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决定历史的是当下的社会观念。也有人说：“历史从来不是独角戏”，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共同影响着历史。这些话描述的都是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而我们最熟悉的一般有以下三种：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段：长时段——地理环境；中时段——社会经济结构；短时段——帝王将相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犹如大海的潜流，社会变迁如同潜流之上汹涌的潮汐，人物事件不过是潮汐的浪花。他在《文明史》一书中写道：“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类所利用。”比如中国等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基于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的地理环境，创造了辉煌农业文明与稳定持重、推崇道德的民族性格。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地理环境在历史进程中的传递。
技术是对生活中的现象有目的的编程，人类正是伴随着“技术”才从野蛮走向文明。《技术的本质》一书写道：“是技术将我们与我们拥有了５万年甚至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了。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2200年前，马镫的发明，使人类文明的蔓延和扩张，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踩在马镫上的骑士集团，被认为是欧洲封建制度诞生的重要推动力。550年前，西欧小城梅因茨的一场大火，成为点燃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火种，灾难中星落四方的古登堡工匠将禁锢在这里的印刷技术播撒到整个欧洲，知识和思考因此冲出了修道院和贵族庄园的围墙。240年前，英伦三岛上第一台蒸汽机的轰鸣，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人类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观念的力量》一书中提出：透过思想或生活态度，观念会对历史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就像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就变成沾满血渍的武器，摧毁了欧洲的旧体制。历史的因因果果，是非定论，无一不是思想纵横驰骋的结果。思想观念永远是制度的第一因，一个国家崇尚什么样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以及世界观、思维方式，就是在一个又一个新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观念和意志的力量，强有力的塑造了当今的世界。无论是地理、技术还是思想，他们都用自己的理论在诠释着历史，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大多走不出这三者的范围。但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认为，除了常被历史学家当做研究主角的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重大因素。无论是雅典的衰落荒芜，罗马帝国的怦然倒塌，甚至整个美洲文明的彻底消失，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的背后，有一个幽灵的身影，它就是——瘟疫。瘟疫，尽管是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它对历史的影响。其实，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是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的副产品之一。1347年10月，一艘破旧的热那亚军舰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停靠，登岸的不仅仅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溃兵，还有几十只携带着鼠疫病菌的老鼠。从此，这个可怕的幽灵——被称作“黑死病”的大瘟疫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根据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一书的描述，短短三个月内，欧洲最繁华的佛罗伦萨就有一半的人口感染死亡。“患者感染后，甚至在与人交谈时会突然倒地死亡......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尸了，收尸了’，此时，家家户户会把尸体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把患者家的门窗都用木板封死，许多人活活饿死。甚至只要身上出现了一个肿块，或者出现了一点点的皮疹，都有可能被拉去活埋。不仅如此，兄妹之间、夫妻之间也互相抛弃，更有甚者，父母弃孩子不顾。《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一书中记载，在短短几年间，黑死病致使近2500万人殒命，在世界末日的阴影下，欧洲人觉得没什么指望了，但也偏偏是瘟疫后，欧洲开始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兴起、工业革命……执掌世界发展的牛耳，这又是为什么呢？瘟疫的肆虐，让欧洲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无论宗教、人口、经济还是社会组织形式，都因此发生巨变，直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瘟疫的后果不仅是大量神职人员的丧生，更是信仰上的重创。《瘟疫与人》一书中写到：“当黑死病爆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人们开始蔑视教会和国家权威，寄希望通过苦修“赎罪”，无数人用皮鞭或铁镣鞭打自己，却根本无济于事。教堂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将黑死病描述为“愤怒的上帝对我们罪行的惩罚”。虔诚的人们相信，尽管光荣与苦难都是上帝的意志，但如果连上帝最忠诚的子民——教士与修女都不能幸免，那么听从教会的指导，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吗？正是这样的疑问，撬开了中世纪铁幕笼罩下的第一道曙光，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想在佛罗伦萨被点燃，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束手无策的医生在恐慌之下，完全失去了理智，开出了各种奇葩疗法：催吐、烟熏房间、用尿洗澡，甚至让病患蹲在茅坑前闻几个小时的屎臭味，意在“以毒攻毒”——而这些行为反而让传染源持续扩大，导致全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中世纪的欧洲乡村，农奴依附于地主开垦耕作。但瘟疫让一整片、一整片土地上的劳动人口全部灭绝。黑死病过后，幸存下来的劳工变得极为珍贵，如果不想让土地彻底荒废，那么封建地主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花大价钱雇佣自由劳动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幸存下来的农民。而领主们一旦这样选择，也就正式签署了中世纪庄园经济的死刑审判书，从此再也没有可能回到从前的状态。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认为，虽然很残忍，但“任何推动死亡率上升的事件，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均财富”。工人在黑死病之后享受了大幅的工资上涨。劳动力的不足，使得社会财富被重新分配，以节省人力为目的的新制度与新技术被空前的重视。到了16世纪，既没有国王的敕令，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曾经禁锢整个西欧的农奴制彻底崩溃了，大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已经做好准备，只等着工业革命的一声召唤。随着贵族逃到乡下躲避瘟疫，市民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当黑死病开始袭击沿海时，拥有30万城乡人口的佛罗伦萨，为保障市民的安全需求，议会马上紧锣密鼓的制定应对之策。