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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碧琰、文秋芳: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先进个人文秋芳教授访谈 | 前沿推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外语学术科研网 Author 解碧琰、文秋芳

编者按:2021年10月12日,“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各级各类优秀教材和为教材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本刊特设专栏,访谈外语界部分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的学者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教材主编,请他们就我国外语教材建设工作谈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为创新外语教材建设理念及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外语精品教材提供启示。


解碧琰、文秋芳,2022,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先进个人文秋芳教授访谈[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23-28。  

张黎新、陈琳,2022,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先进个人陈琳教授访谈[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29-33。  


提 要:本文对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先进个人文秋芳教授进行访谈。访谈者邀请文教授解读了我国当下的教材政策和外语教材建设标准,分享了她的外语教材编写理念及实践经验,并对外语教材队伍建设、教材使用等方面提出建议。文教授指出外语教材要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语言教育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教材编写要贯穿系统的理念,教材编写团队要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在实践中不断传承和发展;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认真学习政策性文件,反思和总结经验,并进行教学研究,以提高教材使用效果。


关键词:全国教材建设奖;外语教材;教材编写理念;教材队伍;教材使用


1 教材政策解读


1)解碧谈(以下简称“解”):文老师,首先祝贺您获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教材领域的最高奖,是检阅、展示教材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人才培养成果,增强教材工作者荣誉感、责任感,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材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作为国家教材委员会外语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您怎么看待这一奖项对教材建设与研究的推动作用?

 

文秋芳(以下简称“文”):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光荣,责任也很重大,因为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首次颁布全国教材建设奖和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这个奖项会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关心教材建设,让他们愿意为教材建设作出贡献。实际上全国教材建设奖既是一个符号,也是国家重视教材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是对教材工作者的极大鼓励。

 

2)解:您认为近年来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重视体现在哪些重要的方向?这些方向对外语类教材建设有哪些重要启示?

 

:国家对教材建设很重视,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2017年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此外,各省、市、自治区和院校都成立了与教材相关的管理和审查机构,如省、市、自治区在教育厅设立教材处,院校设立教材处,让教材建设及管理在组织上有了保证。这些机构会对一些影响力较大、使用面较广的教材进行质量把控,如对高中的非统编外语教材,从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三方面来进行质量审查。同时,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以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对教材的管理、引进教材的使用等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让外语教材的使用更加规范化。

 

3)解:您认为外语教材应该如何有机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如何服务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外语人才培养?

 

:国家要求教材要服务于立德树人,对学生三观的形成起到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理论上讲,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教材中是所有学科或专业教材都应有的理念。如何融入?首先,教材编写者负有责任,因为教材内容决定了其政治方向,教材素材的选择和练习的编写,都能体现课程思政的理念,如果教材内容本身存在政治问题,何谈课程思政?教材编得好,教师才可能用好教材,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外语教材如何服务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外语人才培养?早期的教材可能更注重语言技能的培养。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亟需向外学习,希望通过外语了解世界,而随着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以后,外语要承担新使命,就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教材内容和以往相比应有所改变,当然,我们一方面还要继续学习其他文明的精华,另一方面要增加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内容。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外语的功能也应有所增加,教材编写者对此要有充分认识。例如,以前外语教材不太注重培养学生用外语讲中国故事的能力,而现在应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涵盖面很广,例如,怎么能让学生用外语将当代中国最新的文化、科技发展成果讲给外国朋友听?教材里需要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2 教材建设标准


1)解:国家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是希望充分发挥优秀教材的示范作用。您认为什么样的教材是优秀教材?或者说做到什么程度是合格教材、什么程度是优秀教材?


