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７０年 》绪言（三）

第三节 新的世纪提升语言文字研究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良环境，为语言文字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做好了准备。进入21世纪，适逢中国经济建设的腾飞期，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 一  语言文字基础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进一步拓宽
随着语言文字基础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深化，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大，随着语言学理论意识的提升，随着新的研究材料的出现，语言文字基础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在新世纪得到不断拓展。
（一）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同步推进
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的发展，语言学界很多领域已经基本消除了与国际语言学前沿的“时间差”，呈现出与国际学术同步推进的格局。尤其在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生成词库理论这些新兴领域，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研究，不但有理论深度，而且在面对一些中国特色的语言现象时能作出创新性的探索。例如江蓝生、吴福祥、董秀芳等对汉语特色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现象的成因、机制和演变规则的讨论。 （二）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20世纪50年代，受当时分工过细的学科体系的影响，很多语言学者习惯长期深耕某个特定的语种领域，对其他语言方言或不同时代的语言研究缺少兴趣。随着中国语言学界普通语言学意识的强化，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从而开拓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像语序类型（涉及很多种结构）、作格动词、指称范畴、示证范畴、惊异范畴这类课题，都出现在普通语言学背景下，它们很少出现在传统语法框架下。类似的，研究方言的课题，不再满足于描写分析，而会更多放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框架中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研究语言方言演变时，不再满足于历史比较，还会进一步考察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对演变的影响；研究城市方言时，还会关注社会因素对方言变体的影响。普通语言学意识强化的一大表现是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由冷转热。除了直接从事跨语言研究课题的学者变多，更有不同语种领域的大量学者在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自己领域的语言，“类型学视角下……”成为很多研究课题、研究论文和著作的标题格式。这些都是普通语言学意识给汉语研究开拓的广阔空间。
（三）新材料的涌现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展
进入21世纪，语言文字研究在材料方面也得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新资源，从而带来研究领域的拓展。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碑文等等，使语言文字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成为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不但惠及文字、词汇、训诂等研究领域，有时也会带来对一些句法现象的重新解读，或给音韵学提供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新见反过来又促进古文字的释读。近年来仅在上海就举行了数次关于古文字与音韵学关系的工作坊，这两个领域的大规模联手是前所未见的。除了古代的出土文献，地下或民间还有大量为传统正史所忽略、却可能更贴近口语方言实际的各类语料，其中带有不同时代汉字的丰富变体，透露出特殊的乡音，这些也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  新技术、新方法、新需求，共同提升语言文字研究的科学水准和应用价值
（一）心理语言学的作用日益凸显。语言学界对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的探求，对儿童语言获得规律的重视；心理学界对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的关注，对儿童语言文字能力发展过程的关注，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引进语言学，成为了解儿童语言获得机制、验证语法规则、语言理论的重要科学手段。心理语言学因为直接关乎语言的本质属性，日益走向语言学的核心领域，虽然性质上依然是交叉学科，却不再是边缘学科。国内的语言学刊物和心理学刊物发表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脑神经科学进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和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新型科技手段被用来观察语言范畴、言语活动、文字识别和阅读理解等要素和过程的脑神经机制。例如谭立海及其团队多次在国际科学期刊发表成果，证明中文阅读和英文阅读因为文字体系不同而激活的脑部区域并不相同，两者的阅读障碍也有不同机制，据此形成了“大脑语言功能区文化特异性理论”。显示了脑科学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强大推动力。
（三）大规模语料库及大数据方式、基因技术等开始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发挥更多作用。在国家项目等多样化资金来源支持下，各种大规模语料库建设方兴未艾，语料加工程度不等，有些已经带有大数据的规模和设计，并开始产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成果。传统课题的语言文字研究也越来越倚重语料库的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语言材料大数据探求久远年代语言谱系关系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四）随着语言资源意识的形成，由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学界实施、群众参与的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展开，促进了田野调查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高的水准上进行。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借助多媒体技术，对调查的方言语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也随之迎来了一个新成果的高峰。 三 基于中国语言特点的理论创新
接近20世纪末的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国外语言学》季刊在时任主编沈家煊的主导下改名为《当代语言学》。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学术事件。该刊原名《语言学资料》，是1961年创刊的内部期刊，1978年复刊时改名为《语言学动态》，1980年改名为《国外语言学》，公开发行。以前几个刊名时代该刊都主要介绍国外语言学的发展情况，其改名史则显示中国语言学界对国外语言学的翻译介绍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全面系统（资料→动态→语言学）。1998年的改名则展示该刊已从主要追踪国外语言学发展步伐，进入到引进介绍与原创并重甚至更加强调带有时代前沿气息的原创性研究了，这正好对应中国语言学界从追赶西方为主、到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时代的到来。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语言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举例略述如下。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一套研究方法。层次的概念与中国学者所分析的方言文白异读现象有关。“层次”概念本身的提出最初来自罗杰瑞（Jerry Norman）1979年在《方言》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中文标题《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该文引入印欧语中的同源词的层次概念来分析闽语词汇中的文白同源分层现象及其不同的读音。中国方言音韵学者接过“层次” 的概念，发展为“历史层次”，主要用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语音历史层次，重点已从词汇层移到音系层。徐通锵、王福堂、郑张尚芳、潘悟云、王洪君、陈忠敏等学者都参与了该理论的构建，一些海外学者也参与了该理论的讨论。他们通过对部分方言的研究将语音历史层次现象系统化、理论化，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对长期在地域分化和接触影响双重力量互动中发展演变的汉语方言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并在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中不断完善。
有鉴于汉语动词及形容词都具备跟名词一样的充当主语宾语的功能，而解释这类现象的各种现有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沈家煊于2007年《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一文中提出全新的观点，认为动词在汉语中应当视为名词里的一个小类（形容词则是动词里的小类），汉语名词和动词不是分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这一观点成为他构建更大的汉语语法理论的起点。他的系列后续论文，进一步用包含关系来解释一系列汉语语法现象，指称包含陈述，语用范畴包含句法范畴等等。这些论述集中反映在他的《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一书中，引起学界较为热烈讨论，引导人们对汉语特点做更加深入的思考。
刘丹青于2011年起发表《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等系列论文，构建了语言库藏类型学（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作为类型学的一个分支。该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关注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其核心概念“显赫范畴”，以及“入库、离库、超范畴扩展、跨范畴对应、库藏裂变、寄生范畴” 等配套概念，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用来研究不同的语言的本体及应用问题。
此外，近年来袁毓林提出“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关注汉语的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适合意合语法的描写体系。胡建华提出“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并已多次举行新描写主义的研讨会，展开多角度讨论。这些理论思考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尚未形成大量系统成果，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性理论架构，并已用来指导一些个案的研究，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
以上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探讨，都是在探索建设既面向世界又尊重中国语言实际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说明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 的“三段论” 中，已经在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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