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的底牌：刘勃的书到底有多“神”？
翻开历史的底牌
刘勃的书到底有多“神”
文：蒯乐昊 编：先知书店
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魏武侯也给魏国留下了厚实家底。
然而，王位传到魏惠王，情况就变了。魏惠王不仅在位时间长，还好大喜功，又眼高手低。两大狠人孙膑、商鞅要给他打工，他硬是瞧不上。结果被成为他国重臣的二人几顿暴打，败掉了魏国两代积累的家底。
当然，商鞅是狠起来连自己都坑的人，他还定制了坑害国人几千年的帝制“潜规则”，比如：
——壹民：统一思想。让人民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服从君主的指挥。
——愚民：人民是笨蛋。如果有谁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
以上历史叙述，都出自青年作家刘勃的热门史书。
与其他写史作者最大的不同，刘勃讲述历史是诙谐的——如同相声一般。但他面对历史也是严肃的。阅读刘勃作品的过程，“像侦探小说一样过瘾”。
他的一系列作品如《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等，基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刘勃作品
▌历史“写手”刘勃
刘勃称自己是“写手”，他说：“专家的书要是很难读，写手可以拿来用通俗的话改写，美其名曰做普及工作，如果专家的书本身很好看，写手就没饭吃了。”他在《失败者的春秋》后记里这样自谦。
曾经他的理想是当作家，从三江学院毕业之后，他进了南大中文系作家班，后来回到三江学院任教，教的专业课也是写作，这个过程让他纠结无比，因为本质上，他不相信写作是可教的。
“我自己最大的兴趣应该是写小说，在写小说的圈子里头，我属于爱看旧书的。但是教人写作特别痛苦，只能说有些东西，我认为这样写比较好，我无法说服自己去对学生说：你就这么写。所以上课我总是面对一个不知道该讲什么的困境。”
他勉为其难地教了一年多，然后找到他们的老院长，说：“要不，调我去图书馆得了，我宁可当个图书管理员。”
埋首书堆是他喜欢的生活，他是书痴，从小学就开始戴眼镜，现在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一千多度，厚瓶底一样的镜片泛起圈圈涟漪，镜片后的眼睛也被多重折射，仿佛一对复眼。
他很宅，不爱出门也不爱旅行：“我所有的快乐都来自幻觉。”而破解历史，也许是幻觉的一种。
图书馆没去成，他转而去教中国文化史，相比于“非标”的文学写作，历史可是具体多了。
教学就是一个“逐步向教材投降”的过程，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特别烦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是当了老师之后，他才意识到对大多数学校和学生来说，可能还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合理流程。
“像我这种脾气怪异的人，我要讲任何题目，肯定首先想要跟教材对着干。我看书挺杂的，当老师之前自我感觉很好，做一些讲座、演讲，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当了老师之后，我才发现不对。教学还是阵地战，得一步步来，不是一个强煽动性的演讲可以比拟的。”
当了几年教师之后，他才觉得自己反而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学术路径的训练之中。于是逐渐收起少年意气，起了对史学的敬畏之心。
“回家随便抽本正经书看一下，就觉得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啥意义，无非是说在人家的成果上抖两个机灵，添一个注脚。”
▲刘勃在给自己的新书签名
▌历史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何干？
刘勃想象中的读者，有点好奇心，有点求知欲，还得有点闲暇时间。
“当然不能太专业，专业的也不用来看我了。我的读者不能太追求学以致用，读了这本书，立刻就要说你对我有什么用？你不能太有需求，因为确实我也提供不了。”
历史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何干？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里面，史学一直是一门显学，读史是士人精神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甚至也是世袭皇帝们的必修课。中国人始终相信，鉴古方能知今，帝王之术不在别处，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
这种学以致用的历史观在刘勃这里并不起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早已超出了古人的经验，即使就近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里去寻找规律，这些规律应对基于信息化的全新时代都未必还能适用。
全球都在面临旧有体制的考验，新的秩序还远未到来，这几年风云诡谲的全球政治印证了这一点。这时候我们读史，究竟想读到什么？我们现在的焦虑，跟春秋战国人的焦虑，还有任何的相似度吗？
“我想我在写《失败者的春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在讲困境。不管是谁，你总是要面对特定的困境，在这个困境面前，你能走到哪一步？这可能是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命题。周天子有周天子的困境，诸侯有诸侯的困境，乱世小民有乱世小民的困境。不同的人面对的困境不一样，而每个人面对困境的那种挣扎和努力，也许是历史能够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共鸣的原因。”
他特别留意过读者的评论，在修改《战国歧途》那本书时，他发现书中最受欢迎的和最不受欢迎的，都是写商鞅的那篇。
商鞅是有很多粉丝的，事实上，作为改革的同龄人，刘勃自己在写商鞅的时候也有很强的代入感，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写出了商鞅本人的悲剧命运，以及附着在他身上的强烈的吞噬性力量。有时候，这种吞噬被视为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
“现在再让我重写的话，可能我会给商鞅更多的同情，至少我会把他所面临的困境写得更充分一点。”
