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不搞立场先行，不做道德判断，他做到了

我们读民国史，往往会从历史的灰烬中，瞥见一条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失败的联合政府之路，继而对那场惨烈的内战与随后几十年的风云激荡扼腕叹息。

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

邓野是位奇人，他属于邓家，但却甘坐冷板凳做学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父辈是历史的胜利者，自己却能跳出来，超越意识形态，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真相。

邓野的父亲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编辑。建国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

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

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

◎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对我们来说，民国史（北洋除外）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这段历史既杂且乱，又涉及两党诸多派别。因此，往往也是历史真相的深水区。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很容易先入为主。多数的大陆学者往往是档案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也大体如此。有的人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成为旧史料的搬运工。

邓野是少有的例外。他能摒弃一些近代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不作价值与道德判断，跟着事实走，因此能与杨奎松、高华并列。又由于出身政治世家，不但深谙内情，剖析斗争的水平也更出色，往往不动声色中就把国共间的明争暗斗，展示得一目了然。

有人认为他是民国史研究中最擅长运用材料的学者。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他就充分运用了新发现史料“徐永昌日记”、“唐纵日记”，对传统史料提及的历史事件予以全新的考证阐释。

读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本书，我们对于从民国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的各方面要人——蒋、毛、陈独秀、阎锡山……等等一生中的所作所为的心理动因，就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1949年，国军从浙江台州大陈岛撤离大陆

◎民国的政治逻辑，史观超越史实

如果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评判既冷静透彻，又能惜墨如金，就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邓野最牛的地方就是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语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

他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这样分析道：

“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当事人难以超越的时代逻辑。因此，围绕联合政府的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在政治博弈中仅仅是花瓶。

最可悲的是，最向往新政府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实际上啥都不是，最多算个可怜的小数字。他们憧憬的和平机会，实际上几乎就没出现过。

邓野敢于揭露历史的真实，学者雷颐为之赞叹：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邓野本人曾讲过一段轶事，可以从侧面印证其著作的价值：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去后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

我书中原有这段情节，审稿的时候就给我删了，说很敏感。编辑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万一上边要追究起来要惹麻烦什么的。这次再版我又把它写进去了。

从这一细节可见，邓野的书确实是值得一读的。而要了解复杂难明的国共关系史，邓野的作品确实不可不读。先知书店为此向大家诚挚推荐“邓野作品集”。

其中《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作者研究中华民国史30年的学术结晶，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内容的完整性。此书在市面原已绝版，先知书店有幸少量复活，数量非常有限。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亦广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3分，由于涉及对种种至关重要的历史运动的评价，能出版更为不易，系先知书店独家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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