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程千帆先生讲授校雠学的讲稿，全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藏弆四部分，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献学范畴。1979年程千帆先生应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邀请讲授校雠学课程，本书即由当时的讲义衍生而来。全书分为五章，除第一章绪论外，其余章节分别论述了校勘、版本、目录、藏弆，四部分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整体反映了程先生的文献学体系与深厚的学术功底。不仅是一部鲜活的文献学课堂实录，为后学开示门径，而且为日后程先生与其弟子徐有富先生合著《校雠广义》构建了体系。本书原由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记录，经朱广祁、吴庆峰、徐超整理后，于1981年在山大油印刊行。1983年，山大王绍曾先生为授课计，对该书做了核对引文、统一体例的工作，并于当年再次油印刊行。此次以1983年版为底本录排刊行。程千帆，原名程逢会、程会昌。1913年生于湖南宁乡。著名文史学者，在古代文学、文献学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为我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过突出贡献。程千帆先生，1932年考入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冒辟疆等学者，奠定了深厚的古典学术功底。1936年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1978年，受匡亚明校长之邀，到南京大学任教20余年，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和文献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其间应邀到全国多所高校讲学，帮助其他高校构建和恢复学科体系，在我国古代文史学界享有盛誉。程千帆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著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等等。与徐有富共同撰著《校雠广义》，与夫人沈祖棻共同编著《古诗今选》《宋词赏析》等。程千帆先生1932年秋考入金陵大學，他向老師們請教如何學習，劉國鈞先生告訴他先要通目録之學，治學就容易摸着門徑了。劉先生當時爲本科生講授目録學，爲研究生講授《漢書·藝文志》，程先生都聽了。同時，他也向汪辟疆先生請教校雠學和詩學方面的問題。1934年秋，他寫了一篇目録學課程論文《〈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説》，該文發表于《金陵大學文學院季刊》1935年1期，這是程先生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爲了鞏固自己的學習成果，他連續寫了好几篇目録學論文，并將其中的六篇編爲《目録學叢考》，由中華書局于1939年出版，可以説這是他的第一本論文集，當時他僅27歲。他甚至還想寫一部《校讎廣義》，并于1941年6月預先寫了篇《校讎廣義叙録》。1942年秋，程先生在成都應母校金陵大學之聘，當時劉國鈞先生仍担任該校文學院院长，得知程先生还在繼續鑽研校讎學，并且計劃寫一部校讎學著作，就將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交給了他。于是程先生一邊講授，一邊撰寫《校讎廣義》。1945年，程先生到武漢大學任教，所担任的課程中仍然有校讎學。新中国成立後進行教學改革，這門課程被取消了。随後程先生被打成“右派”，离开工作崗位近二十年，對這部没有寫完的《校讎廣義》自然也就無暇顧及了。1978年，匡亞明校長聘請程千帆先生担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當時他已辦了退休手續，成了街道居民。1979年秋天，程先生招了3名碩士研究生，考慮到研究生需要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則校讎學知識和訓練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被焚燒、被撕毁的殘存的書稿中去清查那部尚未完成的《校讎廣義》，結果是校勘、目録两部分还保存了若干章節，而版本、典藏两部分，則片紙無存，但因工作需要，他仍然勉力講授。這門課程是專門爲他的3位研究生開的，結果系内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師都来旁聽，教室里總是坐得满满地。接着他又受邀至山東大學講授校讎學，也深受歡迎。