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安身”与“安心”
在笔者的分析架构中，“身体化”的向，主要是指对“揾食”与“安身”这两项需求的满足，因此，一个“身体化”的存在就是将人的生活意向完全导向这两项需求的满足。“身体化”倾向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不过却并非是所有中国人的唯一生活意向。如前所述，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还有“心”的因素一一它是中国人政治运动、文化活动情欲与灵性等等的源泉——不过这个因素并非本节分析的对象，因此暂时地将它孤立起来，存而不论。
事实上，即使是中国人的“安身”活动亦牵涉到“心”的因素，那就是作为“安身”的一个功能之“安心”。换而言之，就是当自己把“身”安放在一个人情的磁力场中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心” (感情)寄托在那里。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人情的磁力场”可伸可缩，小则“只及其家“，大者“兼善天下”——后一种“安心”就往往变成“以天下为已任”或爱国，而这一种“安心”有时则会导致“舍身”。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安心”多半是指前者，至于后者则是作为前者的延伸而被提及。
自然，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求安意向，不过，由”自我”去定义人际关系的人，与由人际关系来定义“自我”的人，是会使同样求安定的表面形式背后出现不同内容的一一中国人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情形。
我们在前面稍有提及，在下面也将会作详尽分析：中国人的“身”是静态的，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人伦与集体关系去“定义”它、组织它、完成它，而中国人的人伦与人情关系也都是趋于稳定的。因此，即使在人情的磁力场内相对静态的“身”来说是比较动态的“心”，其主导意向也是“安心”，亦即是将它放在另一个“身”上，使对方“安”下来也使自己“安”下来。
这种“安心”之举，即使并非“只及其家”，而是“兼善天下”，其意向也总是为了“安天下”，亦即是当天下分离析时使其重新至于“大治”。现代的救国运动基本上仍然符合这条“文法”规则，只不过，在现代世局中，加多了一项想将国家现代化的意图。此外，现代救国运动用来发动“民心”的马列主义，也是一个具有动态“目的”意向性的外来之物。然而，在顺应“天下分久必合”之势达成建国任务之后，这个动态仍旧持续不断，却终于导致“文革”时代的“天下大乱”。于是，在今日，又重新回复到对“天下大治”或“安定团结”的强调。
显然地，中国社会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维持“大一统“的控制——这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一旦松弛，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因此，整个结构之“目的”意向性必然是“镇止民心”，也必然将任何外来的影响当成是造“乱”的“歪风”，而中国这个超定的“天下”，也必须相信空间是有极限的——纵使空间不断延伸至无限，也必然会筑一道人为的长城，以此为界地将自已封锁起来。
中国人个体之“身”也必须由他人的“心”去组织，否则它就会变成“无主孤魂”，因此，一旦脱离了熟稔的人情的磁力场，在毋需有“心”对人时一一亦即是在毋需“做人”的陌生人面前一-往往就会变得很突兀，很不自然，很没有信赖感，有时甚至很粗暴 (详后“心意不到之处这一个分节)。由此可以显示出：中国人“心”对“身”的制约，与国家对社会的组织一般，都是为了使其对象趋于安止。的确，一个他制他律而不是自我组织的人格基本上是排除了动态开展意向的。
因此，中国人必须由自己人的社群去“定义”自己，也只能在自己人堆中“安身”与“安心”，很少能越出其外。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中，这一个倾向就最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度中，与其他民族团体比较，华人社群总是最为对外封闭的。从香港或台湾去美国留学的青少年，也多半聚族而居，很少敢越出自己人的社群，站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到外界去丰富一已的人生阅历以及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个体”从未诞生下来，而是永恒地处于温暖的母胎中，因此“个体”也不具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自觉性，自然更说不上“个人”的自我扩张、自我开展与自我完成。即使在70年代中变成“左派”的港台留学生，其绝大部分人的作风亦迥异于由世界其他各地赴美留学的激进青年，很少能像后者一般彼此联合起来，或与当地的进步分子合流，搞“国际主义”。港台留学生中之“左派”，除了对外封闭之外，还多半忙于在美国“安身”，于是，所谓“心怀祖国”也者，就变成了一种“安身美国”之余使自己能够“安心”的功能。
中国人对“安身”与“安心”的过分强调，也排除了个人冒险患难的意向。《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子亦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自然，为了使父母“安心”或者为了父母而保重身体，云云，可以是真心的，也可以是一种说辞，总之，中国人做什么都必须说成是为了别人才有合法性，因此，到底是为了谁，并不重要，也不易搞清楚，反正，它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安身”与“安心”的意向，殆无异议。
因此，我们以前从未听说中国人的“个体”乘气球横渡台湾海峡、坐浮筏漂过太平洋以创新纪录，或者去非洲狩猎、到南极探险。中国人如果做类似的事，总不是为了“自我”，而多半是出于下列两种动机：第一种是如玄奘、法显、义净等脱离了人情磁力场的“出家人”，为了宗教狂热而冒险患难——这类情形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另一种是为了集体，例如：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为了将光荣归于党与领袖，云云。壮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一种集体的业绩。
事实上，具有“身体化”倾向的中国人总是很爱惜自己的皮毛，但另一方面，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也会出现为别人“舍身”的例子。因此，身体发肤可以说成是为了父母而“不敢毁伤”，但是在父母生病时也出现孝子割股疗亲之事例。本着同样的逻辑，对“个体”有照顾养育之恩的集体与国家，才有资格要求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而，“无私”的行径总是比较少见的，而中国人的“个体”又缺乏自我扩张的主动性，因此由个人自己推动的冒险患难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中国人的这种趋向“安定”的需求，也使他们尽量不去做“不正常“之事，在生活上力求平稳、平实与平凡。这与法、意等拉丁国家的文化偏向刚好相反。后者倾向于将平凡乏味的日常生活戏剧化，即使用无害的谎言对“现实”施以“整容手术”也在所不惜——这与该文化将一切都作美化的提升这个热爱生命的总趋势有关。至于一般的中国人，即使碰到本来可以是很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也往往会用制造“反高潮”的方式将它镇压掉。