佛罗伦萨牵头组织防疫委员会。颁发健康证、建立隔离区、记录死亡人数、组织慈善活动、丧葬事宜和城市治安。市民卫队负责密切监视边境上的外邦人，努力杜绝更多感染群体渗入……看似势单力薄的独立城邦，在面对危机时却发挥了比封建大国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创造了罕见的免疫孤岛。正如有学者指出：“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大帝国政府组织的涣散……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质。”（《企鹅欧洲史》）这些自由城邦不但是抗击瘟疫的重要力量，更培育了一个有一定独立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随着神权桎梏的解放、人身关系的自由、市民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全新时代蓄势待发。黑死病的结束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它彻底改变了欧洲。如今生活在现代的欧洲人，99%的基因里都有瘟疫留下的痕迹，他们是那场浩劫的幸存者。瘟疫对我们来说，是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每过几年，总免不了被它恐吓一下。可又有谁能想到，人群的迁移、文明的荣枯、社会的盛衰、宗教的沉浮、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科技的发展——历史上一切的一切，竟然都绕不开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致病微生物。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知识与技术尽管能够深刻影响人类同微生物的关系，但就本质上看，依然不可能消灭瘟疫的存在、不可能让人类由吃与被吃的食物链中解脱出来。看似弱小的微生物，对人类而言，是比豺狼虎豹还要凶猛、还要高效的捕食者”。简而言之，人类社会全都处在“微寄生”和“巨寄生”间的危险平衡当中。“微寄生”指的是各种致病微生物，而“巨寄生”指的是寄生于人类的统治阶级等。这两种寄生物都寄生于人类社会之中，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和兴盛，都是微-巨寄生两者达到均势的结果。这种均衡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都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黑死病的传播，其直接起因源于那个时代的交通革命——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打通了中西之间的商路，使得各国间的交流前所未有的畅通。病菌便悄然的进入一个又一个港口，沿商路走向内陆，缓慢渗入农村的广袤土地，最终造成了全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
只有瘟疫等“微寄生”肆虐将平衡破坏之后，人类的巨寄生才会被迫调整以适应新的平衡。因此，当横扫一切的黑死病逐渐消退后，欧洲的社会内部也酝酿起巨变的种子。在这种失衡与再平衡的不断转化中，人类的历史虽然充满曲折、血泪与苦难，却始终保持着持续前进的动力。这样看来，瘟疫既是人类的“大敌”，又是“推手”，这种优胜劣汰，不管人们是爱是恨，它们就在那里。就像五大文明的发源地，也正是“五大疾病圈”。每一处文明与“微-巨寄生”维持平衡的模式，都是这一文明政治风俗、文化形态甚至“民族性”的生动体现。关于瘟疫对中国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瘟疫尽管对十三世纪中国人口的减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他对中国的影响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中国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农民与官僚地主的强大巨寄生平衡，瘟疫无法像对欧洲一样彻底的颠覆平衡。换句话说，中国几千年的超稳定超震荡，都取决于中国本身强大的微-巨寄生平衡能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他的夫人阿里尔·杜兰特耗尽毕生心血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史学巨著《文明的故事》。研究了大半辈子历史，应该对历史规律了然于胸了吧，但是他们却说：“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都是偏见。”杜兰特夫妇认为：“历史嘲笑一切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最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规则：历史是个怪胎。”人类社会不是科学实验室，我们无法用“控制变量实验”来验证哪个因素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在这样的复杂系统中，你拥有什么样的观念视角，你脑中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历史，从来没有决定论。其实地理、技术、战争、瘟疫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观念来影响历史，观念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能容纳各种各样的“软件”，来处理运算复杂问题，我们的视野越是多元，对历史的理解也就越深刻。如何理解历史进程，这一宏大的话题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遥远。然而，比提升历史素养更重要的是，透过不同的思想来洞察历史，从而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更新迭代我们的心智模式。那么认知复杂世界需要怎样的心智模式？人类历史的演进非常复杂，其实不止历史，国家、企业、组织、个人都越来越复杂。然而，我们的心智模式还停留在“单一观念”的阶段，这相当于一根筋、单细胞动物。比如，用统治阶层的腐败来分析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基本无视罗马帝国经济结构的缺陷、小冰期、瘟疫、制度、宗教文化等因素。这种心智模式不仅无法认知复杂世界，还会导致错误归因。比如，西方世界的兴起，按照认知复杂问题的心智模式，主要源于新教伦理与制度优势，然而，许多人将其错误地归因于殖民掠夺这一单一因素。再比如，我们常说制度决定一切，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照抄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却持续陷入动荡与萧条，究其根源在于，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诚如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瘟疫与人》：本书从瘟疫演变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人类文明史，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本书直接启发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无须怀疑，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瘟疫与人的故事还将继续。
《后疫情时代》：疫情仿佛将人类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一条道路通向更美好的世界，一条是更加包容、公平和敬畏自然的未来世界；另一条则会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本书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未来世界的新格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开始重构自我认知的地图。《失信》：普利策奖得主劳丽·加勒特耗时数年，走访世界各地医疗机构，采访了大量的病人、医生、专家、学者，收集了巨量的资料，写成这本书。本书为疫情当下的人们，提供了清晰的理解思路，通过5个典型案例，生动地讲述了全球公共卫生的历史，分析了全球公共卫生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并给出了恰当的建议。这三本书，在帮助梳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复杂脉络、多维提升历史素养的同时，改变心智模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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