所講内容由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圻、吴慶峰、徐超記録整理成《校讎學略説》，并于1981年由山東大學出過油印本。1983年，王紹曾先生爲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講校讎學即以該講稿作教材，他與王培元先生一起，核對了引文，統一了體例，改正了一些錯字，還加了一個目録，又油印過一次。浙江大學出版社决定以王紹曾先生和王培元先生整理本爲底本正式出版程先生當年的講稿《校讎學略説》是很有意義的。該社編輯部《出版説明》稱：“程千帆先生爲中國文獻學學科建设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信非虚語。程先生在南大爲研究生上校讎學課程頗有影響，1982年國家教委特委托南京大學研究生院主辦培養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經驗交流會，程先生在會上提出了必須开設文獻學課程的方案，反響熱烈。此後全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便普遍开設了古典文獻學課程。我資質駑鈍，不思進取，程先生采取不斷施加友善壓力的方法，把我引上了古典文獻學的教學與研究之路。他先是讓我参與整理《汪辟疆文集》，接着讓我爲研究生上校讎學課程，又推薦我到南京師範大學爲古典文獻學專業本科生上版本學，并提出與我合著《校讎廣義》。我們花了十多年時間，完成了這部包括版本、校勘、目録、典藏四編的近130萬字的著作，被專家陶敏譽爲“校讎學重建的奠基之作”，王紹曾稱其“爲我國傳統的治書之學建立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學科體系”。該書曾獲得過第四届國家圖書獎、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等獎勵，至今仍被不少學校用作研究生教材。我是1998年被評爲博士生導師的，随即在程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以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爲依托，成立了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如今，我的几位留在所里工作的賢弟子們，也都成了博士生導師。全國各高校的古典文獻研究所也都普遍建立了博士點，從事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隊伍迅速壯大。由於研究生們必须撰寫學位論文，還要在核心雜誌上發表文章，各博士點的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項目也比較多，故這些研究生們所學也都有用武之地。恢復研究生培養制度以来，就古籍整理與研究事業而言，可谓一片繁榮景象。程先生主張“文學研究，應該是文獻學與文藝學最完美的結合”。那些畢業後從事古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程門弟子與再傳弟子們，通常也都具有扎實的文獻學功底。《校讎學略説》作爲講稿，有其鲜明特色。因爲課時有限，而校讎學的内容又特别豐富，所以只能采取少而精的原則，而將大量的教學内容留到課外，讓學生們自己去鑽研。因此，程先生除在講稿卷末附有《重要入門書目》外，在講課的過程中還隨時介紹一些參考文獻。如：“關於劉向、劉歆父子在校讎學方面的功績，可以參考：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載於《燕京學報》第七期，1930.6.另有中國文化服務社單行本）；孫徳謙《劉向校讎學纂微》（《孫德謙所著書》，四益宦刊本）。錢書關於劉向、劉歆父子以及經學的古今文之争，敘述得很得體。孫書將劉向校讎學的方法歸納爲二十三條。兩書對我們都有啟發。”（3頁）這既能擴大研究生的知識面，又能培養研究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而自學顯然是研究生階段學習的主要方法。程先生是校讎學方面的專家，在講課的課程中時有精闢獨到的見解，對我們頗有啟發作用。如人們對校讎學這個術語，普遍感到陌生，程先生開宗明義道：“校讎學的研究對象是書籍，前人稱之爲‘治書之學’，即治理書籍的學問。任何一種學問，研究起來都離不開書籍。不過，别的學科研究的是書籍的内容，而校讎學則是研究書籍本身。”（1頁）校讎學包括版本學、校勘學、目録學、典藏學，經程先生分析，它們確實都是治書之學，都包括在校讎學之中。程先生還談道：“章學誠《校讎通義》把校讎學的作用歸納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類求書，因書究學’。這四句話中，‘辨章學術’是從横斷面説的，即辨别各門學問之間的不同；‘考鏡源流’是從縱剖面説的，即研究學説發展的歷史。校讎學的作用之一，就是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13頁）如此分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真是眼光獨具，一語中的。