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 |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史记精读》是陈正宏老师根据其所开同名课程的讲义精心编写的一部“原典精读”。考虑到学时有限和大一新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他特意挑选了《殷本纪》《六国年表》《河渠书》《越王句践世家》《伯夷列传》《刺客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八篇重要作品给予细读讲解，这既能涵盖《史记》固有的五种体裁，又大致包括了作为一部通史本身原有的叙述时段（先秦到西汉），篇幅也适中，让学生对每篇选文的文字和要义于准确掌握之余，也对《史记》主题的多元性，以及古典文本所显示的中国文章体式和写作手段的多样与传承有所了解。
下面的推文即取自《史记精读》导言，文中既简练概括了司马迁生平及促使其发愤著书的李陵事件，也对《史记》的成书、内容体例和流传给以详明梳理和介绍，特别是关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辨析尤具胜义。
一
《史记》是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之际诞生的一部总字数达五十二万余字的中文巨著。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于公元前145年抑或前135年，出生在一个名叫夏阳的地方，其地位于九曲黄河那硕大的“几”字字心的右下侧，当今天的陕西韩城南部。不过大概还在少年时代，他就随父亲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不远的茂陵——那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而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并从茂陵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墓
司马迁晚年曾自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可见他天生是个不受羁绊的人。大约二十岁前后，他开始浪迹天涯，游历南北。不久他得到一个充任汉武帝低级侍卫“郎中”的任命，并在该职的任上，奉使远征西南的巴蜀等少数民族。而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仕途升迁，是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前108），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主管天文历法、兼涉文书档案的太史令。
司马迁在太史令任上主持过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但他最重视的，却是一项由他父亲草创、主要由他个人从事的非官方事业。这事业的最终成果，便是大约完成于征和二年（前91）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在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的任上了。
不过《史记》的撰述，对司马迁而言，其实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顿与危难的；而司马迁最终的死，或许也跟此书不无关联。
所谓困顿与危难，是指《史记》撰述到一半时发生了著名的李陵事件，司马迁因替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将军李陵辩护，结果被汉武帝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被免一死，时在天汉四年（前97）。而司马迁之所以宁可屈辱地生，也不从容地死，据他后来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完全是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撰述《史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写给曾任益州刺史的任安的一封回信，据考写信的时间，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的十一月，当时任安已经卷入汉武帝后期爆发的巫蛊案，被判死刑，行将处决。由于前此任安给司马迁写信，表达了希望老朋友“慎于接物”、以“推贤进士为务”的愿望（任安给司马迁的原信已佚，这是根据《报任安书》的转述而获知的），而司马迁因故未能及时作复，这时考虑到朋友即将诀别，故特草此信，以表心迹。其中直接关涉当年他自己宁受腐刑而不就死的，是如下一段：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百三十篇”指《史记》的总篇数，“此祸”即李陵事件，“极刑”自然是指腐刑。而也就是在这封《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再度提出了前贤因“发愤”而著述的说法，以暗示自己的撰述《史记》，与前者实有同样的内在缘由（《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按《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有类似的段落）。而直到20世纪都非常流行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亦出自该信，其中表达的，显然是一位已经超越生死荣辱的哲人的深邃的人生思考。
《报任安书》按常理推断，是应该送至任安所在牢狱的。但已被判处死刑的任安，是否有幸在临终前读到老友的这封回信，则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以后，便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的传说（详《史记·太史公自序》之《集解》引东汉卫宏《汉旧仪注》），联系《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阅，因其大怒而遭削除，又《报任安书》暗示《史记》乃“发愤”之作，且其中颇有“怨”语等史实，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在汉武帝的淫威下，死于非命。而我们看《汉书·司马迁传》，其中虽然不提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而篇末班固的赞语里，却殿以“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一句，似乎话里还有不便明说的话语在，则上述的推测，恐怕不无道理〔司马迁的卒年，迄今仍无定说。清王鸣盛以为当卒于昭帝时，见《十七史商榷》卷六；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以为“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按汉昭帝在位的年代当于公元前86—前74年，汉武帝则卒于其前的后元二年（前87）〕。
二
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虽不能确证，但他以生命写就的《史记》一书，却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叙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全书一百三十篇，按如下五种标明名称的体裁，依次分为五大部分，构成一个纵横交织、相互呼应的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