:首先,优秀教材要落实国家提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就是说,思想性是第一位的,要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其次,外语教材还要让学生有效地提高外语能力。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让教师引领学生学会和掌握一门外语;怎样把语言的核心知识和技能在有限时间内教授给学生,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课后又能乐于自习,这些还是很大的挑战,对教材编写的科学性有非常高的要求。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要有机融合。很多现有外语教材有一个现象:教学材料按照单元顺序编写,而整本教材背后缺乏理论指导。我认为教材编写的理念需要创新,我们要在创新理论的驱动下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


优秀教材不只是把所有教学内容简单地组织到一起,编写中一定要有理论指导。国内目前还少有系统的教材编写理论。当然,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有些教材是有编写理念的,如《大学思辨英语教程》《新一代大学英语》等,贯穿着思辨教学、“产出导向法”等理念,但是就教材编写本身而言,应该遵循什么路径,目前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来指导教材编写者编好一套教材,这是需要研究和填补空白的地方。


2)解:您参与了《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研制审读,您认为这些课程标准[包括《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等]对外语教材建设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课程标准可能对教材编写者最有用。如果教师没有仔细学习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者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学习,因为课程标准或课程指南首先物化在教材中。比如,课程标准提出核心素养,教材编写者需要考虑怎样把这些核心素养融进教材中。教材充分体现课程标准,教师就能够在课堂上逐步落实标准,如果教材都不按照课程标准来编写,那教师就更无法落实课程标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类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者都要好好学习。一旦把课程标准落实到教材中,教师执行课程标准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如果只是课程标准写得好,教材与之不配套,那教师也没办法落实。


3 教材编写理念


1)解:您在主编《新一代大学英语》时以“产出导向法”为编写理念,同时通过教材的编写又发展了这一理论,理论建设和教材建设相互促进,这个经历可以说是国内外语界的首创,在理论创新与教材创新两者的关系上,您有哪些经验或者是体会呢?


:不论是用“产出导向法”来指导教材编写,还是用教学理念来指导教材编写,这都不是教材编写本身的理论。对于教材编写本身的理论,我们目前只做了一点点尝试。常小玲(2020)介绍过如何编写教材,她认为是教学理论与行动研究双轮驱动。这是一个非常初步的教材编写经验,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即便如此,我认为理论与实践互动是教材编写最基本的做法,教材编写者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在教学材料成稿后就拿到课堂上去试用,根据试用情况再进行修改。


2)解:您提到教学理念和教材编写要互相支持,您之前策划和编写过很多部教材,从您编写第一部教材《高级英语口语教程》到后来的《新标准大学英语》及《新一代大学英语》,您觉得自己在教材编写上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阶段?这一过程是否体现了我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呢?


:每个阶段确实都有变化,早期编写《高级英语口语教程》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政治性、思想性方面的意识,在前言中提到学生英语口语能力要为未来的职业服务,所以在选材和内容编写等方面都是从学生的职业需求出发。《新标准大学英语》是在21世纪初编写的,当时,外语(尤其是英语)是与世界不同母语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的工具,因此教材中强调跨文化交际和多元文化。编写《新一代大学英语》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教材中中外文化对比的视角就特别清晰,例如我负责的第二册,第一篇课文是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对比,后面还有中国山水画和西方油画的对比。这三类教材编写理念的变化恰好反映了外语社会功能的变化:早期编写《高级英语口语教程》时,英语作为交际的工具,强调使用功能,需要与学习者未来的职业紧密结合;编写《新标准大学英语》时,强调多元文化,便于用英语与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士交流;编写《新一代大学英语》时,强调文化的双向交流,我们了解世界的同时也要让世界理解中国。此外,前两套教材中虽然也穿插着一些零散的教学理念,但缺乏系统性,《新一代大学英语》以“产出导向法”为理念来指导教材编写。


3)解:您最初作为一线教师使用教材,到后来作为编写者编写教材,以及作为研究者研究教材,再到作为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参与教材审定,您的身份在转换,除了刚才说到教材的使用目的以及编写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您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哪些变化?


:作为一线教师的时候,我认为教材是教书的工具,主要考虑教材的设计和内容。编写教材的时候,我在考虑如何让教材更好地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现在为国家教材委员会工作,个人视角又有变化,高度也不一样了。因为教材事关国家事权,要体现国家意志,编写教材不只是从内容上编完一本教材就好了,还要考虑教材的价值导向和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教材不仅是教学工具,还涉及人才培养目标,即人才培养为谁服务,怎样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总之,我对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教材的价值导向和政治导向比之前更加敏感,认识更加清晰。看教材究竟好还是不好,首先看是否有政治问题。教材有着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导向,以前可能不太重视,但是不重视不代表它没有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教材不只是课堂教学的工具,在育人导向上也负有很大责任。