講稿中也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目録”這一術語起源于後漢鄭玄的《三禮目録》，程先生指出《漢書·敘傳》就已出現了“目録”一詞：如“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104頁）“目録學”似乎是一個現代術語，但是程先生不無得意地説：“‘目録學’一詞，始見於宋人筆記。宋人蘇象先《丞相魏公談訓》中記敘一段他爺爺蘇頌去謁見王原叔（王洙）的故事説：蘇頌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録之學。’這個材料是我偶然發現的，以前人還没有注意過。”（105頁）程先生上課喜歡舉例説明問題，從不作空泛的議論。而所舉的例子顯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既通俗易懂，又能説明問題。如關於理校，他以《詩經》周南《漢廣》首四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爲例，并分析道：“按照句法，二句和四句是一樣的，‘休’和‘求’押韻，‘思’字是個語辭，而‘息’字具有實際意義，在語法上不對等，所以後人校勘，説‘休息’乃‘休思’之誤。本詩第二章也可以證明這一點。第二章是：‘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現在雖然找不到‘休息’和‘休思’的實證，但依據辭義、韻脚、句法結構來推測，這是可靠的。”（93頁）避諱的例子很多，程先生特地選了幾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他説：“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揚州人還稱蜂蜜爲蜂糖。爲什麼不叫蜂蜜？這是在避五代時佔據揚州的地方長官楊行密的諱。楊是十世紀的人，現在是二十世紀，這種習慣延續了一千年。又如，山藥本名叫薯（現在有的地方還叫紅薯），後來才改稱‘山藥’，這是在避宋英宗趙曙的諱。這種習慣也延續了八百年了。”（76頁）讀到這些例子，我們會感到很親切，從而對歷史上曾經廣爲流行的避諱現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種現象自然會反映在書面材料中，我們在讀書或鑒定版本時，就會留心避諱現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在上課時往往以自己的研究所得爲例。他談道：“最近，我校《文選·洛神賦》，這篇文章的序言説：‘黄初三年，余朝京師……’可是查對《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陳思王傳》和曹植的另外一些詩，曹植去見他哥哥（曹丕），都寫的是黄初四年，不是黄初三年。於是有人解釋説，曹植在黄初三年是去過京師一次。但有失於記載……其實，黄初三年的‘三’字，應當是‘四’字之誤。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呢？因爲篆文的‘四’寫作‘亖’，缺一横即是三字，把‘四’字寫成‘亖’字，見於商承祚先生的《石刻篆文編》。同時，我還找到一個距離曹植不太遠的證據，孫皓時代的《禪國山碑》上，‘四表’就寫作‘亖表’。這就是形近而誤的例子。”（70頁 ）此類例子還有一些。程先生現身説法，對我們如何學習校讎學，如何利用校讎學知識進行學術研究是極有幫助的。程先生是一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以此身份來講校讎學，所舉例子自然會偏重于古代文學，作爲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聽程先生上校讎學課，可能收穫更大一些。例如程先生指出：“古代典籍，注釋很多，應選哪一種？各注家異同得失如何？這也是版本學要解決的問題。比如關於杜詩的注解，常見的有仇兆鰲、錢謙益、浦起龍、楊倫等人的著作。這四家注各有不可代替的特點，我們研究杜詩要根據不同要求選擇注本。仇注偏重於出處、詞義、句法構造的注釋，附録材料豐富；缺失之處在於歷史方面考慮不精。錢注注重歷史背景，注語不多而切題，但不注釋一般典故詞語。浦注將杜詩分體編排，又有詳細年譜，兩者結合，既可做到知人論世，又使讀者便於揣摩，是一種便讀的注本。楊注的特點在於簡明扼要，有旁批，對杜詩評論頗多佳處。”（16頁）後來南京大學博士生郝潤華，正是根據錢注注重歷史背景的特點，在周勛初、莫礪鋒的指導下，撰寫了博士論文《〈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頗獲好評，2020年又在中華書局出了修訂本。程先生學問淵博，在講課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爲我們打開知識的窗口。比如他説：“我們平常講‘九經三史’，所謂‘三史’，一般人認爲是《史記》、《漢書》、《後漢書》。其實這是不對的。古人所説的‘三史’，是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東觀漢記》是漢人的作品，是一部比較著名的歷史著作，比六朝的范曄作《後漢書》早多了。