“本纪”十二篇：以天下时势变迁为依据，以史事编年为形式，顺次叙录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起于谱系传说中上古帝王的《五帝本纪》，终于记载作者当时天子汉武帝事迹的《今上本纪》（司马迁原作《今上本纪》已佚，后人取《封禅书》而改“今上”为“武帝”充数，是即今本《史记》中的《武帝本纪》）。
“表”十篇：综合传统的“历”与“谱”，以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纵横谱系历史事件的出没与重要人物的浮沉。其中又按记载的详略，分为粗阔的世表（《三代世表》）、较精致的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和颇严密的月表（《秦楚之际月表》）三类，而以年表为主。十表的排次顺序，与十二本纪大致相当，而所登录的事件与人物，要比本纪更多，也更概括。
“书”八篇：以专题的形式，系统地叙录一事的制度及其变迁。其中既有论礼乐制度的《礼书》和《乐书》，也有述天文、历法与宗教的《天官书》《历书》与《封禅书》，还有记兵制、水利和经济的《兵书》（司马迁原作《兵书》也已亡佚，后人取《历书》中论律部分，和续撰的论兵文字合篇，是即今本《史记》中的《律书》）、《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三十篇：以编年、传记或二者结合的形式，叙写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这样的篇章。
“列传”七十篇：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各式独具代表性的人物、民族的事迹。按其性质，可分为以人为纲和以事为统两大类。以人为纲者中，又可按其传主的多寡，分为个人传记的“独传”，和数人合为一篇的“合传”两种，前者如《孟尝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后者像《屈原贾生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之类便是；以事为统者亦称“汇传”，其代表，则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列传》等。
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南宋朱熹曾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四），但一般认为，根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生前已经完成了这一体大思周的巨著的撰写，并且分写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也就是正本自家妥为收藏，而副本送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
但是司马迁死后，这部一百三十篇的大书中的部分篇章，却佚失了；幸而未失的部分，也出现了后人添改的痕迹。
清金古良绘《无双谱》中的司马迁像
最早提到《史记》已有缺失的，是《汉书》的《司马迁传》，其中节录《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有“十篇缺，有录无书”一句附记。所谓“有录无书”，是指十篇的篇名，在《太史公自序》的全书目录部分有，而到班固的时代所见的《史记》中，这些篇章已经亡佚了。后来唐代的颜师古给《汉书》作注释，在班固的那句话下，又引证了三国时代魏国张晏的如下一段说明：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据此一般认为，到东汉时期，《史记》已经有所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之所以还是一部完整不缺的书，是因为在汉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际，一位名叫褚少孙的儒生，对《史记》进行了补撰——事实上，据考先后参与补撰的，绝非褚氏一家，而那些被张晏定为褚少孙补撰的篇章，也未必全都出自褚氏之手（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
不过褚少孙倒确实在司马迁已完成的某些篇章后面，添加了他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均以“褚少孙曰”起首，以跟《史记》原文相区别，而文辞倒也未必“鄙陋”（本书第三讲《河渠书》的讲解部分，引述了《史记·滑稽列传》后半褚少孙所撰的西门豹故事，即其例）。又我们翻阅今本《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司马相如列传》末的“太史公曰”，其中还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的话，那恐怕既不是司马迁的原稿，也不是褚先生的补笔，而很可能是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末的班固赞语补缀进去的（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流传到今天的《史记》，其中羼杂有后人补撰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的原文，在全书中仍占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讨司马迁当年的著述心曲。
三
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无疑是我们上面已引过的《报任安书》里的那句名言——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其中所谓“通古今之变”，当即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变”字。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第三、第七和第八讲的讲解中，多有讨论，此不赘述。但“究天人之际”与“成一家之言”两条，或意深难明，或容易误解，有必要在此作稍微详细的解说。
按“究天人之际”的说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篇末，讲到八书的撰述宗旨时，也曾提及。只是那里“天人之际”四字指代的，是《天官书》一篇的大要。而作为全书的撰述目标之一，据现代学者研究，它实与古奥的天文历法计算有关，其中又牵扯着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天人感应观念（以下有关“究天人之际”的解说，是根据朱维铮《司马迁》一文的相关考述撰写的）。
《十大史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的《司马迁》一文
其关键，则在《天官书》的如下一段话：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是基于当时制定历法时，谐调阴阳合历中的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的实践，而得出的半科学半神学的结论。
