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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感:失格时代最缺的一味药

先知书店 少数派文库 2022-07-11



据说,在玛雅人的部落,曾流传着一种叫“阿卓台”(Azote)的刑罚:

凡有罪的公民,要被抽打脚底100仗,以每天25仗,分四天完成。

每次刑罚完毕,罪犯不被收监,而是当即自由——但是,他需在次日清晨,主动领受剩余的刑罚。

在此过程中,既无公职人员监督,亦无村民看管,交由罪犯自行定夺。

然而,若罪犯未能主动受刑,后果则很严重——部落将会唾弃他,规则将不再保护他,任何成员都可以击杀他,而不付出代价。

以今天的眼光看,“阿卓台”的刑罚过程,具有相当的智慧,几乎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说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融合于一体的绝佳案例。

何谓“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它们是东西方文明的两大不同特征:

1.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信徒与上帝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信徒犯错乃至犯罪,上帝全知晓,因此信徒的内心时刻受到罪恶感之折磨,更勇于承认自己的过犯,恳求宽恕和原谅:

——罪感文化”的道德约束力,是由内而外的,正如“阿卓台”的刑罚,给了罪犯自己主动赎罪的选择空间。

2.在东亚儒家文明的背景下,道德至高点是“三纲五常”,尤以“人与人”的关系为重中之重,人在犯错后,首先在意的是社会评价,若没有外界的反应与压力,自己便免去了耻辱和责难:

——“耻感文化”的道德约束力,是外在的,正如领受“阿卓台”的罪犯,若违背无形的“契约”,将受到部落排斥。

但需要厘清的是,“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绝非水火不容、泾渭分明,而是互有通融、深深纠缠的。

譬如,在以“耻感文化”著称的东亚国家,即便是无人知晓的罪错,照旧会引起当事人的羞愧感、罪恶感,以至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这便是我们常说的“羞耻心”在起作用——两种文化,概莫出其外。



▌羞耻心:社会良知的“警戒线”

何谓羞耻心?

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人的良知、正义感、同理心等美好品质,都因羞耻感而涌现。

人若懂得羞耻,则处世为人有底线,有所应为,有所不为;

社会若懂得羞耻,则道德浓度高,生长于斯的公民,常以规则为个人尺度,以现代文明常识为共识,反对破坏,抵御野蛮。

不难发现,羞耻心是人与社会的“良知警戒线”,它能让人警惕不义的行径,更可成为人与社会反思自我、实现“超我”的动力。

◎羞耻心,让人警惕不义的处境

哲学史上一桩超级公案——苏格拉底之死,便和两次羞耻心有关。

在被“陪审团”判处死刑后,苏格拉底决然地放弃了逃跑,选择饮下毒酒。只因他对违背雅典律法感到羞耻。

——羞耻心,是避免不义的警戒线,让他宁可放弃生命,也要维护正义。

在他身后,雅典人终于觉悟,既为不公的审判,也为杀害一位伟大人物而感到羞耻。雅典因为承认苏格拉底的伟大,而再次伟大。

——羞耻心,更是社会检讨自身、超越自身的动力。

苏格拉底右手伸向毒酒,左手指向天空,象征法律和正义

◎羞耻心,成就了伟大的作家

在对鲁迅的看法上,多数读书人都能达成一个共识:他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究竟何以伟大,人们大多只从外部找原因。其实,鲁迅从未追求伟大和深刻,是内心的两种羞耻感,使他成为了后来的鲁迅

在民族危亡之秋,他对文化糟粕结出来的愚昧、麻木、奴性等果实感到羞耻,因此他弃医从文,与“吃人的文化”战斗一生——这是他广为人知的一面;

然而,他一生为生民呐喊、为民族啼血,这只是一半的事实,被忽略的另一半事实是,他多次反遭“被解救者”、“被启蒙者”无视、误解,甚至仇恨,以致陷入了深沉广阔的虚无感中,“想除去,而不能”。

鲁迅的高贵便在此:他对自己的虚无感怀抱羞愧——这是他眼中的“毒气和鬼气”,为战胜它们,鲁迅努力了一生。

——羞耻心,让鲁迅一边和世界的黑暗战斗,一边和内心的黑暗战斗,最终成就了他的伟大和深刻。

◎羞耻心,是一个国家弃恶从善的动力

德国曾两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其两任领导人——无论是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都符合张维迎先生所说的“无耻的少数人”。

因为他们的无耻,世界两次陷入战火,德国也因多行不义,而遭到了报应:二战后,整个德国沦为废墟,纳粹遭到清算,第三帝国的荣耀化为灰烬......

