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我想将温情与敬意，给予那些「不合格的被统治者」

谌旭彬按：给自己的新书做个广告。很高兴出版社设计了一款很有意思的封面——朱元璋确实是一个长期致力于粉饰政治面孔，也丢失了生理面孔的人。本书正文十三章，大体可以还原其政治面孔。书末所附《朱元璋“丢脸考”》，则旨在揭示其生理面孔是如何失踪的。下文是本书的《前言》。

前言

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

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

愚顽和它的同义词顽愚、顽民与奸顽等，是四编《大诰》里极常见的词汇。

《初编》里，朱元璋骂洪武时代的百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知其报”的“顽民”[1]，不懂得感恩君王报答君王。对句容县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后，朱也不忘感慨“若此顽愚，将何治耶！”[2]。《三编》里，朱元璋回顾颁布《续编》的动机，也说是为了“警省愚顽”[3]。《大诰武臣》里，朱元璋又说，军中将官全是些“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4]

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时代、既愚蠢又顽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他们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贾、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

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些人的故事。

按朱元璋四编《大诰》的说法，这些“愚顽”全都是些不可救药之人，他们被罚去做工役、充军流放乃至枭首凌迟株连全家，皆是罪有应得。但须注意的是，勒令明帝国百姓户户皆有、人人诵读的《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5]，并对明帝国百姓实施思想控制[6]与行为控制[7]。

所有的宣传品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或者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大诰》自然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初编》第五十八条的内容，是朱元璋要在明帝国全境实施“乡饮酒礼”[8]——这是一种古老的聚餐活动。据《仪礼》记载，这种活动原本在“乡校”（地方官办学校）举行，由乡大夫与乡先生拟定宾客名单，再邀请宾客至乡校中堂，奏乐敬酒以示尊重[9]。活动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宾贤能”，也就是招待贤者（唐代演变为宴请科举中榜者）；二是“尚齿”，即对年老者表达敬意。自两汉至唐宋，乡饮酒礼的主要操办者乃是地方官府。唐太宗曾在贞观六年下诏，命令各州长官负责恢复该礼；唐玄宗也曾在开元六年下诏，命令地方官府在每年十二月必须举行乡饮酒礼[10]。

乡饮酒礼的这种传统形象，便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与前代重在表彰与致敬不同，朱元璋版本的乡饮酒礼增入了“别奸顽异罪人”的内容。他在《初编》里说得明白：

“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呜呼！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里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从者昌，否者亡。”[11]

按朱元璋的规划：（1）乡饮酒礼进入吃喝环节之前，会有漫长的政策宣讲和律例诵读，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参加——早在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便已下诏勒令有违法犯罪前科者必须出席乡饮酒礼，“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自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12]，胆敢不参加者便是“顽民”，会被强制流放至偏远地区。（2）整个宴会分“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奸顽之席）两大区块。“年高有德者”与“高年淳笃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余者按年龄顺序入座。“违条犯法之人”只能集体入座奸顽之席。若有人不守规矩，或主持者纵容他人不守规矩，都要被流放。这种区分，是此前任何朝代举办乡饮酒礼时，都未曾有过的举措[13]。

很显然，朱元璋的意图是以传统的乡饮酒礼为壳，来推行一种以集体聚餐的方式对“曾违条犯法之人”实施当众羞辱的治理政策。目的是让这些已被官府贴上“顽民”标签的明帝国百姓，在已遭受了律法的惩处之后（大诰的量刑尺度本就远超《大明律》，多是法外之刑），仍须永久性地陷在“社会性死亡”的泥潭之中。为了将该政策落到实处，朱元璋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若有“奸顽罪人”入座了善良之席，不但主持聚餐者会被治以重罪，乱席者本人也会被全家流放边疆。为了提升该政策的威慑力，朱元璋还强化了乡饮酒礼的频率。唐宋两代不过由州府每年举办一次（许多年份甚至不举办），朱元璋则规定府州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举办一次；县以下的里社，则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个季度举办一次。换言之，一个被烙上了“顽民”标签的底层百姓，每年至少要被拉出去示众羞辱四次。

这种让人一辈子社死的法外之刑是极为可怕的东西。朱元璋却可以用“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之类的文辞，将这种可怕的法外之刑打扮得理所当然。

