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贴着地面飞行 为什么要在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
本文刊登在《对联》杂志2013年第五期
傅大士导读：
《对联》杂志曾发表过多篇有价值的对联理论文章，因纯纸刊时代传播有限，现在有必要借助微信“经典重读”。比如严海燕教授的《贴着地面飞行——为什么要在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此文在今天依然具有开阔联界视野，给思想者带来启迪的作用。
严海燕教授在读研究生时，所学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但毕业后教的主要课程却是古代汉语。面对人生的方枘圆凿，究竟他是怎样一路走来的，我们虽不明就里，但我们相信，他在带领中文系学生们学习平平仄仄的时候，一定没有忘怀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立场，甚至还记得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等西方哲人的名字。因为只要这样，他才可以以新的视角和观念，观照诗词和对联，并从理论层面做系统阐述，以及专题实验。让我们在自认为繁荣、自洽的对联界，看到别一番景象，并作出别一种思考。
严海燕 陕西眉县人。199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同年进西安财经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对联研究方面，著有《对联通论》，发表对联学术和对联教学论文多篇，主要有：
《向联界进一言》（1993年）
《对联：入史之后的沉思》（2003年）
《关于对联的文学性及其他》（2004年）
《名联著作权应属谁》（2004年）
《对<重申“正是对联成全了骈文和律诗”>一文之质疑》（2007年）
《传播学视域下的楹联普查》（2012年）
《开课：高校教师在对联活动中的作为之一》（2013年）
《为什么要在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2013年）
《一个传统文学意象的现代命运》（2014）
《也谈当下“对联流派”》（2016年）
《王天性、徐熙彦对联创作合说》（2017年）
《“对联学”：曾经的关注与当下的问题》（2018年）
另有对联创作若干。2010年，严海燕诗联论著暨当代诗联文体学建设研讨会在西安举行。2014年，对联的现实语境暨严海燕现象写作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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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着地面飞行
——为什么要在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
我是一九九零年研究生毕业，同时开始研究对联的，或许算作最早进入对联研究领域的文学硕士之一吧！由于思维惯性的作用，从接触《对联》、《中国楹联报》伊始，我就本能地发现了对联界一个悖论：由于参与者大都“扶老携幼”，对当代新文学（自由文学）比较隔膜，文学理念相对落后，结果，他们一方面为自己心爱的对联不能进入文学史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却画地为牢，不去主动与当代新文学接轨。流行于对联界的不少作品，不是恪守“服务意识”，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刻意制造与外界环境未必吻合的诗情画意。为此，我曾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了对联作者应该“直面人生”、“风格多样化”的建议。
对联界不仅与新文学界鸿沟俨然，甚至与当代诗词界也有一定距离。现有的对联组织过于重视联律的权威性规定，而自己又无力在短时间内圆满解决。于是，当诗词界专力拓展传统文类范畴（由诗词而曲赋，由近体诗而歌行体）、深化诗作思想内涵时，对联界依旧在为“词性对”、“字类对”一类的问题而争辩不休，甚至作为某些领导者还捡起曾为常江先生抛弃的对联也讲“三平调”的“金箍”，给“合律的楹联”重新戴上；相反地，对于普遍存在于对联界、类似于诗词界“老干部体”一类的“内容问题”则缺乏足够的警觉。
还是那句老话：不谈对联的文学性便罢，如果谈就应该老实承认，当下的文学（性）对联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距离有多远。所谓文学性，其实并不单指“赋比兴”以及风花雪月式的联想和表现。任何一个描述生活的文学文本，其支撑点都应是现实背景，如果取消这种背景而代之以主观理念，则很容易滑向技术主义和反真实。翻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于这个话题的正反例证其实不难找。“三面红旗”时期的民歌运动不提也罢，看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茅盾《子夜》“主题先行”的批评，对柳青修改《创业史》的遗憾，对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不惧政治风险而反思“左”倾路线的褒扬，我们就会意识到：一切从现实出发，树立作者的主体意识，其实是判断一个文学工作者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的标志之一。
那么，我们当下面临的又是怎样一个“现实”呢？我想至少包括两点：改革开放之初众口一辞的欢呼和进入攻坚阶段后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底层社会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农业社会被人为地、暴风雨式的解体时，所伴随的种种矛盾和各色人等的不适应感。
