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新中国70年商务英语教材发展和研究现状分析（1949—2019）（文/王立非、任杰）

提要：本文基于1,265册商务英语教材和541篇论文，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商务英语教材发展和研究现状。研究发现，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发展呈现三个特点：1）经历了初创、发展、繁荣、成熟四个不同阶段；2）教材种类涵盖八大类，且听说类教材最多；3）教材重点从语言技能转向语言、商务、文化的交融。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呈现两大特点：1）发表的论文量多质低，近10年来数量增长较快，这与《国标》和《指南》发布等关系到商务英语发展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2）教材研究重点分散，缺少深度专题研究和数据实证研究。本文建议，今后商务英语教材从四个重点加强建设，从三个方面开展教材宏观和微观研究。

关键词：商务英语；教材分析；发展现状；新中国70年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高等外语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截至2020年，我国已有403所高校设立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201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以下简称《国标》）和2020年发布的《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有力地促进了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专业发展、课程与教材建设。本文采集1949—2019年的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和期刊论文发表数据，分析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与教材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今后商务英语教材建设和教材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以期为国内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和教材建设提供一定启示。

2.

文献综述

国外外语教材编写多数基于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遵循交际型、功能型、任务型教学原则，注重提高学生的合作和思辨意识，培养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国外商务英语教材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商务英语教材文本特征研究，如教材文本可读性（Razek & Cone 1981）、竞争类习语的变体（Parizoska & Rajh 2017）、不同文本体裁的词汇量差异（Hsu 2011）、隐喻的类型与选择（Sznajder 2010）等；2）对商务英语教材交际性的探讨（Hacikyan & Gill 1979；Ikegashira et al. 2014），如教材中的礼貌性标记和结构（Alemi & Razzaghi 2013）、性别刻板印象（Rahim 2004）、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De Onate & Amador 2013；Stranger-Johannessen 2015）、跨文化内容的结构层次与表现（De Onate & Amador 2013；Pashmforoosh & Babaii 2015）；3）商务英语教材需求分析，如市场需求（Zurita 2018）、学生需求（Alhasani 2017）和职业需求（Evans 2012，2013）等；4）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与评价研究，如探讨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教材之间的关系（Nam et al. 2010；Tarnopolsky 2015）、构建商务英语教材评价的整体框架（Chan 2009），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与研究现状如何，需要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

3.

研究问题、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文重点回答三个问题：1）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现状如何？2）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研究有何特点？3）新时代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与研究应该把握哪些重点？

3.2 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分为两类。第一类教材出版数据为新中国70年来国内出版和在售的商务英语教材，通过Webharvy网络爬虫工具抓取，提取了“商务”“外贸”“经贸”“商贸”“英语教材”等12个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49—2019年。数据收集结果显示，1983 年以前的数据缺失，最后实际统计年份区间为1983—2019年，数据总量约5,800余种教材，合并处理后最终得到1,265种教材。此外，笔者还对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商务英语教材和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商务英语教材进行案例分析。第二类论文数据为新中国70年来发表的商务英语教材论文，主要以CNKI收录的文献为主，对全部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时间跨度为1949—2019年，检索关键词为“商务”“经贸”“外贸”“英语教材”“教程”等。数据收集结果显示，CNKI收录的第一篇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时间为1997年，在此之前没有商务英语教材相关论文发表，因此，最终实际数据区间为1997—2019年，共得到541篇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出1,265种商务英语教材的出版趋势和类别特点，对具有代表性的商务英语教材进行案例分析；对541篇涉及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论文进行发文量统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Citespace软件对70年来发表的238 篇标题含有“商务英语教材”关键词的论文高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出10类教材研究主题，最终归纳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三个主题领域。

4.

结果与讨论

4.1 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特点分析

4.1.1  教材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国内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初创阶段（ 1949—1978）、发展阶段（1979—2000）、繁荣阶段（2001—2018）、成熟阶段（2019年以后）。前两个阶段的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刚起步，并开始发展，到2000年，全国一共才出版了14种商务英语教材，对此，我们不作详细分析。到了繁荣阶段，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我国已加入WTO，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极大地促进了商务英语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2007 年，教育部首次批准设立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在2001—2018年之间，全国共有393所高校开办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学习商务英语课程的各类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0万。社会学习者也学习商务英语，对商务英语教材市场需求巨大，其编写和出版增长较快，共出版了1,128种商务英语教材，平均每年出版约63种教材，商务英语教材呈现增长的趋势（见图1）。201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促使全年出版教材数量达到顶峰（146种）。在成熟阶段，中国迎来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的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发展迅速，2019年商务英语教材出版量达93种。2020年4月，《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发布，对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以及课程和教材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图1 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历史变化特点分析

