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 | 王运熙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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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０９．２２｜Ｎｏ．１５７
王运熙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曾任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古代文论方面，王先生著有《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和《文心雕龙探索》，主要对六朝唐宋时期重要的文论家、文论著作以及文学批评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对一些概念、范畴的辨析研究。又与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并参与撰写。这两部著作曾分别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奖励，影响巨大。本期推送的杨明教授的文章，对王先生的文论研究给予了专门介绍。
王运熙先生（1926—2014）
运熙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先生的音容仍然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和耳畔。哲人其萎，痛如之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发感到，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和继承先生的学问，学习和继承先生的治学精神。今天在这里，我想就谈谈学习先生古代文论研究的一点体会。
王先生的学术生涯，并不是一开头就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他开始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最初是以乐府诗研究蜚声学界的。五十年代中后期，转而着重研究唐代文学。从六十年代起，才进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1961年，在协助朱东润先生编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同时，又协助刘大杰先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那可以说是王先生从事古代文论研究和著述的发端。“文革”以后，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于是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古代文论方面。先生除亲自执笔撰写这两部著作的不少章节之外，还写了许多单篇论文，先后汇集为《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和《文心雕龙探索》出版。这些工作和著作，奠定了先生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他和顾易生先生一起，为复旦大学古文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复旦大学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离不开两位先生的努力和卓越的工作。
下面拟谈谈王先生在古文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先生这方面的研究，与他的文学史研究一样，主要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但也兼及其他时段，有的论文更具有笼罩全部批评史的意义。我的体会很肤浅，只能就个人体会简单地说一说。
首先谈一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译注》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学界多认为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有的学者还说是一部古代美学著作。王先生则赞同范文澜先生所说：“《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指出《文心雕龙》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各体文章——包含诗赋等文学性强的文体，也包括政治、社会生活中各种实用性文体——的写作，谈论写作这许多体裁的文体的原则和方法，因此《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但是，刘勰的视野开阔，在讨论如何写作时加以展开，涉及不少文学理论问题，见解精到，而且全书结构严密，系统性强，因而便具有了文学理论的性质，被后人视为古代文论的典范之作。我认为王先生的意见，既具有当代意识，又注意从作品实际出发，不把历史存在和今天的情况牵合比附，首先注重的科学性，是实事求是。
王先生对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也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少学者根据《序志》篇所云“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等表述，认为《文心雕龙》的宗旨和基本思想就是对当时注重藻饰的风气进行批判，甚至认为刘勰是反对南朝兴盛的骈体文学的。王先生则统观全书，指出刘勰并不反对文辞之美，相反是十分重视文辞的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的。他对骈体文学的各种要素，如对偶、辞藻、用典、声律等非常重视，并予以积极肯定，他自己就是用骈体写作的。王先生指出，古人之所以将今人看来文学性不强的实用性文体和诗赋等放在一起论述，统称之“文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那些实用性文体也必须讲求文辞之美。刘勰也正是如此。在新变与效古的问题上，王先生认为，刘勰是主张新变的，只是要以复古为手段来纠正当时新变潮流中的一些流弊而已。黄侃先生在《情采》篇札记中就曾说，刘勰“重视文采如此，曷尝有偏畸之论乎”。黄先生认为刘勰重视文采，只是要去泰去甚而已。可是在上世纪极“左”风气影响下，骈文、南朝文学被认为是贵族文学而被否定，刘勰的主张也就容易被曲解。王先生则不为时风所左右，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合理的论证。这也正是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表现。