4 教材队伍建设


1)解:基于您编写教材与评审教材的经验,您认为优秀的外语教材编写者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首先,教材编写者必须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熟悉课堂情况。当然国外有一些专门编写教材的教材编写者,他们没有实际课堂教学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教材编写者需要同一线教师结合起来,去课堂听课并非常尊重实际的教学效果。


其次,教材编写者不仅要精通外语,富有教材编写经验,还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深入理解教材的育人功能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尤其要正确理解教育方针政策。出版社编写教材以及选择教材编写者的原则也应有变化,不能像以前那样侧重考察教材编写者的经验,还要考察其政治上的成熟性,及其将思政元素与语言教育有机结合的能力。如果编写者不懂得怎么有机结合这两者,只是用一种“贴标签”的方式把思政元素贴在语言素材上,对教师、学生或其他教材使用者来讲,这些元素跟正文关系不密切,硬塞进去,会起到反作用,可能让他们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产生误解。国家强调课程思政或者教材思政,但也没有要求用“贴标签”的方式去做,所以教材编写者怎么理解教材当中要有育人元素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学习。例如,增加中华优秀文化的内容,如果教材编写者不管哪一单元都找一个古人的语录编进教材就不合适,有时语录跟课文关系并不紧密。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教材编写团队当下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


2)解:您认为学校应该如何建设和培养这样优秀的教材编写团队?


:学校方面,有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已经编写过一批比较好的教材,如果要培养新的团队,就要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形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有经验的编写者带着新编写者一道来编写,中青年队伍会成长得更快。我认为不管是学校还是出版社,好的教材编写团队应该包含不同年龄层次的编写者,让那些优良的传统得以不断传承。例如,一套好的教材,如果第一任主编退休了,副主编需要顶上来担任主编,带着更年轻的编写者担任副主编,这样整个团队就有了生命力,能够延续下去。学校和出版社都应该有计划地培养教材编写团队,做好“传帮带”,因为教材编写经验不是单纯靠教课就能积累的,也没有特定的培训班来教授,只能在实践中边做边学。


此外,我觉得外研社有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经验,就是教材编辑团队和教材编写团队相结合的模式,两者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在这种模式中,编辑不是只等着编写者把教材编好后审稿就行,而是积极参与全过程,从样课编写到内容选材,两个团队经常一起讨论,实时互动。这种模式是培养教材编写团队的好方法,从头到尾都有人一起把控教材的质量;也是培养教材编辑团队的有效方法,因为教材编辑团队里也有经验丰富的编辑和没有经验的新编辑,也需要“传帮带”,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培养团队。此外,教材编辑团队和教材编写团队在互动的过程中可以互相学习。例如,教材编写团队先选择素材,之后教材编辑团队进行审核,通过后送给主编审核,主编将这个环节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编辑团队和编写团队,并组织讨论,这样两个团队都会有所收获,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培养,互相促进发展和成长。


5 教材使用建议


1)解:您刚才提到教材使用,这些年您也一直通过研修班以及“云教研共同体”等多种方式支持外语教师发展,接触过许多一线教师,您认为外语教师使用教材的现状如何,有哪些特点或者存在哪些误区,您有什么建议?


:一个问题是部分教师使用教材时把教材当作教学对象,很少考虑教学目标。教材上有什么就教什么,教材教完了教学就完成了。实际上,教材中的内容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因为教材中的内容往往多于实际课堂上要用的材料,但有些缺乏经验的教师会忽略这个问题,安全起见,完全按照教材的顺序教。不顾学生的难点及教学重点,这样做有点浮光掠影,教材的使用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因为教材内容太多而教学时间有限,如果不做选择就不能突出重点,学生也得不到有效训练。


