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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三个层次:真相、见识、人心

先知书店 少数派文库 2022-08-23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史的三个层次
文 、编:先知书店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历史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早已深深刻入文化的基因。提起历史,司马迁和《史记》,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来审视,《史记》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并不“合格”——

论起正统性,它比不上《汉书》:虽然《史记》被视为二十四史之首,但事实上,后世的正史,继承的更多是汉书的体例。史记的整体结构和精神,并没有被后世史家真正理解。

论起镜鉴功能,它比不上《资治通鉴》:《史记》带着司马迁个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不追求《资治通鉴》那样明确的现实功能,并不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治世之道为主要目的。

就这样,司马迁的《史记》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特质:一方面,超出了一般人对历史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历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甚至超越地域与时空: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名字便取“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毫不掩饰自己对司马迁的敬佩之情。

正如杨照所说,我们今天无法理解真正的司马迁,是因为,他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我们的一般观念。

司马迁的后继乏人,是因为少有史家能达到与他同样的高度和视野;不讲“真相”,是因为他有着更为宏大的野心,更高的道德和精神上的追求,那就是司马迁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句话所指向的是历史的最高境界。若要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真正理解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意义,首先需要认识到历史的三个层次。
 

走进历史的三个层次:真相、见识、人心
 
历史的第一层次:求知、求真

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历史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辨别真伪、探明真相。

敢于追索历史真相的人,需要翻越很多极大的障碍——

首先找到掩藏的真相:海量的信息就像海量的泥沙,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总是被掩藏其中。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我们寻找真相的困难越发明显。

其次是摆脱“价值先行”的诱惑: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之所以无法做到“公正还原历史真相”,往往是因为“价值先行”——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史料。

最后,哪怕洞察了真相,还可能面临强权的威胁。而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与史记相比,《汉书》就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呈现一个时代的真相——班固以“实录”精神写各阶层人物;他吸收了更多的史料和原始资料,对西汉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


然而,这种呈现时代真相的“实录”精神,既让《汉书》的完备与严谨的体例,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书的历高度——明代张辅就认为,班固力求巨细靡遗,反而不如司马迁简约的文字、恰当的取舍,将事实阐述得更清晰。

更为重要的是,过于拘泥于细节的真实,反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和“人道之常”。


历史的第二个层次:见识和教训

真相固然重要,但真相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见识和教训。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

这也是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取的,意为“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谓“鉴于往事”,就是借鉴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治理”的经验。

然而,真正值得深思是,同样的历史文献,有人从中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有人却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

从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到底能够得出怎样的经验和教训,显然因人而异。而且,其差异,甚至可以大到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程度。

资治通鉴也陷入了这样的尴尬:高度赞赏《资治通鉴》的宋神宗,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中看到,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核心作者,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

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情况下不禁让人怀疑,历史真的能提供给我们有用的教益吗?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会对自由人诉说真相”。

这时候,对历史的认识,就必须上升到第三个层次:历史不仅关乎真相,还关乎道德和信仰。


历史的第三个层次:洞察人性,悲悯人心

黑格尔说,人类在历史中所能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汲取任何教训。

为什么会这样?
 
对不读历史,不关注历史真相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历史教训。
 
从“不知晓历史真相”到“知晓历史真相”——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博学,但不一定道德。
 
知晓历史真相,也珍惜历史教训,懂得判断是非对错——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又有正义感。
 
但是,这依然停留在“古为今用”的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他的悲欢,不一定能与“凡夫俗子”相通——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他总是无法理解:明明是正义的事,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坚持到底?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
 
最现实的例证是,北宋并不缺少明君贤相,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训,但是仍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几乎所有改革都违背人性、事与愿违,最后与其他朝代一样,屈辱而惨烈地亡国了——如果没有洞察人性深处的奥秘,任何历史教训都只能是以苛求古人的方式自我安慰。
 
因此,历史的最高层次,就是洞察人性、悲悯人心——正如塔奇曼所说,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性。
 
什么是人性(Human nature)?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性情和特征:理性、意志、情感、直觉、良知……
 
从轴心时代的耶稣基督、先秦诸子、苏格拉底,到启蒙时代的休谟、斯密,再到科学时代的韦伯、哈耶克……古往今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都是从论述人性开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情和特征,让人有别于动物或机械?
 