我曾询问一位对联作者：现在贫富分化、等级差别严重，老百姓的饮用水和食品也不安全，“癌症村”时有耳闻，以权贵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第三次移民潮正在汹涌澎湃，你为什么老写“形势一片大好”，而不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映呢？答曰：人和人怎么能一样？想想以前过的日子，我们要感恩、要知足。再说对联讲求凝练，你说的那些都是现象，我们应该写本质。我还询问过一位大学生：你见过大雁和乌鸦吗？为什么要写他们从你头顶飞过？答曰：在电脑上见过。唐诗、宋词、元曲不就这么写吗？只有这样写才富有诗意，才更像文学呀！我继续问：在古人那里，雁阵和昏鸦是一种诗意，更是一种存在，而如今不同了，你既然喜欢这种诗意，为什么不关心大雁和乌鸦的现实命运呢？答曰：生活已经很累，写对联无非玩玩，你不“草长莺飞”、“楼台烟雨”，而是农药与除草剂齐飞，污水共雾霾一色，能玩得痛快，能入选得奖吗？
身为老百姓却不屑于歌咏自身的饮食起居，身在现实中却对现实中的事物变迁漠不关心，“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在此“掉链”了。面对此情此景，如果仅以论文的形式予以提醒显然是不够的。恰在此时，西安市楹联学会聘请我担任《长安联苑》主编一职。于是我想，该是“摊牌”的时候了，即有必要组织一组对联作品，率先以白描的手法，对我们当下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和场景进行规模性“画像”。
当时，盘桓于我头脑中的想法是：质木无文固然不是文学，但软媚不真也不是理想文学。“现象写作”属于自主写作。她既不是为了参赛获奖，也不是为了配合他人。不是等人出题，而是自找素材。在社会转型、生活方式急剧变更的当下，我们的镜头不会矫情地忽略惊喜与和谐，更不会刻意地回避矛盾和困惑。
实事求是地讲，此次“现象写作”组稿不算理想，但是，我们毕竟以概念的方式亮出了一面小旗子。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文学（性）对联如何叙写现实题材的命题，此次推出“现象写作”，也算是对这一思考的小结吧！
需要指出的是，“现象写作”只是对联界的一次实验行为，虽然她有自己的创作倾向，却无意干预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创作自由。至于有读者指出，此次“现象写作”里的对联作品白描多而精致少，勇气可嘉而诗意缺乏，其实这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到底怎样写才可以达到既保留较多的美学因子，同时又不背离当下生活的文学效果，这是包括对联在内的所有传统文体都面临的命题。而能否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写作方式，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探索。在这方面，作为“现象写作”的发起人我已尽力，更多的、更为有效的努力或可企望于对联界其他同道。
附《长安联苑》2013年第三期
现象写作·编者按
在资讯发达、交通便利的今天，专设一个名曰“现象写作”的对联小栏目似乎多余。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人在接收信息或发生行为时是有选择的。一旦主动变成被动，采风变成旅游，撰联变成配合，我们相信，某些观念的被扭曲、某些信息的被遮蔽、某些思考的被放弃便成为一种可能；也因此，一种诉诸概念的提醒，一种“贴着地面飞行”以获得“地气”的写作方式便呼之欲出。当世界发生巨变的时候……作为以人文关怀为己任的的文学人，我们无法若无其事地去充当旁观者，无法接续虚假浪漫主义的不良传统。我们深感自己有责任、同时也有权利放弃一切先入为主的东西，亲自跟踪和记录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各种文化的处境以及诗意的变迁，就像贾平凹的小说《秦腔》和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那样。
本刊这样做，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严海燕就以《向联界进一言》为题，对于联界热衷图解当前政策、回避复杂生活的非文学作派表示忧虑（《中国楹联报》一九九三年五月九日）。进入新世纪以来，解维汉先生也提出了《强化当代楹联的忧患意识》的观点（《对联》二零零八年第八期）。《中国楹联报》等报刊还推出了“联说天下事”等栏目。我们只想找一条比较直接的通往时代巨变的管子，借此窥寻世道人心，并存放我们不该掩饰的喜忧和思考。
也许，关于文学的认识，联界最熟悉的就是从前的“遵命文学”和目前的“材料作文”，而以往不愉快的政治记忆和如今回报丰厚的联事联赛，已让对联家们习惯于谨慎和自足。也许，关于对联文体特质的把握，多数人仍止于点缀和实用，而本刊所设想的独立发现和文化观照不免天真和急躁。果真如此，那就让这个提前出生的小栏目自行沉降，将一切关于它的反思和评价留待将来吧！
附《长安联苑》2013年第二期
现象写作·稿约
我们有一种担忧，那就是与诗词界相比，目前对联界似乎更热衷于对预设主题的集体表现，而放松了对身边变化了的境况的个人观照，以至于有时让人感到作品“漂浮”太过而“沉潜”不足，多赏心悦目而少生活质感。为了在传统被改造、诗意被侵蚀之时不缺失我们对联的声音，本刊不揣冒昧，拟从第三期起以“现象写作”为题，设置一个特别（专题）栏目，专门发表敢于直面当下、叩问生活的论文和作品。该栏目的设置，其实质是倡导写真实，反对虚假浪漫主义，同时为建立百花齐放的对联生态做出努力。请以媒体披露的事实以及个人实际观察、亲身体验所得为依据，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患意识为指导，精心打磨出别样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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