部分教师经常抱怨课时被删减,教学时间不够,学生学习不积极主动。我在研修班上经常跟教师们强调,需要根据课时和教学内容来调整,假如我有三节课,那我要把每一节课的质量都提高,就教学生在三节课上能学透的东西,而不是把原来在五节课上要教完的内容压缩到三节课上教完。学生能掌握多少教师就教多少,如果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学不了这么多内容,硬塞给他们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教师使用教材首先要有一个态度,要明确教学要为学生服务,要让学习发生,要让学生上完课走出教室时有所收获、不虚此行。如果态度不转变,往往就是抱怨多,教材使用效果不佳及教学效率不高。总之,教材不是教学对象,而是一个教学工具,服务于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教师要先明确对教材的态度才能有效使用教材。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部分外语教师通常不去学习更高层次的文件,如《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等。一方面,教材编写者为了编写教材,需要认真细致地学习这些文件;另一方面,教材使用者也要认真学习这些文件,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教学时就知道为哪些大目标服务,像开车一样,如没有导航就容易迷失方向,教学如没有宏观目标,就容易忘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陷入只有具体的词汇、短语之类的教学困境。


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目前也有不少教师感兴趣,例如我们组织的“云教研共同体”,尝试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师和全国的教师一起学习、了解如何使用教材,如何用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同时提高学生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将外语教学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结合起来。


目前,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实践,仅仅重复教学过程还远远不够,需要更深入的反思和不断的研究来完善教学,在进行教学实践的同时进行教学研究。在上面提到的“云教研共同体”中,学员不只是学习如何提高教学能力,还会学习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在实践中反思、提高、完善。


2)解:您提到的这个教学研究是指行动研究吗?还是与行动研究有所区别?


:行动研究是教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实际上,在中国我们历来提倡在做中学、学中做,不停地总结、反思以及改进。这种通过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来改善教学的方法算不算行动研究我还不确定,最近我也一直在思考这种研究是否可以命名为教学研究。


3)解:对于教师们所关心的如何在教材使用中充分挖掘和利用思政元素,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对于思政元素,我多次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上提到,教材编写者可以在教师用书上把可能涉及的思政元素列出来;但是在真正的课堂上,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思政元素用于教学。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抓住一个主要的思政元素,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果这个元素有一定的覆盖面会更好,因为外语课本身毕竟不是思政课,既要有思政元素也要有语言教学,两者互相紧密联系。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上,我经常发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语言教学之外硬加了思政元素,好像是“两张皮”,并不贴切;另一种是包含很多思政元素,十分钟的授课里可能有两三个点,这样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语言教学了,学生也不可能学会所有的点。所以在一节课当中,我觉得能够挖深、挖透一两个点,也不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就是合适的。


思政教育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考量教学效果的,比如四十分钟的课堂教学,教师用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来进行思政教育。不是这样的概念。我用导航来比喻思政元素,就像司机开车时导航在旁边指引,你不需要时时停下来去看地图才知道怎么走。思政教育是隐含于外语教学全过程的一条线,贯穿于外语教学的整个过程。如果教师在某个特别的时间来讲思政元素,那这节课就变成思政课了,就像我们开车时不会停下来看导航图,除非不认识路或者遇到特殊情况,实际上也就是瞄一下导航路线就跟着走了。所以,如果用导航来比喻外语教学的思政元素,最好是课堂教学还是把精力放在语言教学上,同时思政的引线一直在全程指引。教师要把这根线印在脑海里,时时提醒自己这根线的指引作用,然后润物细无声地让学生受到思政教育。相反,如果教师停下来讲某个部分是思政教学,让学生明显感觉到思政教育,那就做成了“盖浇饭”或者“三明治”,效果就不是最好的。


4)解:您多年担任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评委会主席,2021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的主题是“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参赛教师对教材的使用给您留下了哪些突出印象?


:2021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特别强调要用教材的内容,大部分教师都用了教材上的内容,有的用得好,有的用得不够好,总体来看,比以前用得多一点。另外,教师都能意识到教材要培根铸魂,但有机融合还需要过程,需要去研究和总结经验,就像我刚才比喻的导航系统一样,需要这根线的指引,不然就迷失方向了。


目前才刚刚开始,要求也不能那么高,只要大家有这个意识努力去做,我们就应该感到高兴。在课堂教学中真正落实思政教育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有信心大家会逐渐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文老师,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些关于外语教材建设的观点和意见!您对一线外语教师及外语教材编写者提出的建议和要求非常有启发意义,期待今后的外语教材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理论更加完善,教师使用教材也更加有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本文发表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2年第2期第23—28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作者简介

解碧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学。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育、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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