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综述（三）

五
 各学派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

新世纪以来，语法学界的各个学派，展现出开放交流的趋势，大家常常就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或各抒己见、或对话交流。2021年度这样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全称量化、功能词和否定研究。

（一）全称量化

全称量化多年来一直是形式和功能认知两派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研究成果非常丰硕，比较集中的有“都”的关联方向问题。认为“都”向右关联的有：周韧的《向右无量化：“都”的性质再认识》（《中国语文》第3期），该文在分析“都”的语义功能的基础上，认为“都”是分配性谓词的标记词，向右赋予谓词分配性，其本身对名词词组并没有量化或总括作用。张健军的《“都”语义的统一刻画：事态的极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提出“都”对事不对物，一律向右指向谓语，是言者主观上对事件所处态势的极量表述，同时传达特定的互动性语气。两项研究均认为“都”作用于右侧的谓语，对“左向全称量化”的观点提出了反思。而牛长伟的《“都”的关联对象及其等级制约》（《语言研究》第4期）则认为“都”的关联方向可左可右，除此外还有关联复数性成分、关联单个成分等特征。

另有一些学者关注和“都”的量化相关的其他问题，钟华《“都”字句中疑问代词的分配索引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考察疑问代词在“都”前后的使用情况，提出“都”前表任指义的疑问代词直接充当分配索引，“都”后分配项中的疑问代词满足特定条件可间接起到分配索引的功能。周永和吴义诚的《“都”易位结构的动态解析》（《语言科学》第6期）采用动态句法理论框架区分“单都”易位结构与“双都”易位结构，分析“都”的易位原因和本质属性。鉴于汉语关于“都”的讨论源远流长，重要成果频出，钟华的《全面求异，深入求同——基于副词“都”个案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语言科学》第4期）反思了“都”的研究历程，积极思考相关方法论问题，发现语法个案研究中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在研究不同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要注重寻找复杂现象背后的统一机制。

在量化研究的其他方面，黄瓒辉的《集合性谓词分配性语义蕴涵的蕴涵型式及制约条件》（《语言科学》第5期）提出集合性谓词的分配性有两种解读：个体分配性语义蕴含和累积指称表达的单数还原，指出在形式语义刻画时，想用一种方式将两种型式都概括进去的处理方法难以两全。董正存的《“见”的全称量化用法及其产生》（《中国语文》第2期）指出表示全称量化意义的“见X”经历了从“见X就Y”构式到“见X都Y”构式再到词汇性修饰成分的演化过程，“见X”在这个过程中多次发生句法降级，并吸收了“见X都Y”构式的全称量化意义。李文山和唐浩的《三种全称量化成分及全称量化表达共现》（《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主要关注语素“齐”和“光”的语义功能，指出二者既有全称量化意义又有事件意义，并讨论了两者与“都”共现的情况。

（二）功能词的研究

功能词“的” “了”“得”在汉语语法中是个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关注点，对这三个虚词的研究几乎贯穿整个句法语义学发展历程。邓盾的《说“的₁”——纪念朱德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语文》第4期）提出“的₁”可与三大类成分组合生成副词，探讨了句法完整性对于区分复合词和词组的重要作用。“的”的相关研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的”的性质和隐现。应学凤和端木三的《组合式形名结构词长搭配和“的”的隐现》（《语言研究》第1期）论证了组合式形名结构“A的N”隐藏“的”能力受词长搭配制约，2+2式“的”最易隐藏，1+2式“的”可隐去，2+1式“的”最难隐去。徐阳春和陶镜玉的《“数+量+（的）+名”结构中“的”字隐现再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区分了计量名词的数量结构和描写名词数量属性的数量结构，前者与名词构成是一个板块，量名之间一般不用“的”，后者和名词则是两个板块，一般要用“的”。吴剑锋的《“数量词+（的）+名词”结构中“的”的隐现》（《汉语学习》第6期）指出名词前的数量词若为强描写性的内涵定语需加“的”，若为外延定语则不能加“的”。潘婷婷的《“的”字隐现与主宾语不对称》（《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考察了主宾语位置对于名词性偏正结构“的”隐现的影响，认为不同句法位置上的“Ｘ+（的）+Ｎ”结构信息属性不同，描写性、指别性强弱不同，使得“的”在宾语位置更倾向于显现。

形式导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篇：潘海华和陆烁的《再谈“的”的分合及其语义功能》（《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从语义功能入手，认为“的”应该分为两个，一是谓词性语义成分的标记，可位于句尾，有向语气词功能转化的倾向，二是引入论元的标记。刘莹和程工的《从焦点的类型看“的”字结构的语义》（《中国语文》第1期）提出在焦点覆盖全句的宽焦点句中“的”是加强肯定语气的语气词，在窄焦点句中，“的”用来标记事件的已然性，整句为分裂结构。