因此，过分地强调“安身”与“安心”，自然也会减弱甚至完全排除男女关系中的浪漫成分。这种倾向的强弱，在任何社会中固然都是因人而异的因素，不过，一个文化的总趋向却也可以决定这类事例出现的多寡。中国人的“身”既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由自我调配的因素，而且，如果不经由他人的“心”去组织的话易趋于“乱”，因此，像所谓“乱搞男女关系”总是在失去社会制约的情形下发生的。对一般所谓“正经”的中国人来说，纵使有浪漫的冲动，心中也会感到一股无形的钳制，因为，除了“人言可畏”这种人情的制约之外，它还牵涉到整个“人”被组织的方式——中国人的“身”既然是由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的，而不是由自己去组织的，因此，一旦跨出了自身熟悉的人情磁力场就会感到很突元，在面临“定义”不明朗的男女关系时自然也就会很慌乱，结果往往会造成反浪漫的局面。
中国人虽然自诩人情味比西方人丰富，事实上却是将本来应该是自然自发的感情公式化与渠道化的，因此，就倾向于搞“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于是，在开展两性关系之先，也总是倾向于先确定它的人伦性，而不是在开展了以后发挥一已的主观能动性去左右它的去向。后一种情形确实也只可能出现在自我组织以及“自我”较坚强的人身上一这样的人在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而是为数极少。
中国人的这种倾向，如果趋于极端的话，就变成了纯粹用自己的“身”去换取“安身”与“安心”，对除此之外的一男女场合都采取逃避态度，而且，即使对待普通的男女交往，也往往会搞到连雍容大方的风度都没有。这种倾向，也常使一个人将青春阶段整个地抹杀掉，而结婚遂变成时辰到了自己不得不去履行的义务。
的确，对一个“自我”还没有萌芽，只将自己当作是一个没有自身特殊的“灵”与“肉”表现的“身”，而又必须将这个“身”在人情的磁力场中安放的人来说，浪漫倾向固然谈不上，即使在寻找终身的婚姻关系时，其标准也不可能是“灵”与“肉”的结合。一般来说，这个标准只可能是视对方有否令自己“安身”的物质条件(在大陆是“门当户对”，在香港是事业基础)，以及对方身上是否具备能令自已“安心”的因素(亦即是说：对方必须是世俗眼中的“好人”，尤其必须是能够照顾自己的那种“好”)
这种乏味的情形，可以说是“身体化”倾向的一个特色。自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在中国人的“心”的作用中，也有越出“安心”这个功能以外的因素，例如情欲之“心”与灵性之“心”。在中国这个缺乏个人主义原则的文化中，这类“心”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个性”的代用品，而成为能够超越“身体化”存在的因素。并非偶然地，这类属于少数人的倾向，多半出现在“心”的文化仍然发挥作用的大陆与台湾，而且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至于在纯粹“身体化”的香港，如果我们排除特殊化的上层，以及社会制约不到的最下层，而将中间的绝大部分“正派”的人当作观察对象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奇风异俗：青少年的男女交往总是三五成群，一旦有男方不是为了公事而想约一个女的单独出来即使只是在光天化日下喝一杯咖啡——女方如果答应的话，就已经立即想到人伦导向明确的固定关系上去，否则就总会拒绝，或者会带一些其他人来以避免“孤男寡女”的场合。的确，笔者曾听到不少香港的男性——包括跑到大陆找配偶的——对香港的女性颇有微辞。其实，这并非香港女性的过错，而是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生活态度造成的——而这个态度就是现实的，没有灵性，也没有多少情欲的“身体化”的存在。
当缺乏外部世界对照时，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看懂自身的问题，“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我们要感谢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先生的出现，他的著作弥补了这一缺憾，先生的人生充满坎坷，生于重庆、长于香港、毕业于台湾大学，又赴美在斯坦福大学读东亚史，历经各个重大历史关口。可谓中西文化各个层面对撞中，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
而作为罕有的具备世界视野和文化洞察力的学者，他又能跳出中国视野，从文明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总是看不懂的秘密，超越了体制和国民性的叙事。
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无情地把中国人赶出了几千年的精神温室，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重新审视个人观念、精神危机、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传统社会为何诞生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制造了多少无法挣脱的困境？又如何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深远命运？
为此，少数派文库诚挚推荐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上所有问题可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学者许纪霖说：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复印本，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糊，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
本书笔笔见血，深挖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先醒来的人”身在其中、全力挣脱，又想唤醒沉睡者的痛感，这也是本书当年在地下被广泛传抄的原因——刺痛，却令人清醒。本书命运多舛，一度绝版，又在诸多努力中复活，将来前途未卜。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解剖中国社会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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