“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回看已知的历史，会先有一个判断：谁代表了历史先进性的方向，好像历史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目的地，但其实在历史发生的过程中间，是无法用这个向度去衡量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有的，但这个趋势跟历史中人的具体体验是两回事。”
刘勃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整个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中，但是如果对比他的父辈、他，和他女儿，一家三代人对时代的感受，绝对截然不同。
“我们处在同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中，但我们各自感受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小转变，而每一个小转变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生的体量。如果我跟其他历史写作者有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在写作上，我对小人物倾注的同情要多一点。
你读越多的历史，你越会发现，历史大趋势当中，哪怕一个很小的波折，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可能是灭顶之灾。即便你掌握了大趋势，你也不一定能左右。历史也许有必然，但是个人命运，受制的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刘勃总是警惕自己对历史人物投射过多的感情，躲避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某种感染力，因为有时候，这种感染力似乎会影响到评价的客观性。比如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再比如说，孔子。
他对孔子的喜欢之情，让他常常觉得对此人难以下笔。他甚至认为，如果每个民族都需要一部核心经典作为精神图腾的话，那在中国，可能还就是孔子的《论语》最为合适。
“拿《论语》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相比，论深刻肯定不如，论广博肯定不如，但是要论奇葩言论，《论语》里的奇葩言论肯定最少。今人去看《论语》，看完觉得忍无可忍的话，也就那么几句，这就是孔子的优点，他的论述有弹性，不走极端，对现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
孔子有孔子的困境，他也在经历着一个旧制度的崩坏，而新的制度尚未到来——在下坡路上当一个消极的、解构的道家是容易的，而当一个有建设性的儒者，则需要内心恒定的价值与秩序。
“我不敢妄谈文明的命题。但如果仅把社会组织看成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指标的话，那么这个文明显然还是上升期，组织越来越发达。但是会不会人类文明还处在上升期，而人类本身进入下降期呢？”
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能为力感，并不必然导向虚无。“有时候你去读一读西方崛起的那段历史，反而对中国的现状容易抱有一种体谅。”
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人的心态不可能那么从容，不可能对万事万物都抱有淡定的心理，然后不得不有一点全力以赴的好奇心。他可能狭隘、短视、功利。
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至关重要的改变，也不是由那些远见卓识的人缔造的，它就是一个个短视行为的叠加。比如贾雷德·戴蒙德，他用非常广博的知识、非常宏大的视野提示我们：
“做一个不妨短视一点的人，因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远见都没什么用。你们媒体看到的所谓前瞻信号可能最多，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短视、乐观，至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结实耐造的一个程度。也许就靠着这种局部乐观，他们就撑过了人类历史上的大转折期，这都不好说，我们统统没有资格对此作出预判。
刘勃是出版大神张立宪老师（人称读库老六）最喜欢的作者之一。
他的《战国歧途》是读库最受读者欢迎的书之一，其中“商鞅黑洞”一章更让无数读者称道。这本书断货后，在二手市场甚至一度被炒到了上千元。
许多人追着看他的书；他的《失败者的春秋》比《战国歧途》豆瓣评分还高，高达8.9分。《匏瓜 : 读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亦然。
这与刘勃的写作风格有关，他写历史，诙谐且过瘾，比如：
◎为什么爱讲道德的鲁国是唐僧式思维——唐僧被抓了：“悟空，快来救为师”；唐僧被救了：“泼猴，怎能杀人呐”？
◎为什么春秋最成功霸主，最成功国家，都是在用成功实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推向深渊？
◎为什么战国时期“士”少有爱国的？为什么诸侯不仅容忍他们“朝秦暮楚”，还重用他们？为什么秦国屡战屡胜，六国百姓过得再差也不愿意迁移秦国？
知乎一个点击五千多万的荐书热帖说：新见频出，还能直击当下……很多评点深意也靠重读得以品出味儿来……入手了所有刘勃书。虽然不是本本惊艳，但本本都不亏。
的确，刘勃后继推出的两本书依旧保持着惊艳、辛辣的观点：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汉朝，盛世光芒多么耀眼，角落就有多么灰暗。
《匏瓜》——圣贤孔子成了好大一只瓜，中看不中吃，被后人捧得高高，却没有时人愿意用。
俞敏洪：少见的能给我带来极大启发的历史作家。
鹦鹉史航：读库各路写家里最让我高山仰止的一位。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刘勃作品集”共4册：守望古老中国青春时代，重现诸国兴亡变幻的画卷；
本套书，完整收录刘勃老师最高水准的四部作品，《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匏瓜 : 读史记·孔子世家》。
看清春秋到西汉，这个中华文明发展的“轴心期”，解开史料中充满偏见、误解、扭曲的种种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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