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喜欢来老北京这个旧书肆淘书的人很多，巴金就是其中一位
《风雨谈》作者谢其章为著名杂志藏书家，长于搜集古书旧刊，并能从中发现故事，已出版十余部作品。
《风雨谈》就是作者所写的关于各种旧书刊的掌故和书话集。由于作者收藏的期刊杂志都是一些市面较为稀有的，因而作者收藏收集也就有了故事，有了研究，这些文章也是作者由收藏而转入研究的见证和成果。
本文选自《风雨谈》，标题为《海王村旧书之忆》，围绕海王村书肆讲述了作者与其他藏书家的私人访书经历。
海王村书肆之忆谢其章
现在的淘买旧书，与过去的脚踏实地的访书方式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拍卖会上使蛮力争书，于网络上隔山买牛，到底没有了天地人交融的平静与自然。所以我用“脚踏实地”这个词来与新时代划清界限，同时向旧时光投去最后的一瞥以示诀别。 私人访书史，虽渺小，也好比“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那就从海王村书肆说起罢，想起哪段说哪段，不顾及什么起承转合，或是记忆片段，或是书肆寻梦，终归一句话——“逝者如斯夫”。
旧书的趣味，我知道的很晚。那是北京城陷于无秩序的某年春夏，供职的单位的管束也松懈了许多，我得以找各种借口外出不归。溜号之后去得最多的便是琉璃厂。琉璃厂十字路口东北角是海王村公园，进得南门两边是两溜长廊似的房子，一间一间的，两溜房子交汇处是一座二层小楼，坐北朝南，俗称“三门”，是中国书店总部所在地。楼里有很多的古旧书，并专设“内柜”让有头有脸者优先挑书，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啥时也取消不了。这权力倒不是“权倾朝野”式的势焰熏天，但是实惠终是少不得的。 据文史专家王学泰先生回忆，海王村归中国书店使用是文革后期的事情。
“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 “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时间大约是在1972年春季。”
王学泰所说介绍信，有两个档次，普通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 但只适用于西廊。要进我上面说的“三门”则须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也管用。 正规的介绍信是很讲究的，有编号，中间有虚线及骑缝公章，高级的是用钢印，虚线便于撕开一式两份，办事的人拿一份，单位一份留底。台头落款诸项格式都是印好的，填写时必须用什么笔也有要求。越是大单位介绍信越正规，介绍信越正规表示要办的事情越重要，接待人员也会因此高看你一眼，深信不疑及大开方便之门。
介绍信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病瘤，它的伸缩性很大，造成权力真空。1993年5月7日，我骑摩托车去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买港版《金瓶梅》，前几天来过一趟人家说买这书须介绍信。我回单位（至今我也不好意思说那算是啥单位）很容易地就开了一张，亮给管事的看，管事的说“介绍信你揣起来吧，我不看了，《金瓶梅》卖给你”。当时他还说了一句：“就这介绍信你不拿出来还好，拿出来我收了，让人家笑话！”我得寸进尺，说您再卖我一套吧，真是碰到好说话的了，真地又卖给我一套（290元）。 旧书业的名人雷梦水们就在海王村北楼上班，我没赶上看见雷梦水。只是后来冒冒失失给老先生写了信，信没留底，无非是些仰慕的话罢。老先生回了信，送我一本他编的《台湾竹枝词》小薄册子。雷先生住南三环洋桥马家堡，几封信我都留着呢。再后来在琉璃厂书市买到好几本小薄册子，是雷老的旧藏，每书都贴有购书发票，姜德明先生在文章中说过这是旧书业老派人的作法“他（雷梦水）虽卖书，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终归经历过那么多的运动，养成了事事小心的处世哲学。 