王先生指出，刘勰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宗经与辨骚相结合，也就是雅正与奇丽相结合。王先生认为前五篇《原道》至《辨骚》为“文之枢纽”，即提出并论证效法经典与酌取《楚辞》相结合的基本思想。刘勰虽然崇儒，主张“宗经”即学习经书雅正的文风，但认为光这样是不够的，因此又提出要学习纬书和《楚辞》的奇丽文风。基于这样的理解，先生认为《辨骚》篇并非论文体，不应归入所谓文体论，而是属于全书的总纲即“文之枢纽”部分。这一意见，在当年也是与许多学者的看法相左的。现在大家都认为《辨骚》应与前四篇合为一组，王先生的意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就提出来的，这对《文心雕龙》研究起到了某种奠基的作用。
“风骨”是《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七十年代后期有过两次热烈的讨论。起初不少学者认为，“风骨”的内涵包含对于思想内容的要求，即要求思想内容的正确。王先生则认为“风骨”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而是就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风”指思想感情表现得明朗，“骨”指语言质素精要而劲健有力，合起来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精健有力的优良文风。王先生从1962年起，写了数篇文章，坚持这一观点，并从刘勰等南朝文论家之言风骨，进而讨论建安风骨和盛唐诗坛对建安风骨的向往、学习。在论建安风骨时，王先生还澄清了一种常有的误解，即以为古人所谓建安风骨的内涵，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是指建安诗歌具有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王先生认为此说不确。他说刘勰、锺嵘、萧统等对建安时期那类内容的诗作其实并不特别重视，他们喜爱、看重的乃是刘勰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亦即昭明《文选》中公宴、赠答之类诗作。王先生认为，南朝人论及建安诗时所谓“慷慨任气”、“风力”等，是指建安诗富有爽朗刚健的风格特征；也就是说，不是着眼于建安诗写了些什么，表现了什么，而是着眼于表现得怎么样，是否表现得鲜明有力。
《文心雕龙探索》
上面谈了我对王先生《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的某些粗浅的理解。还应该指出，王先生与某些过分推崇《文心雕龙》的议论不同，他在肯定其成就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局限性。指出刘勰虽重视抒情真切、状物具体生动，但人物形象的描绘，并未引起其重视。在那个时代，文论家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物形象的问题。此外，刘勰对通俗文学也是轻视的。王先生的这些论述，非常实事求是，符合历史的真实。他并不因为《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文论的高峰，就认为它无所不包，似乎后代以至现代文学理论的所有命题都可以从中找到头绪。
锺嵘《诗品》是古代文论的又一部重要著作，王先生也作了精深的研究。
锺嵘的这部著作有些地方颇为后人诟病。比如书中常说某诗人源出于某人，某人杂有某某之体等等。王先生则指出，锺嵘之意，并非指师承关系，也不局限于诗歌题材等，而是从“体”即风貌的相似性而言。前人的诟病，盖因不明《诗品》体例之故。先生曾作《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一文，指出古人所谓“体”，在许多场合是指体貌、风貌，略近于今日所谓风格。或就体裁言，或就作家言，或就时代言，都指一种总的风貌。对于《诗品》体例的解释，正是该文要旨的具体运用。
《诗品》还有一些论断也不为后人所理解。比如说陶渊明诗出于三国时的应璩，便令后世的读者迷惑。陶诗是田园、隐逸诗的代表（锺嵘自己也说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应璩诗以《百一》著称，其内容主要是讥讽世态人情，抑或关乎政教，二者迥然不同。因此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便斥责道：“盖嵘之陋也。”王先生则不是这样简单化地看待问题，而是力求体察古人原意，给出合理的解释。他作《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首先从《诗品》全书义例出发，指出锺嵘所谓某人出于某人，并非就其题材、主题相类似而言，而是言其诗作的体貌风格相似。锺嵘说陶诗被人们认为“质直”，是“田家语”，又说应璩诗“善为古语”，正是从语言风格上指出二者都质朴少文，有其一致性。然后王先生又将二人的诗作加以具体的对照，举出实例，说明在语言的通俗、口语化，时有诙谐风趣的表现，以及喜用通俗语言说理发议论等方面，陶渊明确实与应璩有相似之处。这样一解释，便令人感到豁然开朗，快意惬心。
王先生自述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他倾心于“释古”，既不盲目地信从古人和古书上的话，又不稍有怀疑、觉得费解便轻率加以否定、批判，而是虚心体察、认真研究古代资料本来的意义，探讨其产生的背景，探讨古人之所以那样说、那样记载的缘由。即使是错误的记载，也该探讨其致误之由。王先生多次说，他服膺《礼记·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话，将它们作为治学的座右铭。要做到“心知其意”，即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古人的原意，就必须做到“具了解之同情”，对于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对于有关的方方面面有尽可能透彻的了解。上述关于锺嵘《诗品》的研究，便是王先生“释古”态度的鲜明体现。