“了”的研究2021年有了重要突破。前文提到的王伟的《说“了”》（学林出版社，1月）综述了学界对“了”研究的大体脉络，用综合法将“了₁”“了₂”统一起来，区分为新言态的实现和新事态的实现。而范晓蕾的《普通话“了₁”“了₂”的语法异质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月）则还是采取分立观，认为“了₁”“了₂”共时上存在梯度异质性，是“动相补语→助词”的连续统。许钊的《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的“了”功能探析》（《汉语学习》第4期）通过事件域认知模型，认为“实现”是“了”的核心意义，“了”作为实现标记在功能上具有灵活性，“了”“着”“过”是观察事件体貌的不同层面。

“得”的相关研究和句式密切相关。宋文辉的《现代汉语状态、程度补语结构中“得”的意义、性质与功能》（《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指出状态、程度补语结构中的“得”有内部标记功能，表完成，且我们认识“得”的句法功能高度依赖语境，往往是在提取补语后才将“得”重新赋值为关系标记，因此“得”是兼有内部标记功能的准关系标记。刘街生和蒋见勋的《“得”后可接使动标记的带“得”动补句》（《语言科学》第2期）讨论了“得”字的功能，分析了哪些带“得”动补句后可能出现使动标记，指出距离像似性会影响使动标记的隐现。在此基础上，郝璐杰和陈昌来的《“有得”句的形成、演化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第2期）描写了“有/无+得NP/VP”重新分析为“有/无得+NP/VP”，从而产生“有得”句的过程，指出“有得”句与“得”字句在近古汉语中结构相似，是一种特殊的“得”字句。

（三）否定研究

否定是语言中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语法现象之一。下列代表性成果研究视角各不相同，涵盖形式与功能两大导向，广泛涉及形式、语用、立场、构式、语言接触、转喻等研究领域。陈振宇和李双剑编《显性否定》（上海教育出版社，10月）论文集对汉语的否定词，以及使用这些否定词的否定句进行了深入探讨，反映了当今汉语学界对否定研究的最新和最前沿的思考。

形式倾向的否定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篇：刘宾和李大勤的《现代汉语“不”和“没”的体限制及生成机制研究》（《现代外语》第5期）认为轻动词“有”是“不”和“没”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有”进行投射，则否定词的语音形式实现为“没”，否则，就实现为“不”，该文还从音系部分的解读机制入手解释“不”“没”与“not”的不同表征。王宇婷和李亚非的《汉语等级性否定的句法语义分析》（《语言科学》第2期）指出汉语中一些由“不”和AP或VP构成的否定式能受程度副词修饰，该文从这类否定结构中形容词的语义特性入手分析等级性的成因，认为等级性否定式中的“不”是否定前缀。

主要以功能倾向为主的否定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篇：储泽祥和申小阳的《现代汉语否定词的位置变化及成因分析——以“建议不VP”和“不建议VP”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发现汉语里“不”本不能直接否定“建议”，五四运动前后“不建议”用法出现是晚近时期汉英接触诱发的结果，并分析了“不建议”特有的委婉、留有余地等语用功能。李宇凤的《从“你是说”引述回应看元语解释的否定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从“你是说”的引述回应用法出发，讨论引述回应、元语解释与语用否定的互动关联，证明元语解释是一种普遍且独特的回应否定手段。陈禹的《事态性否定的分化——以“并不X”“又不X”的构式竞争为例》（《外国语》第2期）将“并不X”与“又不X”锁定于构式竞争的环境之中，借助事态性学说的理论工具，发现两构式的本质区分是事态性否定的分化，前者否定事态的实然性，后者否定事态的应然性。聂小丽的《“又”字否定句的负面事理立场表达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指出现代汉语“又”字否定句通过排除一种可能解释来表达说话人的负面事理立场，此时“又”必须与否定形式共现以标明解释失败，进而比较了反预期标记“并不”与“又不”的区别。

六 涉句法语义的交叉学科与应用研究

近些年来，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对其他学术领域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言语障碍与治疗等学科，衍生出不少交叉学科和应用研究。张小倩、罗颖艺和胡建华的《汉法完结情状语义的实证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通过母语者的心理学实验数据对比，证明完结情状在完整体语境中都有未终结解读，并展示了汉语中通过后续句取消完结情状的过程。刘文宇和胡颖的《批评话语研究的语境-指称空间模型》（《现代外语》第1期）将语境模型引入指称空间理论，推动了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之间的交叉融合。赵蕊华和黄国文的《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关注的是语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建构了和谐话语分析这一系统生态语言学研究框架，将语言研究、现实问题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致力于帮助识别生态问题，提升人的生态意识。戴慧琳和何晓炜的《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与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对汉语特殊疑问句的理解》（《现代外语》第4期）指出语言学手段可辅助临床辨认特殊型语言障碍（SLI）儿童与高功能自闭症（HFA）儿童，两类儿童对疑问句的理解存在主宾不对称现象，SLI儿童理解宾语疑问句更难，HFA儿童理解主语疑问句更难，前者符合“语言加工能力缺陷”的解释，后者符合“（句法）树修剪假说”。