再如，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实施了严酷的知丁法，认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的害虫。为了消灭这些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且逼迫民众互相举报，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处死，邻居、亲戚与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毛之地[14]。

这种暴政只能造就一个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高压社会、特务社会。许多的所谓“逸民”便因为邻居亲戚的举报遭受了工役流放乃至诛杀的酷刑。朱元璋自己在《大诰续编》中也承认，“蒸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奸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呜呼!……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奸顽受刑者多”[15]。

为了粉饰这种残酷，《大诰》中所有与消灭逸民有关的内容，都被精心包装了起来。包装的基本手段，便是渲染逸民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敲诈勒索，如何为非作歹。《大诰续编》里，朱元璋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列举：松江当地的逸民如何与官府勾结，“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16]；嘉兴当地的逸民，如何私刻催粮官的印章，假装成朝廷的催粮官，一路骗吃骗喝敲诈民众[17]……这种不厌其烦的列举，将残酷害民的知丁法，打扮成了“全是为了民众好”。

其实，只要稍具逻辑，便并不难看穿这当中的玄机：（1）无论是勾结官府迫害民众，还是私刻官印敲诈民众，问题的根源都在官府。惟有官府失职，逸民才会有包揽词讼之类的机会。（2）部分逸民犯罪，不代表所有逸民皆有罪。罗列一桩又一桩逸民犯罪的案例，来证明所有逸民都是社会的害虫，来证明民众没有在士农工商之外另寻生计的权利，来证明邻里间有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必要性，来证明没有“路引”便不许离开村镇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如此种种，都是说不通的。

综而言之，《大诰初编》七十四条，《续编》八十七条，《三编》四十三条，《武臣》三十二条，朱元璋共计讲述了约两百桩案子。作为宣传品的一部分，这些讲述是不能当做信史直接采纳的。每一桩案子的发生逻辑、每一名“洪武愚顽”的命运脉络，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大诰》里的每一桩案子都是冤案，朱元璋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大诰》是一种宣传品，也是一种史料，一种需要细作甄别的史料。事实上，《大诰》中的许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实判断”之外，已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毕竟，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层百姓，本就不属于旧式史学的记录对象。这也导致本书对案件的重审，往往只能从补足时代背景的角度入手。最终获得重构的，也往往止于“某一类愚顽”在洪武时代的生存境况。

钱穆有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18]

身为小民的笔者，只能将这温情与敬意给予洪武时代同属小民的“愚顽”们，同情他们的辗转腾挪，致敬他们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致敬他们能够熬过洪武时代。

注释

[1] 《大诰初编·民不知报第三十一》。《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62页。

[2] 《大诰初编·伪钞第四十八》。《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71页。

[3] 《御制大诰三编·序》。《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58页。

[4] 《大诰武臣·序》。《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930页。

[5] 如《大诰初编·朝臣优劣第二十六》致力于驳斥“朝廷罪人，玉石不分”。《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60页。

[6] 如《大诰续编·明孝第七》宣扬“忠君才是大孝”的观念。《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8页。

[7] 最典型的手段之一便是知丁法的推行。见《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5-796页。

[8] 洪武五年时，朱元璋便已“诏天下举行乡饮酒礼”，但成效有限，故《大诰初编》又再次强调。见《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洪武五年夏四月“戊戌”条。

[9] 具体可参见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收录于杨宽：《古史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34页。

[10] 《唐会要》卷二十六“乡饮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页。

[11] 《大诰初编·乡饮酒礼第五十八》。《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75-776页。

[12] 《大明律附例》卷十二“乡饮酒礼”。

[13] 北魏太和十一年恢复乡饮酒礼的诏书，也仅要求各州县将“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也就是将不服从管教的百姓写成名单上呈存档，并未将这些百姓拉到乡饮酒礼上公开羞辱。见《魏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页。此外，洪武五年朱元璋第一次下诏恢复乡饮酒礼时尚无这种区分，洪武十四年才增入“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 的规定。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五，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条。

[14] 《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5页。原文是：“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15] 《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49页。

[16] 《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4页。

[17] 《大诰续编·俏家第二十三》。《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08页。朱元璋讲述该案的目的，便是要证明知丁法的正当性：“呜呼！若不互知丁业，其顽民无藉者多，游食者广，良善何当？朕将焉治？所以知丁之条，吾良民必助吾以行，即日升平矣。”

[18]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正文前“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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