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无智、无能、无为”

文章转载自:雷颐游走古今(lyyzgj)

“无智、无能、无为”——胡适为蒋介石祝寿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蒋氏谕示“总统府”函知各方“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於同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由雷震主办、一向争取政治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自由中国》便决定出“祝寿专号”，以响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的号召。同时，身居美国的胡适收到国民党要员胡健中的电报，要他写一短文为蒋祝寿，并专门提到蒋氏“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希望胡适“坦直发表意见”的意思。胡适本来就参与了《自由中国》的创办，并曾任该杂志“发行人”，与雷震关系素来密切，这次更是一拍即合，便匆匆写就《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在当月的《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一译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一是二战结束不久，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分头听有关部门汇报工作。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副校长只安排他会见各学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联合部（Division）主任，每天见两三位，每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艾森豪把副校长召来不耐烦地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这位副校长在纸上用铅笔认真算后说共有63位，艾氏听后大惊：“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样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於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总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与“否定”两种批示，只待艾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来人说道：“请狄克（Dick即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自己仍打高尔夫球去了。

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评论说：“这两个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承认自己没有专门知识，完全信任属下，“这是何等风度！”希望蒋向艾森豪学习，并进一步劝蒋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能本此哲学做一个“守法守宪”的领袖。最后，“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以此种文字来向蒋祝寿，确是大煞风景，必然触怒当局。同年12月，由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布了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随后又印行了长达61页的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其中第三章题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内又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批判”、“对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批判”、“对所谓‘自由教育’的批判”、“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四小段，从这四个方面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等人这方面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有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要“总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更是“荒谬绝伦的言论”。“批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险狠毒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其实都是骗人的”，“一味空谈民主自由，绝对不能解救国家的劫运。”“别人讲民主，我们也讲民主，别人讲自由，我们也讲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可笑的看法。须知各国国情不同，此时此地的台湾，只有大家拼命来争取国家的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可取得；况且时代潮流趋势，亦已由争取个人自由转而争取国家自由”，为了“消毒”，“我们就要大大的发扬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不论是在学理上、法律上、事实上使个人自由主义无法立足。”“现在我们要高举起正义的大纛，只要认为某些言论是反动的、荒谬的，就要予以无情的痛击。”这份文件时时处处都要说明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替共匪摇旗呐喊”一类，在时处“白色恐怖”的台湾，这可是杀头之罪。文件“要党内同志提高警惕，分清敌我”，“要思想动员：进行思想战打击敌人，最重要的，是有组织，有领导”，“一定要有组织领导，组织支持，在党内进行大规模地思想动员，而定计划步骤，安排出战人选，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要求在学校、军队、机关、工厂、农村、商店，甚至家庭内、车船中都“随地作战”，“我们的武器是笔、是嘴、是报纸、是杂志、是广播电台、是印书馆”，“思想作战要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是战斗，以打击敌人，获取胜利的成果。”（《雷震回忆录》，第109-145页）随后，台湾各主要媒体都按部署对自由主义这种“毒素思想”作了大量的猛烈抨击。

这次“祝寿”，使台湾当局对《自由中国》更加忌恨，必欲封之而后快。其实，本来是蒋介石本人一再要各方“直率抒陈所见”、“坦直发表意见”，表示“虚心研讨”、“虚怀纳言”，装出一副“民主”“开通”的模样，然而一旦有人信以为真、其坦陈所想不合己意时，却又立刻翻然变脸，给人扣上种各罪名，露出不容异议的独裁者的真面目。这分明是引蛇出洞，毫无信义可言，所以对专制独裁者“直率抒陈所见”之类的号召，一定要慎之又慎，切勿轻为所动。

本文收于《经典与人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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