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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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左右，都要
坚守「共同的底线」
文｜明白知识
纵观当今世界，你会看到政治上「左」「右」严重撕裂的情况，甚至这种极端对立的倾向还在加剧（关于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的危害，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都做过论述，参见《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等文章）。
撕裂的一个集中体现便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程。
早在2016年川普与希拉里竞选时，尽管川普最终依靠选举人票获胜，但他的普选票（popular vote）却落后希拉里280万张（川普46.1%，希拉里48.2%），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民意的撕裂。
到了去年的川普与拜登之争，矛盾愈发尖锐，甚至还在疫情期间爆发了国会山骚乱事件。
表面上看，这只是川普与拜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矛盾；但实际上，这种现象映射了美国社会在外交、经济、种族、医疗卫生、移民政策、堕胎等诸多问题上严重分裂冲突的价值观念。
更有甚者，美国政治的左右极化甚至加剧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知识界的分化。即使是在中国自由派内部，「川粉」与「川黑」、「挺川派」与「反川派」都能争论得不可开交。
支持川普的学者认为，川普象征着保守主义的回归，也是美国精神、美国价值的回归，与此同时，美国左派的「政治正确」早已越线，不再是单纯的多元主义，而是对言论自由等根本价值的背离。
反对川普的学者则认为，川普象征着一种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是麦卡锡主义的一种再现，是对美国多元文化和进步价值的摧残。
争论在逐渐白热化的过程中，往往变为相互的指责。挺川派认为反川派是「白左」，反川派则认为对方是狂热分子。
不过，这种激烈的「左」「右」之争也不是当今才有的新鲜事了。
「左」和「右」作为政治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
当时的国民议会中，保皇派的国王支持者坐在主席右边，雅各宾派等革命支持者坐在主席左边。两边井水不犯河水，免得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左」「右」来自巴黎塞纳河左岸与右岸。左岸聚集着经常在酒吧聚会的年青学生和激进青年，右岸则是强调秩序与等级的富人区。
不管起源如何，「左」往往象征进步，而「右」往往象征保守。不同时代下，左和右的表现都不同。甚至宽泛地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和右。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也经历过一场经典的「左右党争」，这便是以王安石为首、主张「祖宗不足法」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首、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党之争。
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一文中概括了这场争辩。
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有点左派激进风格；而司马光偏于保守，认为应该自由放任，「国家不与民争利」，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
两党轮流执政好几个回合，最终王安石一派败北，变法基本失败，北宋还是恢复了旧制；但在21世纪的历史教科书中，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被着重分析，司马光则成了阻挠变法、因循守旧的反面人物，新党又似乎扳回一城。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或许，在二者之间站队只是个伪命题。
根据秦晖老师的分析，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主张理论上都很美好。但真正执行起来，王党的募役法、市易法等新法过于强调国家干预，限制了北宋本来繁荣发展的小商品经济；马党的政策看似限制变少，却给了贪官污吏更多敛财机会。
其结果是：在北宋的制度体系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目标都无法实现，「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北宋反而在这两种政策的举棋不定间陷入更深的危机，最终在危机中走向灭亡。
秦晖老师将之形象地比喻为「尺蠖」效应：尺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爬行时一屈一伸，但不论收缩还是放直，本质上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在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前提下，左右本质上没有分别，都在为统治者而非百姓所服务，也就注定无法改变王朝覆灭更替的大方向。如果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不明确或者不对应，左右争论往往会变成鸡同鸭讲，毫无价值可言。
与之相对应的，是秦晖老师提出的另一种情况：「天平」效应。
他认为，在一个权力受到民主制约的社会，左右两派的区分和交替执政便成了正常并且有益的现象。
在财政相对平衡的前提下，这种民主状态下的「左右循环」可以使国家在「高税收高福利」和「低税收低福利」之间轮回，不至于走向极端，从而实现动态平衡和相对公平。
由此，秦晖老师得出结论：真正的命题不在于左右或者王马，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
要知道，民众对左右两派的主张永远都是喜欢一半不喜欢一半，这就导致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
为了讨好民众，两派都选择推行民众喜欢的那部分政策，长此以往，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收支不平衡，出现财政危机，乃至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这也是很多民主国家近年来深陷债务危机的根源所在。
如何避免从「天平」效应坠入「尺蠖」效应，考验着民主制度的纠错能力，也是每个现代国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对意见不同者的应对方式，其实和结果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比结果更重要。这一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多元社会中尤为突出。
秦晖老师提出，无论立场如何，我们都应该坚守「共同的底线」，也就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理解秦晖老师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
比如，司马光可以写《与王介甫书》列举新法的弊端，王安石也可以写《答司马谏议书》反驳其指责。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却也能在北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唇枪舌剑地辩论一番，而不必担心掉脑袋。这就是「共同的底线」。
再比如，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却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也是「共同的底线」。
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烧死「异端」的神权体制下，天主教和新教都无法坐下来谈共识，又遑论思想差异更大、共同基础更小的群体？
秦晖老师的「共同底线」可谓一针见血，很简单，却又很实际。
「左」与「右」的选择问题，不该囿于国家、党派、中西、古今这些划分，而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面前，人们逐渐发现，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行。秦晖老师认为，现在的左右之争往往会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又迫使自由国家重塑贸易壁垒。
在这种新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跳出固有思维，跳出左右之争，从更切实和发展的角度看待现实问题，寻找新的思路。
左和右本来不该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应该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光谱中求同存异。个人或者团体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左翼立场，在另一些问题上采取右翼立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没有左派，很难想象废除死刑、废除奴隶制、环境保护、女性权利、同性婚姻、公共福利等等问题会提上议程；没有右派，也很难想象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私有财产的坚守。
但是，左派也可能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绝对的混乱，也可能走向专制，追求平等却带来贫困，追求创新却焚毁传统；同样，右派也可能铸就极权，以传统之名行种族灭绝，以保守价值为名破坏价值。
正因如此，秦晖老师提出的「共同底线」才是重要的。它可以使「左」与「右」释放出光芒，彼此扶持，使人类在进步的同时不会堕入黑暗。
左右不是一条线的两端，而是一个圆，极左与极右殊途同归，会「凝结成人类最暗黑的一个极点」。只有在左右交叉融合处，人类的「思辨、信仰与理性」才能更好地碰撞出火花。
世上没有万灵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世上大多数事情，也不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
正因如此，对于人类的未来，我们有太多可以商讨、争论、探索、尝试的空间。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明确并坚守「共同的底线」，兼听而不偏信，观察事实而不轻易挑边站队。
正如秦晖老师对王马新旧党争的评论：
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像「共同底线」这样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的总结，得益于秦晖老师广博的学术涉猎和持续的思考。
而他之所以能打通诸多学术领域，用历史学者张宏杰的话来说，「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学术兴趣，有真正的问题意识」。
秦晖老师知识之「杂」，杂到能唱出五六十个国家的国歌；
秦晖老师知识之「渊」，在古今中外都有专精的研究领域。
正是由于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热情进行大量阅读，秦晖老师才能见人所不能见，写人所不能写。因为有兴趣，才能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深远；因为有问题，才能不断地探索、追寻、审视、反思。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阅读秦晖，读懂秦晖，价值就在于此。他能够用清晰的逻辑、严谨的思维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揭露纷繁表象背后的本质与核心问题。
珍惜秦晖，读懂秦晖，就是在阅读和解构我们自己，也是在培养和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意识。
张宏杰很庆幸能遇到秦晖老师这样的人生导师，可以帮助他随时在前进路上「重新校正自己的经纬度」。
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同样可以通过阅读秦晖老师的作品收获这份幸运。
虽然秦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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