在唐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王先生也有许多重要的、很有独创性的成果。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韩愈作为中唐时期的诗文大家，其诗歌创作追求奇崛不凡，为人们所公认；而他的古文却常被今人认为是平易的。这大约是由于古文不像骈文那样，一看就觉得人工雕琢的气息浓重，而且韩愈自己说过“文从字顺各识职”那样的话。王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在《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中指出，韩愈同时代的人们称说韩文，用的是“奇诡”、“恢奇”、“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一类词句。他又举例说明韩文中大量存在句式长短错落、语气曲折多变、造语奇特不凡的情况，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明白晓畅，反倒是显得古奥不好懂。若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文体——骈文相对照，便更能看得清楚。王先生举出实例说明：骈文并不如我们今天所想，都像南朝颜、任、徐、庾或唐代樊南四六那样充斥典故，深奥难懂。整个唐代，骈体文占据优势，流行甚广，它们大多用典不多，即使用也是常见的典故，总的风格是比较通俗、明白而易晓的。当时人读惯了那样的文章，对韩愈古文那样有意破坏人们长期以来的行文习惯的作品，反而感到别扭生硬，甚至句读都不容易。而韩愈之所以鄙夷骈体时文，确实也正与他反对圆熟平庸、力求奇崛不凡的文学好尚有关。王先生的这篇论文，见解独特而论证有力，我们细细读来，不能不信服。先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点，是他治学重视好学、深思、明辨的反映，也与他将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与具体作品的阅读分析紧密结合有关。他对唐代的古文、骈文有具体感性的认识，因此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关于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理论批评，王先生的研究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先生说，白居易《与元九书》对自己的“讽喻”、“闲适”两类诗作（都是古体诗）最为重视，为了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甚至不惜对陶渊明、谢朓、李白、杜甫等都加以贬抑。但实际上他对于自己吟咏日常生活情趣的那些“杂律诗”，对于“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是自我欣赏和赞许的，对于友人的律体诗也十分赞赏。《与元九书》虽然是体现白氏诗学主张的重要文献，但为了发表有裨政教的主张，苦心孤诣，以致于说了一些偏激的话。王先生在这里提出，对于古人的话语，必须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王先生又征引史料，说明白氏的诗流传极为广泛，而最为人欣赏的并非讽喻之作，反倒是《与元九书》中表示轻视的杂律诗，以及歌行中的《长恨歌》、《琵琶行》。因为这些作品富于情感，而且流美婉转，富于感染力和观赏性。还有那些长篇律诗，虽不如短律流便，但显示其才学，有的还有故事性，故流传也广。
对元、白诗的传播，王先生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指出它们在晚唐五代的广泛流行，乃为大诗人李白、杜甫所不及。究其原因，与当时人们喜爱律体诗胜过古体有很大关系。李白律体不多；杜甫虽多，而且是长律的创始者，因此而受到元稹等人的称赞，但其语言往往追求古雅奥峭，与晚唐五代流美轻便的诗风相悖。王先生由此而观察中唐以来李杜和元白的地位孰为优劣的评论，指出韩愈、杜牧、司空图等大力推尊李杜，甚至贬斥元白，乃是代表了上层文人崇尚高雅、反对俚俗轻艳的倾向。但也有不少推尊元白高于李杜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编撰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的编者。《旧唐书》不但认为元白是唐代文坛盟主，而且是上继建安、永明的天挺之才。在史臣眼中，建安、永明、元和三个时期，都是“文章新体”兴盛之时；元白的华美流转的短、长律诗，就是元和新体的代表。（元白的五古和七古歌行，其实也多骈俪气息，语言也较流美。）
王先生又观察元白诗歌以外的文章写作，指出白居易擅长律赋和骈文，其《策林》、《百道判》等骈体文都写得明白晓畅，也在士人群体中广泛传诵。此外还有许多骈文和骈散相兼之作。总的说来，白居易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为基调，但又稍稍古雅一些，表现出折中今古、调和文质的倾向。元稹文风与之相近而成就稍逊。王先生说，骈文在唐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韩柳等人提倡古文，并不能取代骈文的地位。先生称韩柳是当时骈体文风的反对者、改革者，而白居易则是主流文风的改良者，二者的道路实不相同。这也是《旧唐书》等推崇元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唐五代仍是骈体文风盛行的时代，不论诗文皆然。到了北宋欧阳修等大力写作古文，时风丕变，《新唐书》对元白、韩柳的评价就彻底翻过来了。
关于元白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显示出王先生敏锐的眼光和掌控纷繁历史事实的非凡的能力，而这当然也与先生熟稔具体的诗文作品、注重将批评史与文学史研究紧密结合有莫大的关系。
王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成果非常丰硕。除了六朝唐代以外，他的眼光涉猎很广。比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从明清以来直至现代，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颇为纷纭。王先生为此而作《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一文，认为严羽所谓“兴趣”，说了一些看似玄虚的话，但实际上就是要求诗歌写得含蓄有余味，耐人品味，那主要是针对以苏黄为代表的“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而言。那也并不是“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又认为《沧浪诗话》不仅针对苏黄，也表现了对当时流行的纤弱狭隘的四灵派诗风的不满，故而提倡风骨遒劲、笔力雄壮的诗风，对此绝不应忽视。先生此文发表于三十五年之前，在当时读来实有拨云雾而睹白日之感。
《古代文论管窥》
还有，王先生很注重对于一些古文论中常见的概念、范畴的辨析，除上文说到的体、风骨之外，如文质、比兴、物、俗、盛唐气象、沉郁顿挫等，都曾加以讨论。文和质这一对概念，很多研究古代文论和美学的学者认为是指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王先生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作品的华美和质朴。也就是说，文、质都是就外部形式而言。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古人之意非常重要。
