会称，尽管自己犯了错，但动机是纯粹的（是为探究真相）。

恶意的莽撞

那些制造恶意报导的媒体，动机显然是不纯正的，而是在刻意挑战被报导的对象。

目前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可以对“仇恨”定罪，基于此，那些对川普报以仇恨的媒体，是否也应该被定罪，因为媒体对川普表现出的仇恨对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最高法院）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保守派）在内的学者和法学家都在思考，是否该重新考量对莎莉文案的裁决结果，因为它使媒体在报导中可以肆意毁灭他人的声誉。

田纳西州大学法学教授雷诺兹（Glenn Raynolds）近日发表评论说，“在近期的一个案件裁决书中，托马斯大法官呼吁最高法院，重新审查是否可以让制造诽谤性材料的出版者受到《宪法》的保护。他认为，之前的‘《纽时》对莎莉文案’的裁决结果已经过时，不应继续受到来自《宪法》的支持。对此，一些左派学者也表示赞同。或许最高法院在不久的将来，会重新审视关于诽谤性报导的问题。”

最近，肯塔基州卡文顿（Covington）的高中生桑德曼（Nicholas Sandmann）与《华盛顿邮报》私下达成诉讼和解，后者同意赔偿桑德曼2.5亿美元。今年稍早，桑德曼与CNN就同一诉讼内容，达成和解。

这名少年2019年参加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公众活动时，与一名印第安人和一个名叫“黑希伯来以色列人”的边缘化组织发生（和平）对峙，当时桑德曼头戴一顶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代表支持川普）。这个片段被以上两家媒体报导时，明显表现出对桑德曼的诽谤和不实性内容。

桑德曼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他的事被CNN和华邮报导前，他显然不是什么公众人物。

因此在这起诉讼中，CNN和华邮无法再用莎莉文案为自己的诽谤性报导进行辩护。

当时多数媒体对桑德曼的诽谤性报导充斥在网络上，包括新闻机构发表的推文，都明目张胆地诋毁这位少年。

同样，在所谓的“通俄门”和“串通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报导中，记者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消息是虚假、错误的，却依然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报道，甚至让《纽时》和《华邮》获得普利茨新闻奖，被赞“深入报导……增加了人们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了解。”

当托马斯大法官希望得到来自律师（对媒体虚假报导）的诉讼案时，川普总统和那些被媒体诽谤的名人们，应该对腐败媒体展开一场反击，让《纽时》和《华邮》损失巨大。

正如老话所说，媒体一直很幸运，而原告幸运一次就足矣。虽然斯利姆和贝索斯很有钱，但对于有损其声誉的诉讼，他们最终会感到厌倦。

考虑到民主党与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体的做法正应了教科书上的定义——带有党派的恶意，也正如前苏联人开的玩笑，“真相当中没有新闻，新闻里面没有真相。”

回顾这几年新闻界的败相，它与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吗？

原文Rewrite Libel Law and Bring Truth Back Into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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