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了埃及,是不是真的走到牛奶与蜜糖的乐土?假如知道前面将是一片草原,散乱的牛羊,无法抵抗种种暴力的驱赶和宰割——这些暴力,包括金钱、武力和强大的权力。那么,我们还能设计一些预防这些灾害的机制吗?“社会工程”自古以来,是人类的梦想,总以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方案,替人类创造福祉。但是一次、一次,我们发现,以人类知识的限度和人类欲望的无限,种种设计,都会由善意开始,而以被人篡夺、以满足其权力欲终止。
陈心想先生的这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
“走出乡土”之后怎么办?
文 | 许倬云
陈心想先生送来大作《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吩咐我撰写一些意见。这个题目,是针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而著。费先生从他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发展为《乡土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的里程碑。那是 20世纪 40年代的事情。从那个时代到今天,中国经历六七十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超越中国,这六七十年来的世界,也是经历了许多剧烈的变化。中国发展农业,当然发轫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经过长期演变,战国时代已经开始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秦汉的长期稳定,中国地区内部的区间资源流通,发展了中国内部的市场网,促进了大地区的经济整合。精耕农业与市场交流,使中国的广土众民,都笼罩于一个庞大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下。数千年来,这一“华夏集团”呈现为人类历史上最巨大、最长久的复杂共同体。中国的乡土社会,从宋代孕育,以至于到 20世纪,将近千年之久,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这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高度稳定性,而在稳定之中,又容许相当程度的社会流通;其弊,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被绵密的网络,定位于一“点”,经过这一“点”和其他的个人,遵循特定的相对关系,界定其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个人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可是也保障了不同层次群体的内部安定和对外的安全。这个差序格局下的乡土社会,建立在血缘或是地缘群体基础上,也建立在并没有严格阶级化的自由流通的社会基础上。“走出乡土”,乃是 19世纪以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先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工商业文化,逼人而来;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又经历加速度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国残余的乡土社会,更难延续。然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还不得不影响及于性情精神,又岂是“出埃及”足以描述?费先生撰写《乡土中国》时,其实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因此,他才要努力于第二阶段,如何重建乡土?20世纪50年代以后,虽然政权建立在农村上面,可是,农村与城市一样,也在强力的种种运动干预之下,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暴力之下经历的转变,其破坏性,不言而喻。最近,大规模的城市化计划,强制地将农民移入高楼大厦,希望由此将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立刻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从外面看,不能不说,这是揠苗助长,“苗”则槁矣。晚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江村”的原型)石桥上
放眼世界,从“二战”以后,全球的农业都被化肥以及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性质。农业的工业化,也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彻底转变,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复旧观。六七十年来,全球性的企业发展方向,很多农村萎缩至几乎不再存在。大型城市出现,以及因为产业的急剧变化,人口移动非常迅速,居住的形式也完全转变为高楼大厦内的小隔间。城市内部的社区和社群,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迅速消逝。街道上,人潮汹涌,但是举目都是陌生人,群众之中只有寂寞者。在群体离散的同时,由于“二战”前后,几次集体主义政权对于个人的压迫,促使许多人憧憬于个人的自由。从20世纪 60年代以后,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在各种层次,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公民都一步步铲除约束个人自由的任何障碍。宗教信仰、职业限制、种族不平等,等等,都在这一浪潮下,不再能够约束个人的发展及其个人的决定。最近,美国大法官会议肯定了同性别婚姻权。这是将人类社会许多分类的界线中最后一条自然形成的界线——性别,也铲除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可以有机会,享受完全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类别都消失后,“个人”将无所归属,欧美这些已经高度城市化与自由化的社会,却是正在面临碎裂(fragmentation)。一个完全自由的流动社会,其中个人将成为只能依靠自己,或者依靠法律保障的个体。这许多单独、离散的自由个体,将如何面对以国家公权力形式出现的暴力?将如何面对掌握金权的财团?如果有一天,有一批军人掌握了足够的武器,社会上许多自由个体,又如何抵御这些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暴力?因此,如前所述,我读到《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大作时,难免有所感慨:走出了埃及,是不是真的走到牛奶与蜜糖的乐土?假如知道前面将是一片草原,散乱的牛羊,无法抵抗种种暴力的驱赶和宰割——这些暴力,包括金钱、武力和强大的权力。那么,我们还能设计一些预防这些灾害的机制吗?“社会工程”自古以来,是人类的梦想,总以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方案,替人类创造福祉。但是一次、一次,我们发现,以人类知识的限度和人类欲望的无限,种种设计,都会由善意开始,而以被人篡夺、以满足其权力欲终止。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陈心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4
虽然面临如此令人沮丧的局面,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希望。回顾人类还是一群野兽的时代,他们不能以个别的人,对抗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抵抗凶猛的虎豹豺狼,终于,人类以合作的集体力量,找到了自存之道。在渔猎的时代,已经很难以个人的一手一足,取得生活的资源。到了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也开始集体分工,开拓田野,取得稳定的维生资源。这时候,人类知道,个人不能放纵欲望,自由的另外一面是责任,在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些彼此间的容忍,才能互相帮忙。这一些觉悟,使得人类发展了道德,也净化了感情,两者的合并,成为人间的伦理。在伦理基础上,建构社群,发展为更大的复杂社会。这一个长达数万年的经验,我相信,还是必须继续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过一本讨论道德与感情的《道德情操论》。后者讨论的问题,其实比前者更需要注意。而且,亚当·斯密指陈的道德情操,要义在于推己及人:要求大家在图利之时,明白“人、我”与“群、己”的互利。凡此观点,何尝不与儒家仁恕要旨相符?陈心想先生的这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私人的感情而言,费先生是我在匹兹堡的前辈学者杨庆堃先生的挚友。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杨先生的邹平集市系统的研究,两者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提出了极为深入的了解和阐释。他们二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他们二人的遭遇却并不完全一样。费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目的不是仅在于对“乡土中国”的理论解释,而更关注如何将传统农业基础的农村,转化为以工商为副业,以重建中国已经凋敝的农村。所以,他另外一本大著,就是《乡土重建》。他的自我期许,是为了替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做一番设计。费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参加《观察》杂志的“笔队伍”,他的著作,在抗战的后期,脍炙人口。他对于民主的中国实现,不仅寄予极大的希望,也尽其鼓吹之力。1950年以后,他的名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也是代表读书人敢言的勇气。此后,他遭遇迫害,但是又始终要顶着一些头衔,使他自己痛苦万分。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
费孝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
他的同窗朋友杨庆堃先生,1951年离开中国,在美国有比较自由的发展天地,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杨先生的集市系统研究理论,被施坚雅发挥,成为社会学的显学。杨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转移到宗教社会学方面,在这个专题上,开拓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195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学基本上被一笔勾销,要到 20世纪 70年代以后,杨先生受费先生等国内学者的委托,才尽力在海外,设法训练从国内派出来的一些学生,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如果中国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他们二位继续合作的成果,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又岂止于今日而已?陈心想先生,比费、杨二位晚生 65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触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二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历史剧变所带来的困境,但许多人尚在迷茫,居安而不思危,许多人变得盲目、随大流,变成了“活着的机器”。也有些人已经意识到症结所在,却不知如何改变。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见证了世界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起起落落的研究大家,而许倬云先生正是对这一问题最深入的思考者,他思考的两个命题,一是时代的缺憾,二即个体的出路。
学者许纪霖认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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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陈心想 著 三联书店刊行)“跋”,作者许倬云。微信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版权归作者及出版机构所有。转载仅供推荐相关书籍及思想交流之用,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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