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守主义（二）：保守主义的政治世界｜弗兰克·奥高曼

按：作者弗兰克·奥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代表作《选民、恩主与政党：1734-1832年汉诺威时代英格兰未经改革的选举制度》、《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年英国政治与社会史》，编有《英国保守主义》、《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学》两读本。本系列译自他为《英国保守主义》所写的长篇导言，分12小节，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前一篇见：

在保守主义的世界，政治的地位是相当有限的：政治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政治本身作为一种目的，不应把它看得太重，也不应将其过分拔高。保守主义政治家对政治“解决”永远抱有怀疑、对国家权力总是有所担忧，宁愿保留甚至扩大非政治领域，也即个人活动领域和能够发挥个人能动性的领域。“历史上那些恶贯满盈的罪恶和最为惨痛的失败，很多都要归咎于通过政治权威实现人类终极理想这种企图。”同样意味深长的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不会仅仅依靠政治组织获得权力。他会到更广阔的“非政党”领域寻求支持和认可。他试图获得整个共同体的好感，激发全体国民的爱国热情。政治不应局限于制定政党党纲这种狭隘领域，而应不断扩大个人活动领域和个体道德领域。保守主义的政治不会依赖于任何一个版本的社会政治安排，因为他们不认为国家有或应该有主宰人民生活的权力。而由于保守主义者反对个人对国家有什么契约义务一说，保守党便可以在多种政体下发展：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其实，保守主义政治家必须要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如何通过谈判实现政体的转型与巩固。英国保守党最大的优势之一，就在于不把自己捆绑于任何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也不把自己捆绑于任何特定的经济生产模式。

在对这类原则的响亮声明中，自然不免有片面诡辩、衷心期待甚至一厢情愿的成分。对于保守党实际的所作所为，这些描述也不一定完全属实。简单说，我们要保持分寸感，某种程度上也要保持警惕。比如，在确保政府尽量少干涉英国人生活这方面，保守党做的就不是特别成功。在19世纪，宣扬保护主义、家长式管理和干涉之好处并加以实践的，通常是保守党政府，而非辉格党或自由党政府。在20世纪，也正是保守党政府常常想在很大程度上永远维持战时状态或社会主义的那种集体主义。其实，在其整个历史中，保守党都不单单是愿意宣传和实践个人善行的价值，它也愿意通过国家或国家赞助，在很多领域增进那些自发行为。这也不足为奇。若说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鼓励个人解放自己，发挥自身的道德能动性，那么国家就必须千方百计地为之创造环境。

不过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保守主义者一直在抨击各种名目包装下得寸进尺的国家集权。比如，柏克喜欢强调忠诚于自己家庭、村庄、城镇和家乡。在19世纪，保守党将辉格政治与中央集权、垄断和腐败挂钩。即便在20世纪，保守党仍然将地方社群理想化，因为对地方利益、地方精英的权力以及地方家长式管理效用的维护，都是在试图抗衡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

那么，英国保守主义怎会变成与爱国情操和对国家体制的忠诚绑在一起了呢？要理解这一切首先要记住，保守主义者强调公民责任而非个人权利，他们宣扬，对后者的享受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再者，社会有机体概念极其强调共同体的团结，尽管是以一种理论和抽象的方式强调。保守主义者固然认识到社会分裂的存在，但他们不觉得这事有什么大不了。这种分裂在任何社会都存在。政治家的任务不是将其消除，而是使其变得可以容忍。比如，阶级忠诚再自然不过了，但它们不是首要忠诚。将所有阶级团结起来的是对国族的忠诚，能触动所有阶层的是国族的象征：君主、国旗和国歌。人们应该随时准备为这些事业战斗牺牲。“最后关头，战士是所有职业中是最高尚的职业”，20世纪一位保守主义权威如是说。（Sir Arthur Bryant, The Spirit of Conservatism）一来是保守党与军队，二来是保守主义心智与从军传统，这两方面的紧密联系绝不应等闲视之。故而，爱国主义不只是在确认诸社会团体和阶级之间的和谐。爱国主义不仅是对个人和制度的赞颂，也是对一种看待社会和历史之方式、对一种体验公共生活之方式的赞颂。“国家，而非所谓的阶级斗争，才是保守主义政治思考的基础。和谐而非斗争是其首要的政治目标。”（Quitin Hogg）

在国际事务中，保守主义的要义是保护国家利益，而非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时髦的国际主义。保守主义的世界图景是由一群强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它们全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英国要自立于列强之林，必须对敌人严词以告，对朋友信守承诺，对自身的国际（条约）义务切实履行。这些都要求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防御的外交政策以及坚不可摧的军队。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可由英国自己承担，也可放到更大的政治集团中。因此，以下事实毫无矛盾之处：秉持爱国主义和国族团结的政党，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时间同时也是支持帝国的政党。（帝国主义政治最主要的两位支持者本杰明·迪斯累利和约瑟夫·张伯伦都是保守党。）同样丝毫不值得惊讶的是，正是这个秉持爱国主义的政党推动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迥异的机构以各自方式成为维护英国利益的表率，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英国施展自身道德能量的舞台。就像休·塞西尔勋爵所言：“在与外国的交往中，也包括与王室在海外的自治领和附属国的交往中，国家政策的目的必须是实现国族的天职。”