1970年12月7日,面对德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所作所为,新任总理勃兰特为此感到羞愧,他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郑重下跪,显示出他赎罪、改变的决心。

▲华沙之跪

如今,德国早已从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崛起,除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如汽车、造船、相机、芯片、计算机等高精尖行业领先全球外,德国的教育、制度等软实力,也领先全球。

有人总结说:华沙之跪,跪下去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可见,只有为罪孽感到羞耻,一个国家才能弃恶从善,走上正道。


▌丢失的羞耻感:
巨变时代失格的知识分子

羞耻心如此重要,那么它究竟因何产生?

首先,“仓禀实而知廉耻”:一个人的廉耻心,和他的富足程度相关;一个社会的羞耻心,和它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关。

原因无他:吃不饱饭的地方,会陷入丛林社会。只有先解决温饱问题,文明的观念才可能对人产生约束力。

然而,英国批评家柯勒律治却发现,过量的物质,同样会导致精神堕落:

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亲历者,柯勒律治目睹蒸汽机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他也悲哀地发现,英国的贵族精神在这一时期快速衰落,大量的人沉溺于物质享乐之中,失去了精神追求。

事实上,经济上的穷或富,最多只能解释羞耻心的一个面向,要理解羞耻心的本质,我们至少还要站在两个角度思考:

◎个人的羞耻心,来自社会的建构

在世俗而非信仰的叙事中,人的羞耻心是环境的产物。它的有无或高低,总是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羞耻感的底线便越高。身处这样的社会,法律尚未出场,公民内心的羞耻感,便已阻绝了不义、不当的行径。

然而,羞耻心的底线,绝非一成不变。当社会剧烈变化,观念也会随之动摇——人们先是觉得“人心不古”,久而久之,也便“合情合理”。

譬如近些年来,大众对侵略战争的看法之变化——从“一切侵略战争都非正义”,到“迫不得已,可以侵略”,再到“无所谓对错,只看利弊”,人们对战争伦理的判断标准,屡屡打破底线。现今,即便扔掉遮羞布,也不觉得羞耻了。

▲电影《奇爱博士》中,机长骑着核弹“性奋”地轰向敌人

◎社会的羞耻心,来自精英的示范

个人的羞耻心,由社会环境决定,而社会环境的文明程度,则由站在金字塔尖上的社会精英决定,譬如: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

这些精英通过权力、财富、观念的左右与影响,也成为一个社会“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表率。

一方面,他们的言行会通过“制度”,自上而下地渗透到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大众又不自觉地效仿他们的言行。

因此,政治家对待权力的态度、企业家对待财富的态度,知识分子对待真理的态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向导:

政治家应怀抱敬畏之心,克制集权的欲望,尊重世界文明的大势;

企业家应该以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和知识作为使命,而财富只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奖赏;

知识分子,短期看影响力似乎微乎其微,但长期看,他们集“审判帝王”、“教化万民”、“发现真理”的责任于一身,承载着社会对“求真求善”的最高期待,因此,更应以发现真理、坚守良知和底线为己任。

可惜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们更易暴得大名,但他们的知识水准、责任感、羞耻心却不进反退:

如今目之所见,有三类“伪知识分子”正大行其道:

1.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者四处充斥着以学术造假“上位”的“高阶知识分子”,还有大量在学问上多年尺寸未进,却尸位素餐者。

2.犬儒与精致利己者:他们不是为有权者粉饰太平,就是操纵大众情绪,收割流量,收取智商税。

3.学问人品双重坍塌者:专业上,他们不是过时就是错误百出,被屡屡“打脸”;私德上,他们也严重坍塌,家庭伦理、基本道德,皆弃之不顾。

当本属于一个社会羞耻心天花板的知识分子,沦为上述三类人时,道德危机和社会溃败就近在咫尺了


▌他的存在,是时代的一面高贵的镜子

面对时代巨变、知识分子的失格,普通人极易丧失羞耻心,掉入精神堕落的陷阱,那么,素以精神追求为志业的作家,又当如何自处?