说其中有科学，是因为它背后支撑的理据，包含了如下一类精密的计算结果：在制定历法的计算周期时，若小于“一统”（1539年），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相除所得的总日数便无法除尽；而要使回归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十周期等相会合，最少需要“三统”（4615年）。研究发现，上引司马迁话中的“一纪”（传统天文学术语，等于1520年），和“一统”的年数大致相当，相应地“三纪”（4560年）则跟“三统”的年数大致相当。如此“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然变化规律的有效发言。
说其中有神学，是由于司马迁接着所说的“为国者必贵三五”，也就是当国执政者一定要尊崇三个五百年（即一纪）的大变周期，其最终目的乃在附会现实政治。尽管由于天文历法学的发展，当时已经了解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知晓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五百余年将会合一次，而同一年金星与水星也会转至会合点附近，出现所谓“五星毕聚”的天文奇观，但司马迁等具有占星术信仰的知识者更看重的，却是这一会合所寓示的天人感应、人间五百年必有大变的政治预言。然而对于“天人之际”所作的这番穷追深究，既带有如此浓烈的宿命色彩，则其最终结论的无法切中实际，又是必然的了。
相比之下，“成一家之言”似乎最容易理解，而事实上又最容易被误解。
按通常的解释，“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企图借《史记》发表他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见解。但如果我们联系《太史公自序》，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可能是，这里所谓的“一家”，并非单指司马迁个人，而是指与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可以分庭抗礼的别一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引）。这别一家言论的现实发言者，以《史记》的文本实际而论，自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且司马迁的笔墨，可能要比乃父的多得多。但这别一家的精神所寄，也就是其隐含的发言者，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恐怕不仅包括他们父子，还应当涵盖所有曾在历史中显示了其存在价值的司马氏家族成员。因为司马氏家族乃天官世家，周史后代，近世又执掌太史令之职，负有沟通天人关系的崇高使命，而职守所及，又熟悉并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文献——《太史公自序》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语，即其证——所以他们有资格也有可能，以神情遥接的方式，共同在特定的撰述领域里“成一家之言”。
对于《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当作如上的理解，还可以从司马迁当初给他的著作所定的书名——《太史公书》，得到旁证。
按“太史公”一词，在《史记》中出现频繁，有时指代司马谈，有时又指代司马迁，历代研究者因此亦有多种解释。在我们看来，诸家说法中，《史记正义》释《太史公自序》时所引虞喜《志林》一说，最为合理——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
这意思是说，上古时候主管天官事务的地位都很高，有“公”的头衔。从周朝到汉朝，这官职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表面上朝廷朝会的时候，天官的座位还是排在“公”一等的位置上。因为人们尊崇上天，所以还是常用旧式的“太史公”这一尊称，来称呼在天官任职上的官员。
据此，“太史公”显然不是司马谈或司马迁当时任职时的正式官名（正式的官名是太史令），而只是一个与之相关的古称。在很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泛指，但凡曾任天官的，即可以此旧名来称呼。所以《史记》里有些明显出自司马谈的话，仍标“太史公曰”。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司马迁完成《史记》，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里郑重写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一句时，他已经不在太史令的职位上，而是中书令了（或以为司马迁任中书令时，仍兼任太史令，并举《文选》本《报任安书》卷首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为证，详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卷首所收《吴敬之来书论史公卒年》）。但《报任安书》既自称“太史公”而不书正式的官名“太史令”，正说明司马迁已经不在太史令的任上。又“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句中的“牛马走”，实为“先马走”之讹（参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则他依然以《太史公书》名其作，显然是向世人与后人昭告，他这一部巨著中所叙写的，不单是个人的心曲，更是他的家族——也就是所谓天官世家、周史后代——的共同心声。
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终极目标下，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具体方法，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见《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其程序，不外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搜集尽可能详备的资料（包括文献记录和口述史料），一是对所得资料加以排比、整理与传写。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史记》中，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多次将孔子删削《春秋》的话头提出来，似有意似无意地作其撰述《史记》的对比。虽然表面上司马迁曾声称《史记》无法与《春秋》相提并论，只是“述”而非“作”，事实上他却已经超越孔子，以述为作；他还在《报任安书》中声明，自己身遭腐刑而坚持著述不辍，原因之一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见他对自己著述的“文采”，也是十分看重的。