4.1.2  出版教材类别特点

统计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类别分布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1）教材类别丰富，品种齐全，主要分为八类：商务综合、商务翻译、商务听说、商务写作、商务阅读、商务知识、商务备考和商务词典。2）听说导向鲜明。从表1可以看出，商务听说类教材最多（25%），其次是综合类（17%）、商务备考类（13%）、商务阅读类（12%）、商务翻译类（11%）、商务知识类（11%）、商务写作类（10%），商务词典类最少（1%），反映出商务英语教材编写侧重语言技能训练，尤其是听说技能训练。3）商务知识类教材开始受到重视，占比为11%，说明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从课程教材上得到体现和落实，一批适合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的商务知识类教材满足了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的需要。4）社会读者对商务英语学习的需求旺盛，商务备考类教材市场规模大（15%），此类教材针对性强，全面涵盖了各类商务英语考试，以剑桥商务英语考试（BEC）教材为代表。

表1 商务英语教材类别分布统计

4.1.3  代表性商务英语教材特点

1）新中国首部商务英语教材

研究显示，新中国第一部商务英语教材出版于1958年，名为《对外贸易简明英语会话》（时代出版社），由对外贸易部人事局教育处针对外派的外贸干部编写，是根据外贸业务工作需要而编写的培训教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官方性。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用语”，包括“寒暄致意”“问答”“介绍”等九类；第二部分是“会话”，包括“天气”“约会”“旅行”“海关”等14类；第三部分是单词，包括“饮食”“服装”“运动”等13类；第四部分是附录，分“政治机构”“国际团体”“新闻社和报章杂志”三类。书中所有词句都附汉语译文。话题主要以普通商务英语沟通为主，不涉及贸易、金融、管理等专业英语和知识，是学习商务英语口语的基础教材。该教材的编写理念对我们今天编写商务英语教材具有参考价值，即教材内容突出商务英语的通用性，强调商务口头沟通能力，重视学生对通用商务词汇的掌握，着重呈现国际商务基本知识。

2）新时代典型商务英语教材分析

进入新时代，商务英语教材编写质量不断提高，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商务英语教材。例如，《新标准商务英语综合教程》（外研社，2019）是目前国内综合商务英语核心教材的代表作之一，由外研社从培生集团引进并改编，课文全部取自《经济学人》期刊，语言地道，可读性强。教材改编以《国标》为依据，不仅注重语言地道性和知识体系完整性，而且特别强调课程思政和思想性，结合中国的课堂教学实际和现代职场要求，做到了“两个瞄准”（瞄准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和定位，瞄准商务英语复合型和应用型培养模式）、“三个对接”（对接商务英语专业1、2年级基础阶段，对接语言基本功训练，对接综合商务英语核心课程）和“四个突出”（突出人文和商务专业素养，突出思辨创新能力，突出跨文化交流能力，突出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很好地满足了综合商务英语课程教学的需要，并补充了中国特色话题写作、中国商务文化知识介绍、中国商务案例分析等课程思政内容。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第二版）》（外教社，2018）是国内自主编写的精读课教材，体现了《国标》的培养目标，着重打牢语言基本功，突出商务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并重。选材和编排不仅注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且注重思辨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强调语言、文化与商务三者的有机融合。语言知识与技能、商务知识与技能、文化知识按不同比例分配，循序渐进，与其他商务英语技能课程和商务类课程的有机衔接，兼顾语言学习、商务通识、外国文化、中国文化。课文长短适中、语言精练、思想内涵深刻、可读性强，充分反映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特点。该教材贯彻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训练学生的交际能力、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充分体现当代外语教育教学思想，突出信息技术和网络多媒体的应用。

4.1.4  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特点小结

从新中国的第一部商务英语教材诞生至2019年，商务英语教材建设走过了62年的历史，教材建设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出版数量不断增加，主要受商务英语专业建立、《国标》和《指南》颁布、“双万计划”、新文科建设等重大事件或倡议影响；2）类别齐全，听说类教材比重大；3）早期商务英语教材突出语言技能导向，而新时代商务英语教材以《国标》为指导，强调思政性和思辨性，注重语言、商务、文化的融合。

然而，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出版类别不均衡，语言技能类居多，商务知识类偏少，特别是适用于外语专业学生的全英文商务知识教材不多。第二，教材内容行业特点不突出，多为高校出版社按教学大纲体例编排，按传统的语言技能进行分类，国际化程度不高、实用性有待加强。第三，教材使用对象范围较窄，主要为在校大学生，适合企业培训或社会人员自学的教材不多。第四，教材的数字化程度不高，线上线下混合式教材还处于开发阶段，慕课、微课、直播课等新型数字化教学形式发展较快，但数字化教材缺乏。

