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1980年代：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1983年6月，北京171中学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1985年4月，北京171中学，王琳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他们在谈恋爱，后来分班两人被拆散，再后来，他们考入相同的大学，结婚、离婚。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1986年6月，171中学教室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1985年9月，171中学教室。三个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间拍女生相对较多，他觉得人在中学时代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我也很欣赏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1985年6月，北京总政游泳馆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

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场。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艺重新复兴的时代。那段历史，包含父母辈的命运，包含国家的前传，预示了今天的一切，那是一个大病初愈、万物觉醒的年代。查建英说：“那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至今，人们，仍在怀念那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烟火与诗情迸发、思想自由百花争艳的年代。时代变幻，如今再难有那样一个时代，所幸当时的文人、诗人们把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思考都沉淀成书，成为留给这个时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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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剧变，如今的世界早已面目全非。八十年代自由、勇敢、热烈浪漫的精神，也随着时间流转、商业大潮的来袭逐渐散去。曾经的叛逆精神似乎无人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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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弘，摄影：任曙林，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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