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实，与上面讨论的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史记》一书，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一家之言，以实现天官世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崇高职业理想为旨归，以全方位地搜求、整理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系统完整地描绘丰富的历史现象为结撰方式，同时又以充分显示司马迁个人的独特文采为书写策略。在当时的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一部书，肯定不被视为是“史记”，因为这名称即使到西汉时期，依旧主要是指那些枯燥零碎的诸侯历史编年档案；这样的一部书，自然也不会被看作是游戏笔墨的文学辞藻集，因为其中显然负载着太多太沉重的人生痛楚与感慨。它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似乎接近于当时已经流行的《春秋》及《左传》，但既不像《春秋》那般为“大义”而牺牲事实，也不像《左传》这样仅满足于以编年形式谱叙史迹，而更多地凸显了作者的超越性史观，和出色地状摹人情百态的文字功夫。所以从合乎司马迁本意的角度考虑，《史记》在当时最合适的归类，恐怕还是跟声名显赫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大致近似的百家言中的别一家（事实上西汉的一些学者如扬雄，也确实经常将它与《淮南子》相提并论，详扬雄《法言》卷五“问神”及卷十二“君子”）。
只是司马迁的这部力图“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实在是太独特了。诸子百家著作所特有的思辨色彩，在司马迁的笔下并不显著；书中从头至尾充溢的，倒是对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既感性又系统的描述。以此现实的情形，是早期但凡读其书的，更多地是从中获取当时不易得的历史知识。所以到了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宫廷藏书，编纂图书目录时，只能依循彼时儒家已经独尊的现实，参照其一般为人理解的内容要旨，将它安排在“六艺略”的“春秋”一类里，尽管事实上《史记》和《春秋》的刻意笔削历史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四
“史记”二字成为司马迁《太史公书》的专名，大约始于东汉末叶。在此之前，由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宣布”也就是公开了《史记》的全部文本，也由于由班固主撰、获得官修地位的《汉书》，从形式到内容对《史记》多有承继，《史记》逐渐流传开来，并逐步确立了在史学上的地位。到了魏晋时期，它已经跟《汉书》《东观汉记》一起，被并称“三史”，成为学者们的常备书了。
《史记》文化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始于唐代。其标志之一，是出现了两部在《史记》传播史上非常著名的《史记》注释本——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注本，和前此南朝宋代学者裴骃所撰《史记集解》一道，被后世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之中，一般认为《集解》和《索隐》较好，而《正义》稍逊。三家注原本各自成书，不与《史记》正文合写或合刊。到北宋开始出现将一家乃至三家注分别散入《史记》一百三十卷正文下的本子，其中现存刊刻年代较早的而又颇有名的，是南宋福建黄善夫刻三家注本。不过宋代虽然书界刻印《史记》很热心，文化名流对《史记》却不无微辞。欧阳修便颇轻视《史记》，谓之“务多闻以为胜”（《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苏辙干脆直接攻击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古史叙》）。而循其缘由，当是《史记》显示的西汉儒术独尊以前的疏放自由的价值取向，与宋人循规蹈矩的礼教原则，多有冲突。
使《史记》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中获得广泛赞誉的，是明朝人。明人承续宋人之举，大规模翻刻覆刻《史记》，客观上为《史记》在各阶层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以评点的方式推举《史记》的文学价值，更显现出明代士人阶层的独到眼界。尤其是晚明时代，以万历年间凌稚隆编刊《史记评林》为代表，明代文学界与出版业联手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评点《史记》之作，流风余韵，至清代仍未消歇。
明凌稚隆刻本《史记评林》
清代以来，由于位于官方钦定的正史系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更受到了极高的推崇。而学术文化界对于《史记》的最大贡献，则是以朴学的方法，对《史记》的文本与司马迁的事迹做了全方位的细致考辨，诞生了像张文虎校刊金陵书局本、张元济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本那样既严谨又实用的《史记》新版本，以及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那样的专题研究名作。20世纪上半叶著名作家鲁迅的一句赞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语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又因其对《史记》整体的灵性把握，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与此同时，《史记》早在公元7世纪以前就已经传到朝鲜半岛，稍后又由遣唐使带回扶桑之国。由于持续的翻刻和研究，直到今天，在韩国和日本，《史记》仍是为人熟悉的汉文经典读本；1934年出版的日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则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史记》研究名著。在西方世界，德国于1875年翻译出版过《史记》，是为欧洲最早的《史记》节译本；而最著名的西文《史记》译本，当数由同样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选译并注释的五卷本，该书于1898—1905年间初版于巴黎（有关《史记》的流传与研究史，贺次君《史记书录》，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英国鲁唯一（M.Loewe）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之《史记》篇，有系统的著录或叙述，可参阅）。如今《史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著，其跨越国界、种族的人文魅力与影响，由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JonathanSpence，将其中文名字取为“史景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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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
综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着重谈的是文章写作艺术、技巧方面的东西。他确实强调征圣、宗经，但乃是偏重于从文章写作、语言风貌方面学习经书，并非强调宣扬儒道或用儒道干预现实生活。
陈正宏《史记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杨明《文心雕龙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