曾屡获国际文学大奖、被视为当代中国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阎连科先生,一次偶然的阅读,竟然让他产生了“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的感受,“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读”这位学者的作品,他感到十分羞愧。

为此,阎连科特别撰文,向所有人推荐这位学者的作品。他说,阅读他的作品,就是为了在这个时代,获得一种羞耻感。


他,就是“一身跨两代”、学贯中西的陈乐民先生——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以及49年后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他身上所具备的士人风骨、哲人精神、大家风范,就像悬在时代之眼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精神世界里的荒凉与狂热,无知与无耻。


羞耻感的两面:
国关怀与独立精神

很多读者第一次听陈乐民先生的名字,大多是通过他的太太——著名学者、美国问题专家,著有《士人风骨》《感时忧世》等作品的资ZY先生。

即便如此,对于陈乐民先生的为人与学问,他对当下的中国又有何重要价值,大众几乎是一概不知。

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让一位声名响彻国际的作家感到羞愧,我们不禁要问,陈乐民先生,何以被时代忽略?

原因倒也不难理解: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不同的媒介,会重塑不同的知识及其头部作者。

陈乐民先生是公认的欧洲文明史专家,作品影响力遍及国内学界、政界所能抵达的天花板,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可与西方顶级专家平等对话的人。

但2008年的溘然长逝,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介时代,其人、其作品被暂时淹没。

另外,通过拜读雷颐、李成才等人纪念陈乐民先生的文章,不难发现,谦卑、低调,以及在学术上耕耘多于收获的性格,也“妨碍”了他的公众影响力。

然而,是珍珠,不可能被长期弃于野;有大学问者,不会因谦卑而被遗忘。相反,谦卑的美德,只能让他的学问泽被更久远。

不过,要真正读懂阎连科这句“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羞愧感”,必须将他放到中国历史转型的小周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与突围中去思考:

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文明遭遇,一场艰难的转型之路持续至今却屡遭遇挫折,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历史、政治的固有惯性外,根源在知识分子的两难:

——既要坚守家国情怀,又要融入普适文明,但前者的家国一体观,与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本位互相矛盾,难以接洽。

家国关怀,是巍巍华夏得以保持2500年之完整统一的“文化资本”,早已化做“士人风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之中,然而遭逢现代文明,却深感力有不逮。

这正是“士人风骨”和西方贵族精神在本质上的不同:

——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序列中,“国”可能排在真理、上帝、我之后。他们的羞耻感,主要源自前两者;

——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是为报国,其羞耻感更多体现在对家国之兴衰的关怀上。当国家之发展与普世真理互相矛盾,他们便会陷入三种极端:

1.屈从于国家意志,以各种方式抵抗外来文明侵袭,偶有所学,也只是技术、器具的皮毛。

2.主张极端的“吐故纳新”,丢掉故国传统,激进地向现代文明跃进,容易导致强烈的“排异反应”,让国家分崩离析。

3.前不见来路,后不见退路,便以死殉国,以魂魄相守;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就在这三极之间摆荡。

一边是2500年的“文化资本”,一边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知识分子既要坚持家国一体观,又要接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努力将两者融为一体,这恰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而又必须兼得。

这两难,既是近现代知识分子们的桎梏,却也是陈乐民先生的价值所在:

他学贯中西,融传统士人精神的家国关怀,与西方哲人的独立精神于一身,使他摆脱了“三极”。


◎士人风骨:知识分子普遍失格的时代,
陈乐民代表着另一个时代的人格典范

陈乐民年轻时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北大求学,旧学功底、文人趣味、家国情怀,都与五四一代学人一脉相承。

阎连科说,在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忧虑上,陈乐民是与鲁迅同向同明的:前者是“发自人灵魂的痛与爱”,后者是对“中西对比下的忧虑与爱”。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的书名,正好融合了他的眼界和问题意识。在书中,陈乐民写道“不要总站在中国几千年辉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应该超脱起来,站在外部来研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

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有自己的精神力量,但中国的现代化,却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因此他认为,我们对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更不能抱残守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

他将启蒙价值,视为欧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并以《启蒙札记》一书对欧洲“启蒙运动”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而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欠缺的。


陈乐民先生的西学研究,总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一边为中国寻找发展道路,一边为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而引入新思想、改造旧思维,使之适应人类文明普遍的价值,但又不失固有之血脉。

这一夙愿并没有停留在框架层面,而是付诸行动。晚年的陈乐民,身患尿毒症,每周做三次血液透析,但却开始了一项有害健康的“大工程”: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打通中西文明......