很多人将人性视为“大自然的产物”,但伟大的思想者都将它看作是“上帝的造物”。因为人性如此玄妙、矛盾,一点都不科学、理性:
 
人性很卑劣,自私又顽梗、贪婪又胆怯,肆意破坏,伤害同类;人性很高尚,会同情弱者,聆听古训,还会缔结契约、协作创新。
 
人性很脆弱,既经不起诱惑,又经不起打击;人性坚韧且单纯,任何种族、制度、时代的差异,都无法遮盖人性共通的自由和正义…… 

千万年来活过的亿万人类之中,从未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但是千万年来,人类的道德、智力和审美,也从未有过任何本质的变化。

 
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趋深刻,政治似乎越来越顺应人性,但是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潮、权力结构、国家意志,实质上并没有太多新意。
 
所以,“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为什么能够超越“政治教训的历史”,成为最高层次的历史?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这一基本前提。
 
人性中的斗争,就像大海的几次潮汐;历史中的政治,就像冰山的一角。一个人写历史、读历史,如果止步于“镜鉴兴替”的政治教训,就注定无法参透更深刻、更宏大的人生意义。 


虽然,长期有“史学二司马”之说,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史记》,虽然它更宏大。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比如:
 
满朝文武都知道李陵孤军深入、投降匈奴是错的,但只有司马迁愿意体谅李陵。他说,李陵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将士的性命。

司马迁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却在李陵跌落神坛时,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当汉武帝听信谗言夷灭李陵三族时,他遭受牵连,却忍辱负重,只为完成最后的大使命。
 
司马迁的不朽,并非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而是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 

在那个天道衰微、皇权独大的时代,司马迁的文字对帝王将相不屑于折腰,对悲剧英雄不忍于苛责,对贩夫走卒从不藐视,甚至对刺客的梦想和悲欢,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敬意。

读这样的历史,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当时各个领域的智慧,更是亲身体验一个个敢爱敢恨、命运无常的人生。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性,竟然被史家忠实记录,精炼提纯,最后娓娓道来——最高层次的历史,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在司马迁之后,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寥寥无几。


铭刻:唤醒生命底层的历史意识

当下能给我们提供指引的,往往不是揭示历史真相和经验教训的史学家,而是触及生命底层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大多数正史的叙述,更像是在掌控历史事件的解释权;今天的历史教育,也不过是历史课本中给到的一堆固定的事实。而司马迁却将历史视作实现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的根本路径,以极具启示性的历史书写指示我们——

如何在明确天道与人事的分际下,思考个体命运和历史的趋势;如何在人格的觉醒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未来写作的人。

为当下写作的人,终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后来者所超越。而为未来写作的人,指向的是永恒,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愈加显出其重要性与意义。

司马迁面对的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究天人之际,指向的是对个体命运的叩问;通古今之变,指向的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人性的洞察;成一家之言,则是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

真正理解历史的人,绝不会将司马迁仅仅看作一个历史学家,而是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因此,在今天,当其他史书原典的读者,越来越局限于专业领域的时候;《史记》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早已超越司马迁个人的历史追求,成为更加普遍、令人向往的人生境界。


以思想为铭,是唤醒历史记忆,保持文明精进的重要标识。而铜器铭文,正是经历了商周之变、历史意识开始觉醒的产物;《史记》,则是经历了周秦之变,历史意识臻至巅峰之作。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书房读史必备——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繁体竖排本《史记》,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镇尺,作为最好的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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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房珍藏”,除了合适的材质和铭刻的思想,凝聚其中的匠心巧思与工艺,亦不可少。为了更好的质感,我们寻找到工艺美术大师吴德寅先生,精心设计;以与昔年一惊人的2008年奥运缶一脉相承的工艺,制作打磨;历经11道古法工序潜心雕琢,只为了与它承载的价值相匹配。

所选《史记》,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领衔编辑,综合历代版本标点、校对,遂成半个世纪以来通行《史记》整理本,堪称当代《史记》最权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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