上面只是就笔者本人的认识，大略地介绍了王先生古文论研究中的部分成果。下面就先生研究的态度、方法，概括地谈两点体会。
第一，先生“吾道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资料出发。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做到并且坚持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头脑常常被各种自觉、不自觉的先入为主之见所拘束。诸如权威的见解，风靡一时的说法，某些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观点等等，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事实的判断。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潮流之中，非但“身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且常是心亦不由己。尤其是那种不曾意识到的、不认为是束缚的束缚，乃是最不容易破除的罗网。在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左”的思潮泛滥，强调思想的统一、一元化，学术、文艺都被认为应该是为所谓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所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无微不至地影响着人们，可说到了沦肌浃髓的地步。就举《文心雕龙》研究来说吧。彼时的主流是重视所谓理论正确，而轻忽资料积累和考证。史学界有所谓“以论带史”的说法，实际上是观点先行，然后举一些史料作所谓的论证，实际上是以论代史。于是研究《文心雕龙》，就只重视《神思》、《体性》等理论性强的篇章，而不去注意《声律》、《丽辞》、《练字》等等具体讲述修辞手法的篇章，又由于将六朝文学特别是骈俪手法高度发达的南朝文学视为贵族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一棍子打死，那么很自然地，就强调《文心雕龙》是一部讲理论的书，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讲文章作法的本来面目，并且片面地视之为批判当时讲求藻丽駢偶文风的著作。再说“风骨”吧，为什么那么多学者认为刘勰“风骨”的涵义包括思想内容的纯正呢？那其实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艺观有关。那种文艺观既然强调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那么必然重视内容远远超过艺术形式，动辄指斥所谓“形式主义”。 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曹道衡先生语）。这样的观念，那时是深入人心，天经地义。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涵义时，就指向了思想的纯正等，而不愿相信刘勰所论只限于艺术风貌方面。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我们若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就愈加感到王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可贵。我想，王先生当时之所以能那样做，就是因为他在研究的态度、方法上，坚持从资料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而不是观点现行，从现成的条条框框出发。
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第二，研治古代文论必须和研究文学史相结合，必须多读古代的文学作品。王先生一再强调，要真正理解文论家的言论、观点，就必须重视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还应该研究他本人的作品。从上文所述，我们不难看到王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发表关于《沧浪诗话》的论文之前，先生早就写过《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正是为了分析、了解严氏的诗歌思想，加以印证。研究批评史必须多读作品、了解文学史，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前辈学者都是这么做的。早在1934年，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者郭绍虞先生就曾说，他本来是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后来知难而退，缩小范围，权且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说：“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的关系的。”他说若能从批评史的材料中，使人窥见一些文学的流变，那就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部分的文学史的工作（见《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郭先生将研究批评史看作研究文学史的一个部分。当然，经过郭先生和其他学者如朱东润先生、罗根泽先生的努力，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生也正是对于文学史有许多见解和著作的。钱锺书先生说得更直截了当：“当然，文艺批评史很可能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学者们要集中心力，保卫专题研究的纯粹性，把批评史上涉及的文艺作品，也作为干扰物而排除，不去理会，也不能鉴别。不过，批评史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批评。”（《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这是就批评史研究的目的而说的，与郭先生的意思相近，他同时还批评了不重视具体作品、缺少品鉴能力而进行批评史研究的那种倾向。钱先生又说：“以文论为专门之学者，往往仅究诏号之空言，不征词翰之实事，亦犹仅据竞选演说、就职宣言，以论定事功操守矣。”（《谈艺录》）这就更指出脱离作品实际而进行文论研究的错误做法。如上所说，王先生本来是从事文学史研究并且成果卓著，而后才进入古文论研究的，因此他才能获得许多不同凡响的见解。先辈们的经验和教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