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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不搞立场先行,不做道德判断,他做到了



我们读民国史,往往会从历史的灰烬中,瞥见一条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失败的联合政府之路,继而对那场惨烈的内战与随后几十年的风云激荡扼腕叹息。

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
 
邓野是位奇人,他属于邓家,但却甘坐冷板凳做学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父辈是历史的胜利者,自己却能跳出来,超越意识形态,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真相。

邓野的父亲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编辑。建国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

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

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

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对我们来说,民国史(北洋除外)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这段历史既杂且乱,又涉及两党诸多派别。因此,往往也是历史真相的深水区。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很容易先入为主。多数的大陆学者往往是档案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也大体如此。有的人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成为旧史料的搬运工。
 
邓野是少有的例外。他能摒弃一些近代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不作价值与道德判断,跟着事实走,因此能与杨奎松、高华并列。又由于出身政治世家,不但深谙内情,剖析斗争的水平也更出色,往往不动声色中就把国共间的明争暗斗,展示得一目了然。

有人认为他是民国史研究中最擅长运用材料的学者。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他就充分运用了新发现史料“徐永昌日记”、“唐纵日记”,对传统史料提及的历史事件予以全新的考证阐释。

读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本书,我们对于从民国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的各方面要人——蒋、毛、陈独秀、阎锡山……等等一生中的所作所为的心理动因,就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1949年,国军从浙江台州大陈岛撤离大陆

◎民国的政治逻辑,史观超越史实
 
如果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评判既冷静透彻,又能惜墨如金,就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邓野最牛的地方就是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语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
 
他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这样分析道:

“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当事人难以超越的时代逻辑。因此,围绕联合政府的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在政治博弈中仅仅是花瓶。

最可悲的是,最向往新政府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实际上啥都不是,最多算个可怜的小数字。他们憧憬的和平机会,实际上几乎就没出现过。

邓野敢于揭露历史的真实,学者雷颐为之赞叹: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邓野本人曾讲过一段轶事,可以从侧面印证其著作的价值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去后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

我书中原有这段情节,审稿的时候就给我删了,说很敏感。编辑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万一上边要追究起来要惹麻烦什么的。这次再版我又把它写进去了。
 
从这一细节可见,邓野的书确实是值得一读的。而要了解复杂难明的国共关系史,邓野的作品确实不可不读。先知书店为此向大家诚挚推荐“邓野作品集”。

其中《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作者研究中华民国史30年的学术结晶,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内容的完整性。此书在市面原已绝版,先知书店有幸少量复活,数量非常有限。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亦广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3分,由于涉及对种种至关重要的历史运动的评价,能出版更为不易,系先知书店独家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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