句法语义研究始终是辞书编纂、计算分析、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促进了法庭论辩等应用领域的研究。江蓝生的《语文辞书释义提示词的使用》（《中国语文》第4期）考察和分析了语文辞书释义提示词“指、比喻、形容、借指、泛指”的表达功能和使用场合，厘清了它们的区别及内在联系，结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于纠正语文辞书中提示词的误用、混用现象，提高提示词使用的准确性、科学性同样具有重要实用意义。张永伟的《异形词使用倾向值的计算与应用》（《中国语文》第4期）定义了异形词使用的倾向值，阐述了倾向值的计算方法、性质和优点，并说明了异形词规范、甄别、预测等应用领域的作用。施春宏、陈振艳和刘科拉的《二语教学语法的语境观及相关教学策略——基于三一语法的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基于三一语法的理论体系和教学实践，阐释了教学语法的语境观及相关教学策略问题，指出教学语法的语境观的基本依据就是语言习得基本过程和“用中学”的基本理念、当代语言学大语法观和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周利芳的《以汉语教学为背景的语篇衔接成分研究》（商务印书馆，11月）对现代汉语的语篇衔接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功能语法理论为框架，以对外汉语教学为背景，讨论语篇衔接成分的性质、分类、特点及其教学等问题。崔玉珍的《法庭反事实表达的论辩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全面分析了反事实表达在法庭论辩中的类型、论证功能、修辞效果和辩论效果，指出反事实表达是一种策略操作。马泽军和郭雅倩的《庭审中公诉人转述话语的语言特征及其建构的语用身份》（《外国语》第3期）就我国庭审中公诉人转述话语的语言特征展开研究，讨论机构身份对转述策略的影响，以及公诉人如何通过不同转述方式和韵律手段建构动态的语用身份，如总结陈述者、信息确认者、话题引导者等等。

七
 回顾、反思与理论检讨

回顾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学学科百年发展，仰望披荆斩棘为语言文字工作者开拓方向的人，充满感慨。项开喜的《中国共产党与百年语言文字事业》（《中国语文》第4期）回顾了一百年来语言文字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引领下积极探索现代语言文化建设的功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语言文字事业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事业的根本特点和深刻启示。陆俭明和马真的《引领与创新——朱德熙先生的为教与为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深情回顾了朱德熙先生的教学与治学理念，总结了朱先生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十个引领、创新之处，重申了朱先生向学界发出的特别呼吁：“摆脱印欧语的束缚，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因此朱先生不折不扣可以称为探索汉语自身规律的领路人。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的各领域都在各自深入总结、反思理论建构，彰显出积极进取的态度与自我革新的精神。陆俭明的《汉语研究的未来走向》（《汉语学报》第1期）从古今汉语研究的目的说起，思考和探讨汉语研究的未来走向，包括学科交叉融合和汉语研究数字化等问题，指出汉语研究要重视语言的信息结构。蒋绍愚的《再谈“从综合到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讨论“从综合到分析”的实质，强调“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包含几种不同的情况，例如“死国→为国死”表现的是词的语义关系从无标记到有标记的变化，而“死之→打死他”中的“打”是外加的，两种都不属于“从综合到分析”。在他的《常用词演变研究的一些问题》（《汉语学报》第4期）中，蒋绍愚指出常用词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限于“一对一”的模式，不是简单的“概念改变了名称”，因为概念并非都是固定不变的。冯胜利和施春宏的《韵律语法学的构建历程、理论架构与学理意义》（《语言科学》第1期）从韵律语法学建立和发展的角度，指出韵律语法学的学理原则和特点可作为考察其他学术理论的参照。袁毓林和曹宏的《“语义网-本体知识-知识图谱”和语言研究》（《汉语学报》第1期）介绍了语义网的基本体系结构和功能，介绍了跟语义网相关的本体知识和词汇本体知识等概念介绍了知识图谱及其在人工智能系统中的运用。束定芳和张立飞的《后“经典”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现代外语》第3期）强调后“经典”认知语言学主要体现为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社会转向源自语言的交际本质，要求在搭建语言模型时考虑社会互动因素，实证转向是认知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包含语料库方法、心理实验方法和脑成像方法三个方面。刘海涛的《数据驱动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指出基于使用的方法是一种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数据驱动的理念与建立在深度学习基础之上的现代人工智能领域相一致，是一种面向21世纪的语言研究方法。陈哲和李亚非的《语段研究的新问题和新进展》首先提出了“经典”语段理论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讨论了最新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张达球和郭鸿杰的《非宾格假设的跨语言类型研究——四十年发展与新动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梳理了不同时期国内外关于非施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的研究，并就存在的问题及信息技术时代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动向提出建议。

总的来看，2021年句法语义学科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这样一些大致的趋势：形式导向的研究依然在它特殊的范式和兴趣点上蓬勃发展，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正视汉语主观性强的特点，因此表达命题主观性的功能层，即CP层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来越细的描述，制图理论无疑是个合适的工具，因而得以蓬勃发展；而功能认知导向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思路，则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传统语法描写中，整个语法研究主流呈现出多方位、多维度、多手段互相印证的综合分析模式。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深深树立起“文化自信”，深深意识到构建符合汉语自身特点、包容中华文化传统的语法体系和学术体系是我辈学者的重要使命，新的语法探索道路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本篇完

相关链接：

---

•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网信室编辑

今日语言学 

语言之妙    妙不可言

长按指纹，识别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