4.2 新中国70年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特点分析

4.2.1  发文量统计分析

对历年发表的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始于20世纪末，1949—1996年的相关研究是空白，知网收录的第一篇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于1997 年，23年间共发表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541篇，年均发表23.5篇，但高质量论文较少，541篇论文中仅有54篇C刊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10%。从2007年首次设立商务英语专业开始，教材研究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2012年，商务英语专业被教育部批准正式进入专业目录，随后五年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发文量较前五年增长了53%（见表2）。2017—2019年发文量增幅放缓，但高质量论文数量占比增加，说明我国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深度和水平有较大提高。

表2 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统计（1949—2019）

4.2.2  主题聚类分析

笔者对70年来发表的238篇标题含有“商务英语教材”字样的论文高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集中在商务英语教材建设、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商务英语专业教材三个主题（表3）。

表3 商务英语教材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教材建设受关注程度最高，直接论述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论文达90篇。其中，有47篇论文探讨本科或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包括商务英语写作教材、商务英语翻译教材、商务英语综合教程和全英文商务知识教材等；有28篇论文探讨教材评估体系；有15篇论文探讨教材与教改。例如，贾和平（2012）研究了商务英语翻译教材建构模式；莫再树、孙文娟（2010）总结了商务英语写作教材的发展历程、特点和问题；宋海玲（2017）探讨了应用型本科商务英语教材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孙亚、王立非（2013）以隐喻使用为评估要素，对《商务英语综合教程》进行微观评估和内部评估；赵芳（2005）探讨了全英文商务教材的选用和评估。

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一直是研究热点。统计结果显示，共有76篇论文涉及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的需求分析（26篇）、教材与高职商务英语课程设置的关系（20篇）、高职商务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16篇）、高职商务英语教学（14篇）等，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相对较早，专业点超过500 个，编写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高质量教材成为研究重点。例如，刘青春（2010）探讨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开发和出版趋势及模式；阮晓文等（2017）探讨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听力教材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吴吉东、王云霞（2012）调查分析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教材现状；袁谦（2013）对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定位进行了思考。

教材研究还聚焦商务英语专业教材。统计显示，探讨教材编写的论文共有72篇，主题包括：商务英语专业教材内容（33 篇）、教材编写思路（26篇）、教材出版（13篇）等。如陈坚林、赵学旻（2003）探讨了商务英语专业立体化教材的研发；顾维勇（2007）评述了几种商务英语翻译教材与翻译案例的错误；宋海玲（2011）分析了教材策划的要点和建议；游金干、何家宁（2016）探讨了面向词典编纂的商务英语教材语料库建设；俞建耀（2015）研究了国内典型商务英语写作教材的互文性。

分析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四点不足。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缺少对教材本身特征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关注教材建设、评估、教学内容、教材编排等，极少关注教材的选文思想性、体裁、隐喻、可读性、叙事等本体特征。第二，从研究角度来看，大部分论文从编者或教师角度出发，指出教材建设、编写、出版等方面的不足，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很少从使用方学生、需求方市场或行业的角度调查和考察教材质量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今后应该加强教材对人才培养质量作用的探讨。第三，从研究层次来看，主要集中在高职高专的商务英语教材，对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偏少，可能是由于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开办较早，发展历史长，已出版的教材较多，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引起了学者关注。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教材论文主要以主观分析和经验体会为主，基于对教材内容、教材质量、教材使用情况等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少。

大多数论文的探讨欠缺深度，比较宽泛，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少，很少有对商务英语技能类或商务知识类教材或针对某套教材的专题研究，深入探讨商务英语教材的编写理念、编写特点、内容编排的论文不足。

4.3 新时代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与研究建议

4.3.1  教材建设建议

根据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贯彻国家提出的教材建设方针，强化教材思政性和价值观引领。第二，加强多元需求分析，提升教材编写的针对性，充分了解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研发适用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全英文商务知识教材，加强教材研发的行业内容和实用性，扩大教材使用对象的范围，开发适合商务英语培训或社会读者自学的教材。第三，根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教材的数字化程度，开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材等，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社会实践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育厅函〔2019〕44号）要求，打造五大类一流商务英语课程教材，推出一批优质教材。第四，开发符合“新文科”特点的案例型商务英语教材，选取丰富的、真实的典型中外商务知识、商务文化案例多模态资源，做到国外和本土案例平衡，编写案例化商务英语教材，启发学生的思考角度、广度与深度，提升思辨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商务意识和素养。

4.3.2  教材研究建议

根据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结果，我们有三点建议。第一，加强对教材本身特征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关注教材建设、评估、教学内容、教材编排等，极少关注教材的选文思想性、体裁多元性、课文可读性、任务设计难易度、多元文化性等本体特征。第二，加强从使用方学生、需求方市场或行业的角度调查，考察教材质量对商务英语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质量的影响。第三，加强对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关注高层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第四，加强商务英语专业教材内容、教材质量、教材使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为教材编写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科学依据。

作者简介

王立非，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商务英语、语言服务、应用语言学。

任杰，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商务英语、跨国语言管理。

本文发表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年第2期第43—49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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