可以说,在士人精神衰落、知识分子失格的年代,陈乐民先生就像与大风车作战的唐吉可德,他一边远远地躲开时代的疯狂和堕落,独自坚守着五四一代学人的家国关怀,一边冷眼旁观,在书斋中书写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哲人精神:陈乐民的独立精神
是对启蒙时代哲人的承袭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能只有家国关怀,还需要保持独立精神,不对权力、资本唱赞歌,甚至不对大众负责,只向真理低头。

因此,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谈论家国关怀,绝非简单地“要”或“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比如,“爱国”这一话题,至少也分为四个层次:

1.尊重常识:爱国不仅是情感,更是能力,需要了解、并尊重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否则反而容易误国。

2.爱每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概念:世间并不存在抽象的国,“国“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组成。因此,爱国要落地到爱亲人、朋友、邻居,与人为善。

3.以专业主义立身: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却又高度协作,但却没有一个“爱国”的职业,爱国精神只能寄生于世俗的专业主义。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学者,是国家的名片,是实至名归的爱国者。

4.融入世界,消除遮蔽:文化一旦自洽就会自我遮蔽。最高层次的爱国,是拥抱人类抵达的文明高峰,完成文化的自我更新,拓宽未来的生存道路。

第一个层次,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养;第二、第三个层次,是值得每个人为之努力的目标;

最后一个层次,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却也是最高要求,它是哲人精神在现实中的投射。


对陈乐民先生略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他是欧洲学的鼻祖,但极少有人知道,他更像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

·他跨学科的研究,难以被主流定义

他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学术起点,却逐渐走向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哲学、历史、宗教......且无一不极富洞见。

他在《书巢寻理》中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与小说,论《诗经》与林黛玉,又谈现代性与波德莱尔,中西对比之间,观点推陈出新;

《欧洲文明的进程》气魄雄浑,从古希腊一直写到“欧洲与中国”,又在《读史散记》中知人论世,有如手术刀般锋利地解剖国人;

《山高水远》既谈现当代政治,又抚今追昔,洞见信手拈来;

《哲学絮语》从孟子、朱子,一路谈到马哲、康德,无不言之有物,其博学程度足令当代学者汗颜。

由于他跨领域、跨中西的研究,虽无法纳入某一学科,但却垫高了他的智慧,成为一代大家

可以说,陈乐民诠释了哲人精神的根本特征:以好奇心为驱动力,打破知识的藩篱,追求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因此,他能够圆融无碍地自由阅读、自由书写,这样的学者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已经极为少见。


·与权力、资本、大众保持距离

陈乐民先生独具魅力的书法、字画,延续了民国风流。然而,厌弃沽名钓誉的他,生前几乎从未对公众展示过,在他身后,三联书店为其举办了个展,盛况几乎空前;

“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他远离权力的写照,而悬挂于卧室中的“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则是他对身外名的态度。

陈乐民作品: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他一生“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事情”,心系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却活得像都市隐者一样。然而,当中国这艘巨轮掉头之际,如何平衡历史惯性与浩荡潮流,陈乐民先生的价值,绝不止于阎连科所说的“获得羞耻心”。

·他的写作是大家风范

陈乐民先生的文字风格,简朴、从容、自然,一如他笔下的书法、字画,是一派宁静、天真的大家风范。

阎连科说,陈乐民的文字就像“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一般”,浑然天成的风格,不加一丝矫饰,却让人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这样的文字,与当今流行的“互联网表达”背道而驰,在这个阅读快餐化的时代,必定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

......

如今,陈乐民先生已经离开14年,像他这样恪守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具有宽广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学者,随着他的离去,都飘然而逝了。

然而,中国这艘巨大的“邮轮,在2500年的历史惯性中,如何既保有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依然离不开陈乐民先生的启示,他的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陈乐民先生作品集。三十多年来,陈乐民先生的作品,散见于几十家出版社,庚子多事之秋,陈老的家人携手东方出版社,推出了迄今最全的《陈乐民作品新编》典藏版,以飨读者。斯人已去,他的思想与学问,仍在寻觅知音。点击下方图片,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资先生作品集)

策划:先知书店
文稿:少年X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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