三门里我几乎没买到过像样的书，这是后来的回忆，当时是因为不懂好赖书。长廊似的两溜房子也是中国书店的门脸，俗称“东廊”“西廊”。西廊原有的店名叫“邃雅斋”，好像打解放前就有。西廊以新书为主，门脸正对着南新华街，行人一迈腿就进了书店。门口挂着块牌子“常年收购古旧图书”，正是这块牌子暗示着中国书店与新华书店的一个重大区别。新华书店只能卖新书，而中国书店新旧书都可以卖；新华书店只能照定价卖，中国书店的古旧书的定价可以随行就市，可低可高，更多的时候是“高价”。常常看见读者拿着书问店员“这书不是定价一块二吗，你怎么卖十块啊？”这就是不懂旧书行的外行话。 王学泰讲他在海王村碰见过的各式买书人：
“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
先插一句，范用在七十年代用补发的二千元于上海旧书店狠狠买了一大批民国画报期刊，我亲眼看过上海书店开具给范用的三纸清单，全部是“弹睛落眼”之物，数量多、质量高、品种优。这批宝贝现在应该是归了上海出版博物馆。
王学泰讲某“女同志花二百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作是豪举，引起许多人的羡慕。”这套庞然大物我也在东廊看见过，时间已是九十年代初了，标价好像是八千元，看了它许多年，也没卖出去。还有一位“专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书”，王学泰也颇不以为然，说“这些书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一折八扣”书的优势是便宜，十几块钱当时能买一百多本。我也热衷过一阵子“一折八扣”书，我只挑封面好看的，彩色的买，不求多，此时十几块钱只能买一本了。
淘买旧书必得过金钱一关。知堂老人曾说“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以上则是很贵了。”
王学泰曾写道：
“1972到1974两年多我几乎是日日光顾海王村淘书。那时的旧书还是1965年定的价，与现在的书价比较起来不啻天壤。记得我只用了两角钱就买了一本何其芳先生的布面精装《汉园集》。后其芳先生说，抄家抄得连自己写的书都没有了，我就送给了他。北楼的一些明刻书是一元钱一本。一部残的欧阳永叔集二十五本，价二十五元。可惜那时只挣54元钱，吃饭养家外没有多少余裕，否则不知搬回多少被家人视为的‘破烂儿’。那是文化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至今思之犹感温馨。” 《红与黑》中侯爵大人训诫于连“要做个上等人，至少要有两打衬衫。”这句话转换一下意思同样也很适用于爱书者。 进东廊不如进西廊便当，你得先进海王邨大门，曲曲弯弯，才能见到东廊，东廊的门很小很隐蔽，头回来还真是“不得其门而入”呢。还有一个进口是从大门旁的安徽四宝堂里穿进去，我是去过多少回后才知道这个捷径的。东廊很僻也很暗，终日射不进来阳光，昏昏暗暗，与四壁的古旧书颜色倒是天水一色。终年在这里的店员，好像现代人发配到了荒寺野庙。 我的旧书刊初旅，即在东廊开展，这是永记终生的。我后来能够写作出版十几本书，还是要拜东廊所赐。感谢种金明先生耐心地一次次给我找配旧杂志，使我走上了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藏书路径。 种师傅是中国书店老员工，长期负责收购古旧书刊，这样的经历使他结识了很多文化名人，巴金就是其中一位。
住在上海的巴金，每年到北京来开会，下了飞机先到中国书店，看完书以后选好，开完了会再回来付钱。巴金喜欢世界语，凡是世界语的书他都要。对于巴金买书的特点，种金明记得尤其清楚“他买的主要是外国的文学书。”种金明曾经收购到一本塞万提斯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里头全是插图，这套书共有四本，他知道巴金一定会有兴趣，就给留着。果然，巴金看到后很喜欢，立即买走。
