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
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陶涵先生会写出这样一本颇见功力的蒋介石传记，更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大陆出版。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陶涵先生原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退休之后，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蒋经国传记。为此，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来访问我。我们一起交谈过。我还陪他去访问过蒋经国当年的亲信贾亦斌先生，还曾联系奉化的朋友，为他在溪口开过一个座谈会，调查蒋经国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状况。
当时我曾想，蒋经国留学苏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么办？没想到，有一次在台北见面，他却已经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处得很熟，谈话中，口口声声“敏玲”、“敏玲”。俞女士留学莫斯科多年，那时，正在帮助陶涵先生收集蒋经国留苏时期的资料。那一次在台北，我还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广泛访问蒋经国当年的故旧和同僚。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
后来，《蒋经国传》出版了，在西方学术界评价颇好。哈佛大学出版社要他继续写蒋介石传。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他高兴，又颇为他担心。蒋经国去世未久，故旧、同僚的存世者颇多，广泛访问可以抢救记忆，掌握一些难见于文献记载的口述资料，为著作增色。
但是，蒋介石的故旧、同僚却大都已经逝去，留存的文献资料则浩如烟海，难以尽读，陶涵先生阅读中文的能力不是很过硬，他为了参考和引用的准确，利用中文文献时常须请中国专家先行翻译成英文。写蒋介石传，要读的资料实在太多。行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陶涵先生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学术界仍然评价很高，并且很快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一部历史著作能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或以史实，或以观点，或以文字。陶涵先生为写作《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尽其所能收集、阅读、研究了相关文献资料，也访问了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美国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他又迅速前去阅览。
蒋介石日记，用文言、毛笔，以行书书写，没有标点，年龄大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顺畅，年轻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就会碰到一些疙瘩；对于外国学者说来，困难会更大，然而，陶涵先生仍然勇敢地走进了胡佛档案馆的阅览室。据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告诉我，陶涵先生为了理解准确，曾邀请中国研究生帮助，慎重选择，慎重翻译，因此，本书利用了大量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可以说，他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写传的第一人。
蒋介石这个人，地位重要，经历复杂，历来争议不断，尊之者抬上九天，贬之者踩入九地。古语云：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争论还可能持续若干年，而且，在历史的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前，有些问题还可能无法作出结论，自然更难取得共识。
中国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辩论应该如此，历史研究更应如此。所谓摆事实，说的是必须从严格的、经过检验的可靠史实出发；所谓讲道理，说的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提出观点，作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是基础，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
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古代的优秀史著大都符合这一特点。时移境迁，人们的认识会变化，观念会变化，但是，这些著作所保存的可靠史实仍然魅力常在，成为各个时期不同情况下各类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研究的出发点。
我觉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长于太平洋彼岸，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可能会有某种隔膜，在阅读中文文献时可能会有误读，某些叙述、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阙如，难免依靠猜测。但是，从总体上，本书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原则写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描写音乐时写道：“嘈嘈切切错杂弹。”科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它不怕辩论，也不怕众声嘈杂。在辩论中，在不同观点的切磋、攻难中，真相会显示，真理会昭明。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新见迭出，这是大好现象，是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百家争鸣”的表现。
陶涵先生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他对蒋介石其人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讲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优点，也讲了他的过，他的毛病和缺点，这一总体把握是合适的，两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陶涵先生的经历、教养、思维方式都和中国人不完全相同，他以异邦人的身份，能够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治团体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不以宣传而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力争以科学态度比较全面地、客观地阐述蒋介石丰富、复杂的一生，这对于人们了解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为其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自然是有意义的，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这本书与之不同，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自然，本书的观点可能有些读者同意，有些读者反对，我在台湾学界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写书评说好，一位则写书评大骂。这不要紧，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读者持开放心态，各种意见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思索，作为我们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
陶涵先生的文字很好。他以自己的语言叙述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一般不大段引用原文，因此，行文干净、流畅。我觉得，陶涵先生这本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精神，又有文学家对形象的敏感。本书在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时，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注重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心理刻画，以至细节烘托。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作者的叙述能力高于其思辨能力，这就使本书的若干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可读，给予我们写作人物传记以启示。
以上选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杨天石推荐序。关于蒋介石的一生，深想一步，许多疑问便会在我们脑中浮现——
疑问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其实远不及党内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这些大佬。他是如何在派系林立中异军突起，成为国民党一号人物的？
疑问二：孙中山在世时，不断北伐，均遭惨败，最后含恨离世；而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一把手后仅仅3年，就横扫中原，推翻北洋政府。他是如何成功完成北伐使命的？是否真有过人的军事才华？
疑问三：众所周知，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重大转折点，国军从开始的优势到最后的崩盘，究竟有些什么根本原因？难道真是由蒋介石错误的内战方针导致的吗？
疑问四：曾执掌中国政权二十年的蒋介石，却因为军事失利而败退台湾，但在他死后，却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如果他当初没有在大陆失败，历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向？
为解开这些疑团，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我们急需一本史观更端正、所用史料更真实可信的好书，引领我们拨开重重迷雾，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厘清他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关系。
哈佛学者、曾先后出使台北和北京的美国原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通过对蒋介石日记以及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的反复研究，以一位外国学者的冷峻眼光和视角，重写了被迷雾扭曲的蒋介石与中国现代史，最终完成了一本优秀著作——《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将历史还原到了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复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和他背后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本书一经出版，便立刻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不可多得的权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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