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

“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文：余斌

钱穆对胡适，第一次见面印象即大不佳，其后这印象只有加深，决无改变。也许在钱穆的眼中，胡适以言以人，两无可取，胡适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关键是，他认定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正的读书人。钱穆取人，常以是否为真正读书人为判，在他那里，称不上真正读书人，已是很严峻的判词了，至少对胡适是如此。

▍初相见：“适之无以对”

钱穆述《师友杂忆》时写道：“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故他苦搜冥索，于八十衰年，将自幼迄老的师友一一追忆。儒家素重人伦关系、亲情友情，钱穆记师友间的过从往还诚挚温厚，正是儒家的典型。　

只是书中述及的师友不下数十人，或是赞叹，或能曲谅，惟对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数人，不肯稍假辞色，尤其是胡适，每述及几乎总有微辞。这书成于一九八二年，胡适故去多年，而二人抗战爆发后似再未谋面，钱穆对多年前往还的细节还记得分明，且似乎犹不能释然，谓之有“过节”，也不为过吧？

胡适与钱穆，一个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学大师，文化守成论者，新派教授与旧派学人间明争暗斗故事委实不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钱穆与“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即甚是相得，又如以新诗闻名的陈梦家，与钱穆间亦是厮抬厮敬，可见门户的壁垒，并非不可逾越。

钱穆与胡适相识，应是一九二八年的事。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彼时的钱穆虽不能说是处江湖之远，胡适之地位却近乎庙堂之高。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

《师友杂忆》记当时的情景道：“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这应是就在台上发生的事。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一宵，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胡适行前留下上海的住址，告钱穆：“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

头次见面，胡适那一面，因钱穆突然“发难”而不悦，过后即忘也是可能的，因为他是名人，经得见得多了。至于钱穆，既然他视胡适之从速离去与己有关，不免要将其间的曲直推敲一番。

▍再相见：“几如登辩论场”

一九三O年秋，钱穆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半年多过去，方以顾颉刚相邀，同去访胡适。这一次不是寒暄，乃是钱穆希望的相与论学了，讨论的都是老子问题。但是钱的印象并未改变。胡适告他平日来客频繁，证明他“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的判断不错。此后不久胡适一篇论老子年代的文章也令钱穆不悦。该文举与己说相异的三家观点，胡对顾颉刚、冯友兰之说讨论甚详，对钱穆之说则简略到近乎存而不论。钱穆显然觉得，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实胡适在学术上对钱穆是尊重的。有人向胡适请教有关先秦诸子的问题，答曰不必再问我，可问钱穆。但是尊而不亲，敬而远之，关系上的疏远又是肯定的。钱穆与胡适间更多的相对论学，是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以后的事。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主老子在孔子之前，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不论犹可，论辩起来二人在学问上的“过节”即愈发地不可解。

面对面论学即不洽，周围的环境也加重了二人关系中的紧张色彩。钱穆相对论学之际看去咄咄逼人，在北大则显然处于弱势。北大自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是新旧冲突的战场，虽说到钱穆执教之际，已无五四时代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门户之见、新旧的畛域却还是有的。他讲课的“正文”，则差不多是和胡适唱对台戏：二人都在历史系任教，胡适讲先秦哲学，他讲诸子，范围大体相同，说法却是正好相反，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当然是校园中的奇观，据说有北大同事的夫人们旁听钱穆的课，同时也去胡适的讲堂旁听，课后相传说以为谈资。学生中传说或在两人间传话的就更多，不仅传话，而且常有以胡适观点质之钱穆的，所以钱穆有言：“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有学生问，两位老师可否面商讨论，归于一是？答曰不可：“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遇学生说胡适主张，钱穆必会将两人间相异处说个明白。对此他引孟子的话解释说：“余岂好辩？余亦不得已也。”

▍谈合作：“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

成见如此之深，二人间要说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胡适还当真有过合作之意。事缘商务印书馆希望胡适编一中学国文教材，因钱穆有中学教书的经历，便邀他合编。钱穆拒绝了，他对胡适说，二人对中国文学，意见大相径庭，若各编一部，让读者对比读之，或有益处，两人合编，甚难措手，“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回得干脆，不稍假借，“婉拒”二字在这里都用不上，而且“对比读之”、“窥其底里”云云，听去大有与胡划清界线之意。

另有一事，宽泛地讲，也可以理解为胡适向钱穆寻求合作。胡适任文学院长时，为不续聘蒙文通事来访钱穆。按上下文，胡适此来的真实意图，似乎是通气探口风之外，要请钱穆传言给蒙文通。钱穆不惟拒绝传话，而且为蒙据理力争，胡适每出一语，他必有言针锋相对，胡适这惟一一次登门拜访，最终自然是不欢而散。钱穆谨守儒家君子之风，述及己所不以为然之人，也绝对是“不出恶声”的，只是记此事经过时不经意带出的两句话又大可玩味：“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我们若从话中读出几分暗示胡适党同伐异、剪除异己的意思，实在也不能算是“过度诠释”。

凡此种种，在二人的交往中皆属荦荦大者，还有二事，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钱穆写上一笔，读来却也有趣。两件事都和书有关。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曾以书商送来的《章实斋遗书》相询，请其判断真伪。钱穆根据种种证据，判定此书确系章氏家传，而章学诚书素为钱所深喜，“若余诓言告子水，此书即退回原书肆，余可收归私藏。然余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所以他还是原书退回，嘱毛子水为北大购取珍藏。未料事过多时，“颇闻子水实未为北大购取，特以转归胡适之家藏。”此事与胡适无关，即使传闻属实，也是毛子水所为，只是此处与钱穆的出以公心相比照，总是对胡适的形象不利了。　　

又胡适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钱曾向其借阅，胡适往别室中开保险箱取书，让钱与他同去。别处取书，自己径去取来即可，为何费周折邀他同往？钱穆忖度道：“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胡适此举是否果有这样的用心？不得而知。鲁迅曾将韬略比作仓库，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拈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钱穆与鲁迅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写此细节，也是要见胡适的“城府”于一斑吧？

唐德刚先生说：“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的第一人”！“胡先生是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对胡适本人的评价，事实上早已超出学术本身。正如殷海光所说：“当胡适处境艰难而胡适思想被人人喊打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陷于不正常的艰难窘境之中；当胡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则走向通往自由的健康之路。”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胡适四书”（4卷15册）。读先生的书，读先生的人，读先生的思想。

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的地位，已无需赘言。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这使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完全与众不同。他的思想与呼喊，至今仍振聋发聩。关于胡适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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