东廊架上柜内摆得全部是古旧书，线装书占八成。另有一面墙是西文书及日本书，藏书票收藏第一人吴兴文先生就是在这面墙上一本一本地翻找，找出了国人使用的第一张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
与吴兴文一起逛东廊的秦贤次先生在这屋里狠发了一笔“新文学绝版书”的大财。我们很久以后才在一本台湾刊印的图文目录中见到了这批宝贝，秦先生好像远未到捐书的年纪就把书捐了出去，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藏书家。
陈子善教授在《我观新文学旧书市场》中说：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陪同台湾学者秦贤次、吴兴文兄等到京选购新文学旧书，就在琉璃厂‘海王村’流连忘返。这‘海王村’到底什么性质笔者至今弄不清，大概是个人承包的。拿出来的旧书真多，令人眼花缭乱，又可从容地挑选，大宗的为秦兄所得，现在都已捐赠给台湾中央研究院了，只要读一读十六开本两大厚册的《秦贤次先生赠书目录》（2008年7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印）就可明了。” 史树青说过海王村的沿革：
“一九一七，在桥东新辟海王村公园。这处公园实际是一座宽敞的大院，园中东、西、南三面为书籍、古玩、字画、照相、琴室；北面为楼房，清末曾由端方设为博物馆。海王村公园成立后，这座楼房改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 1936年《北平旅行指南》称“至民国后，开辟马路，拆弃窑厂，后在在该处建设海王村公园，叠石为山，蓄水为池，但因地址狭小，游人甚稀，不久遂亦废止。今遗址虽存，而公园之意义全失，园中北楼，现为财政局稽征所占据。” 前几天读王冶秋《狱中琐记及其他》，里面有一段写到了海王村公园，写的是1930年8月1日的学生游行：
“出了师大校门，就向南往厂甸的方向走了，高呼着口号，打了附近路西的一个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又朝前走。前面有一个同志骑着车子散传单，路上市民纷纷接传单看，正走到海王村公园的西门外，听见里面‘哨子’一响，南门，西门就跑出一大群穿着白小褂裤，扣子那里有一根红头绳作标记的彪形大汉，光头，肉胖子，像一群出了笼的豺狼，扑过来，把队伍冲散，然后两三个人对付我们一个，拳打脚踢，在一阵混战之后，几乎把我们所有的人（约七八十人左右）都逮捕了。”
今后若有《海王村公园小志》这本书，应添上这段旧闻。 姜德明先生出示过一帧《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书影，“书的封面绘有琉璃厂海王村的正面图景”，此书出版于1922年，离公园开园不过五年的光景，所以海王村最初的面目应去之不远。大门上书额“海王村”，带轨道的铁栅栏门两向分开，门里可见花坛。大门左首的墙上挂有“铸新照相馆”的招牌；右首挂有“古玩处”的椭圆型招牌，挨着的是“傅三书画像处”。七八十年光景，海王邨里里外外大变身多少回也许数不清了。
最大的变身是在九十年代初，由于每年春秋两季的古旧书市，涌进来的读者太多，院子里人满为患，所以海王邨在院里扩盖了二层平台，等于是增加了一倍的面积。平台是露天的，从东门进来几步，修了一条坡道，上去就是平台。平台只在书市期间使用，为了遮风挡雨，书摊搭建临时的遮阳棚。
所谓书摊不是现在习见的招商式书摊，摆摊的都是中国书店散布四城的门店，如前门店，海淀店，灯市口店，隆福寺店。每个店的货色也不尽相同，最好的当然是虎坊桥中国书店总店库房拿出来的古旧书了。资深的淘书者冲进书市后，会直奔总店库房摊位，这里抢到好书的概率十倍于普通门店。
事情并不尽然。某次书市，得以恩准提前几分钟进入书市，一时眼花缭乱，哪个摊位都是扫一眼就走，根本沉不下心一架一架细细瞅瞅。有位运气好的半熟脸书友拿着《今传是楼诗话》原版书走过来，我问他哪个摊买的，他指给我看是前门店的摊位。我刚才也扫过的，如果心静一些，这本罕见的书本应是我的。 书市已停办多年，今日之海王邨，冰清鬼冷（周肇祥语），不特非民国全盛时比，即前八九年的气象亦风消云散。业内外的一致看法：货源枯竭矣。 呼和浩特藏书家王树田是海王村书市的常客，写有《海王村里赶书市》，记忆书市的景象和他的收获。还是听听他描述的吧：
