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江平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灵魂

法学界的"良心"，著名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江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分享江老先生八十华诞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在纪念活动上的现场致辞——《江平先生是政法大学的灵魂》，本文已成为致敬江老师的一篇经典和一个符号。

我福分浅，敬识江平老师已是很晚的事情了。原因有二：由于长期偏居西南，即地域的偏远性；也由于专业，因一直从事法史学的教学与研究，远离了法学的主脉。

然而，就在自己就读西南政法学院的时候，就已领受过江老师在罗马法学、民法学上的修养和学问。但对江老师本人，还只是远远的敬望着。

我真正敬识江老师还是于2002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以后。非常荣幸，我也像江老师一样成为这个学校的一名教师。我敬识江老师的方式与他亲授弟子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我是通过昌平校园的那些孩子为媒介的，或者说，那些孩子就是我与江老师之间的媒介者。

每当我站在那块讲台，总感觉是站在江老师的影子里；每当我踏进校园那块葱郁的草地，那校园的天空总是漂浮着江老师的气息，弥漫着江老师的魂灵。

这所大学的书记可以轮换，校长可以交替，但我似乎觉得，这所大学就是江老师一人的大学。一所大学与一个人交织得如此之深，恐怕在中国的大学校史上是个例外，至少说也是少有的吧。

江老师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这也是我深感好奇与兴趣的问题。读解江老师，有时就像在读识中国政法大学这所学校复杂的身世。按照我浅显的见解，我觉得江老师能成为这所学校的魂灵，从最显白的地方说，这源于他做教师的那种内在的教养。

“教养”这个词，现在我们都不常用了，好像我们都变得很有教养似的。我们的大学现在最常用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词：“职业道德”。我对这个词一直心怀猜疑，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多么的狭隘！

一个教师的“道德”是什么，至今我也不知。“教养”则不同，它是有关人与人的观念的一种知识和思想体系。这种知识的来源，一是靠习得；二是靠“己修”，后者是重要的。只有“己修”获得的“教养”才会变成自己的某种“自觉”。

一个教师的教养包括：对学生的热情和爱意；清晰地判断力；独立的教师人格。如果稍作拓展，它还包括对这个世界的独立思想，并把这种思想的方法传递给学生。

毫无疑问，江老师的为师实践早已统摄了这些元素。他对学生是那样的热情，他又是那样的呵护学生；他有一颗清晰的大脑，他有一双敏锐的眼光，他有一尊不屈服于世的不朽人格。

他从不把任何的思想、理论当作外在的权威加以接受，他对强加进来的权威与宗教进行了顽强地抵抗。这种权威不管是自由、民主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并把这种抵抗恰如其分地传递给了他的学生，特别是昌平校园的那些孩子。

江老师之为老师，就在他不做校长而重新成为一名普通教师的“刹那时刻”，他的那种教养成了他成为老师的一种“自觉”或“回心”，成了一个不朽的教师。

我站在江老师站过的那块讲台，心中感到彷徨和压力。孙国栋君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有一种感恩叫传承。”你站在那里，却无路可退，只有终生去体味讲台上曾有过的那种教养，模仿之，学习之。

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泰斗，江平先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作为一个校长、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江平先生坚持了开放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他不只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灵魂，也是中国法治化的一个缩影。

江平先生只向真理低头，他一生都在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他曾说，我们现在“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距离还很远”，“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我们的道德也在下滑，而我们的道德下滑跟我们的法治有密切的关系”。

江平先生已逝，纪念他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理解并倡导他所追求的中国法治化之路。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一本理解中国近现代法治化艰难进程的好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本书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所著，直抵近代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核心——宪制，从历史大变局开始反思，一直讲到1982年，关涉现代中国转型的大哉问。辛亥革命后，中国有了民国的名号，却并无宪制之实。因此在王人博老师说：

“宪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头等大事。它尽管距离我们最遥远，却与我们最相关。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部真正的好书，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书友珍藏。我们还有幸获得王人博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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