現在所能看到的《東觀漢記》，就是《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84頁）再比如“合本子注”事涉專門，不少人都弄不清楚，程先生作了詳盡的解釋，可參看本書85頁，兹不繁引。因爲是爲研究生講課，程先生在講課的過程中特别注意介紹治學與論文寫作方法。譬如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許多帛書，有一些是我們從不知道的新書，甚至連劉向校書時也未見到過，其中一本叫《十大經》，一本叫《經法》。程先生談道：“任繼愈先生《中國哲學史》最近重印，他特别補寫了關於《十大經》、《經法》哲學思想的一章。治學中重視迅速獲得科學情報，不斷把新材料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這是十分重要的。否則，講來講去總是舊東西，真成了白居易詩中説的‘天寶末年時事妝’，怎麼能不讓人笑！”（27頁）再如，他在談版本時順便談了論文寫作問題，指出：“做研究寫論文，要有嚴格規範，論文後面應開詳細參考書目，并著録所用版本，這是不能馬虎偷懶的。不但古書如此，現代的書也有這種問題。”“如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這是元白詩研究的重要著作，它提供了以史證詩和以詩證史結合的方法，是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必讀之書。這本書就有三種版本。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的鉛印綫裝本是最早的版本，正文后附有油印的補充材料。解放後，陳先生作了修訂，先後出了北京古籍刊行社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由於作者一再修訂，當然是愈後的版本愈好。古書的情況比較複雜一些，有不同的版刻源流，很難説哪個本子完全没有錯誤，這就要參校不同的注本，找出最可靠最正確的解釋。所以治學的人要有一定的版本學知識，會選擇好的版本。”（44頁）聽程先生上課是一件快樂的事，即使像校讎學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比較枯燥的課程，程先生也有辦法上得生動活潑。我至今還記得程先生上課時講的一個笑話：有人請私塾先生，談好報酬后又提了一個附加條件：教錯一個字要扣半吊錢。課程結束后，教書先生將報酬交給了師娘，師娘一數發現少了兩吊錢，便問原因，先生答曰：“一吊給了李麻子，一吊給了王四嫂。”師娘心想將一吊錢給李麻子也就罷了，爲何還要給王四嫂呢，非問個明白不可。原來這位先生在教《論語》時，將“季康子”説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時又將“王曰叟”説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兩吊錢。（61頁）這個笑話生動地説明了校勘學中形近而誤現象。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校讎學略説》，這是對程先生當年爲古代文學專業首開校讎學課程重要意義的肯定，也是對程千帆先生誕辰110週年的最好紀念。正是有了這本《校讎學略説》，程先生年輕時想寫一部《校讎廣義》的願望才最終得以實現。可以告慰程先生的是《校讎廣義》修訂本最近由中華書局出版了，而且很快就得到了重印。在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教學與科研的長跑路上，先師點燃的火把一直在傳遞著，而且越燒越旺。程門以文獻學爲基礎的學風必將會代代相傳。
程千帆先生這部講稿雖然體量不大，但體系完備，材料詳實，形成較早，能夠系統體現程先生的文獻學思想。對現在通行的多種文獻學教材産生了直接的啟發作用。講稿曾以油印的方式在山東大學師生中内部發行，未曾公開出版。我們認爲仍有向學界廣泛公佈的價值。
本次整理以1983年王紹曾先生和王培元先生整理的油印本爲底本進行録排，原稿繁體字和簡體字混用，爲方便讀者閲讀，録排時統一改爲繁體字。我們在編輯過程中盡最大可能保留講稿的原貌，除對一些明顯差錯進行修改外，用字習慣、語言習慣，一依底本。講稿中有一些表達方式，如“三十年代”前未標明哪個世紀，又如“叫做”“稱做”等詞語中“做”的用法，在當時並不抵觸語言文字規範，在當下也不會引發歧義，故均予以保留。我們核對了全稿的引文，引文與當下通行諸本間有不同，程先生當時並未言及引文版本，或因記憶偏差，或因别有所本，已不可知。在没有可靠依據的情況下，我們決定不擅自改動引文。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讀者窺見當時講課的具體情境。限於水平，編校過程中産生的疏漏在所難免，祈請廣大讀者不吝指正。講稿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徐有富、程章燦、程麗則、宋健、田程雨等師友的鼎力支持，於此謹致謝忱。程千帆先生爲中國文獻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借此契機，向程千帆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