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周先生这样的学人，以后出现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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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泳

周策纵先生的作品，我最早读到的是《五四运动史》，原来以为作者是一个专门治中国现代史的专家，后来才知道周先生是一个有全面文史修养的学者，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备的学问，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更超越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是周先生又掌握了系统的西方知识，应当说周先生是现代中国理想学者的类型，即中西两面的知识都系统完备。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将周先生的著作全部在大陆印出，让读者得以全面了解周先生的学问。我通过阅读周先生的著作，想到了周先生及中国学人的命运。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作一个逻辑上的假设，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者，大体上都应当是周先生这一类型，但事实结果为海外学人是而大陆学人非。我把这个时间限断在193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学者，因为这个时段后出生的中国学者，客观条件已不可能让他们再成为周先生这种类型的学人。

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者，在知识上表现出鲜明的中西两面特色，这是由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相结合才能完成的。1905年是中国传统教育在制度上终结的标志，但一种制度的终结，一般来说前后约有一段模糊期，也就是说，一种制度的终结，通常不会是毫无缘由的，与此制度变革有直接联系的人总会在心理上有所察觉，同时也会有应变准备。科举制度终结时，传统读书人不会感觉这种制度是突然停止的，至于具体终结在何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完全不能顺应时代的制度，对读书人来说，它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就如同今天的高考制度变革一样，变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但它不能不变是确定的，因为一种缺点明显增加的制度，如果不变会维持不下去。成熟制度在时间上的终结通常都有缓冲期，在这个时期，原来制度中的人事，不会随着制度的终结时间立刻改变原有面貌，这是所有变革的特点，旧制度的退出历史，都具备这样的特点。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人，大体是在这个范围内成长活动的。旧制度对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多有影响，而新的学校制度，特别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也对他们的成长有决定作用。

周策纵先生是1916年生人，1942年中央大学毕业，大体在我确定的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个人判断，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完成得很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段内，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优秀的学者和学术成绩来说明。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意识到，这个成功的结果限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后它的影响主要是在海外，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陆开花海外结果”现象。

周策纵先生只能说是近二十年来稍后进入中国读者视野中的优秀学人，在他之前广为中国学界所知的杨联升、何炳棣、王浩、黄仁宇、夏志清昆仲、唐德刚、余英时等均属一个类型的学人，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学人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学术虽然不好简单比较，但在专业相近的同时代学人中，海外学者在同时段，整体上成绩可能要高于中国大陆学人，因为海外学人是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自然结果，而同样是这种教育条件下成长的中国大陆学人，他们的时代环境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扭曲了，如果环境不被扭曲，他们的学术道路完全是相同的，可惜他们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安心学问的时候极少，而当时代条件稍好，这一代学人又多数到了老去才退的时候。至于上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学者，在教育条件方面已不可能再向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也是这个时段以后，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学人较少的原因。

这次周策纵作品集全面引进，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优秀文史学人全面修养的魅力，同时不能不感叹像周先生这样的学人，以后出现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以上内容摘自新京报，了解更多内容，推荐阅读《周策纵作品集》及《五四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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