迪斯累利推动议会授予女王“印度女皇”头衔，“大英帝国”之号终于形诸正式文件。上图为当时漫画，迪斯累利着印度服饰向维多利亚女王献上皇冠。下图为女王接受头衔的实景。

有趣的是，保守主义传统在英伦三岛的发展恰值“不列颠”（British）政治架构的浮现。威尔士1536年并入英格兰，苏格兰是在1701年。不过，联合王国的告成则是在1801年，借由《爱尔兰与英格兰合并法案》。1801年之后，凡是单纯强调“英格兰”（English）情感和利益之举，都会危及联合王国自身的微妙平衡。因此，英国政治家发明出一个“不列颠”民族，进而要建立一个“不列颠”帝国。所有这些发展，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宣传家都深度涉入。

一个把时间倾注在关注国族天命的政党，是没有多少心思沉溺在政党政治的琐屑之中的。保守党作家和政治家喜欢声称他们超越于党派身份之上，尤其是当“保守党事业即国族事业”时。有时他们甚至对其作为党派政治家的身份抱愧。不过此处有必要注意，保守党从未束手待毙。很难说保守党人在行事上的党派风格就弱于他们的辉格党和自由党对手，或者其支持者就真想他们那样做。不过至少从迪斯累利时代往后，保守党就已经成为或期待成为党派政府。因此，保守党人士比他们的对手更喜欢讲国族团结这种话。他们无疑更愿意打爱国主义牌，不管是相比自由党还是工党，战时还是平时。

在这一稳固确立的国族构架中，保守党人把维持和保存国家体制放在优先地位，尤其是那些体现着国族团结的体制——君主制、议会、国教。必要的变革和现代化必须铭刻在稳固确立的基础之上。因此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制度框架，使变革、调整和改革变得可以接受。从保守党存在之日起，在多大程度上保守党人是在追求改革和现代化，乃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重点在于，英国保守主义很少长期以完全反动的形象示人。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保守主义是在两个层面运作。一方面是诉诸情感、怀旧、符号主义（symbolism）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诉诸理性、必然性和政治现实的保守主义。举个例子比较好理解。情感保守主义最显著的体现是保守主义者在过去百年中对君主制的高度尊崇。君主制无疑包含着保守主义维护等级制和国族与帝国统一的直觉。然而它不仅是一种纯符号化的联想。保守主义者喜欢沉浸在君主制的威严和神秘中，是因为它在家庭中戏剧化地体现着既有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诸多价值。同样，保守主义者也从仪式、形式和礼仪这些特定行业（尤其是军队）的特征中找到认同。这类行为的意义在于对国家权威共同而公开的确证，以及对其中的等级制、体制和职业共同而公开的接受。

对王室政治象征意义的经典评价见于白哲特《英国宪制》，他将英国宪制分为尊荣和效能两部分，君主对应于尊荣部分，带来权威，获得人们的忠诚与信任，是权力发挥效能的基础。在英剧《王冠》（2016）中，便有一幕展现伊丽莎白二世幼年时在伊顿公学学习白哲特之论。

君主制、职业和国家体制并非总是受到保守党领袖们的谦卑礼敬。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层面的即纯政治的保守主义。貂皮长袍、田连阡陌这种威严形象，不应掩盖保守党政治领袖与过去决裂、驶入未知海域甚至踏上崎岖征程的魄力。威灵顿在1829年（译注：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皮尔在1846年（译注：废除《谷物法》）、迪斯累利在1867年（译注：通过《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的所作所为，就是一派勇猛笃定的大丈夫做派。他们的动机来自政治利益、算计和机会主义，不掺杂丝毫的情感和怀旧。但是保守党政治领袖必须尊重那些凝聚本党的情感和怀旧，并且时不时地将其点燃。于是，在保守主义政治中就存在一种特有的对立，一边是党派信徒的怀旧期待，一边是党派领导的政治困境。

此外，就像迪斯累利说的，“英国宪制不仅是国家宪制，而是教会和国家的宪制”。最近几十年最强烈的保守主义诉求之一就是维护国教。教会与国家联盟，前者圣化后者，后者护卫前者，这种观念早已成为英国保守心智的内在要素。同样，保守主义哲学一直浸染着强烈的道德因素，保守主义政治从未远离安立甘宗，保守党政治家的目的就包括护卫教会，防卫詹姆斯党人、天主教徒、激进派、自由派、不服从国教者和共$产$主义者。太狭隘地看待保守主义，将其视为政党的公开宣言，是大错特错的。英国保守主义深度涉入到对社会和宗教建制的守护之中，就像它涉入对政治建制的守护一样。下面就来看看这一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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