“作为书市常客的我，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九十年代前期中国书店的古籍书市。该书市位于琉璃厂海王村大院内，楼上楼下两层，规模大，品种多，几乎全是平日见不到的库存书。除了大量的线装书外，民国新文学、旧期刊、老报纸、外文书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更吸引人的是书价较低，充分考虑到爱书人的乘受能力。尤其是线装残书，每册只收一元，而内中多有明版、殿版、精刻本、版画等等，虽则不全，但买下来留待后配或存个书样总是好的。于是乎，书友们闻风而至，不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 下面这段王树田描述的场景，资深的淘书客应该看着眼熟：
“一九九四之秋艳阳高照的一天，我早早赶到书市，大门尚未开启，门外已挤满了人，南北口音相互夹杂，噪声不绝于耳。还有人是专门乘飞机赶来的，还提着行李，可见书市魅力之大。人们求书心切，书市却迟迟不开，便有人鼓噪撞门，也有人不知从那儿找来店员穿的蓝大褂，冒充内部人往里混。” “书市终于开门了！人们全都不顾一切地往里冲，有被挤倒的，有掉了鞋子的，连老外也呼喊着冲在前面，那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惊魂夺魄。守摊的店员虽已有准备，还是被这汹涌的人潮冲得乱了手脚，只有躲闪的份了。其实，抢书者大多是奔那一元一册的残书去的，一捆书还未打开来，便会有七八双手同时去抓抢，不管什么书，抓到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到一边去细挑。我身单力薄不能与其竞力，只能拣拾人家弃掉的书，居然也捡了一摞，其中居然还有四本一套是全的，赶紧付款走人。” 这里夹抄一段我1992年4月18日的日记：
“礼拜六 晴。八点半出发上琉璃厂书市。昨晚把行程表拟好，够宏伟的，实现恐困难。先骑到三味书屋，没到点呢，接着在六部口邮局买邮票，总是到了就能买到。骑到琉璃厂海王村大院，现在各门市都独立核算了，各顾各，态度也好了许多。买了《陶都精华》，26元。看中了顾景舟主编香港印制的《紫砂珍赏》，相比之下，国内印的几本逊色多了。上平台，地下扔着一大堆残缺的线装书一大堆人围着在争抢，我没参加战斗。”
我不懂古书，要是懂的话，也就加入战斗了。 买书者当年皆少“复本意识”，今日皆齐声喊悔。王树田讲：
“我见到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吴昌绶精刻初印的《墨表》一书，为红印本，一本即是完整的，当时居然有一摞数十本！而我，不想要复本，只选了一本封面有墨跋的，是吴氏持赠原藏者京城名医萧龙友的。后京城大藏家孟先生愿高价求购此书而被我婉拒。我当时购买此书只花去七元钱，早知如此，我当时把那一摞都包圆儿了多好！此乃后话，不提也罢。” 2006年春季的书市，是最后一次书市。我的日记记下了那一天：
“四月一日 周六。乘609转地铁奔书市。到了已开市，心不急也。全部是四十元一本的民国杂志，旧书及线装书全没戏。挑了五本杂志，再无可买者，他们也如是。中午吃锅贴，吃完又与柯胡返回书市，没添新货。”
我于海王村书市最后买的几本书是：《东京梦华录》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一版二印 159元《青年人》 二卷七期 成都出版 40元《汗血周刊》 四册 160元
书很普通，值得一说的是，《汗血周刊》内有张瑞芳的集体照相，那是张瑞芳演艺生涯的青春岁月。张瑞芳曾于北平国立艺专就读美术系，艺专旧址即今民族饭店。我的旧居离民族饭店很近，小学六年及以后的岁月我曾几千次地走过艺专遗址。 插说一段海王村大门外的食摊。琉璃厂东西两街都是一望到底，几乎没有像样的树遮挡视线，更没有与百年老店相配的百年老树。惟有一处有棵大树，那就是海王村门前，这里是琉璃厂最宽敞的一块空地。 大树下常年有一辆平板车改装的食车，车上有十来个盆装着荤菜素菜，主食是米饭，一份五元。你可以挑一样荤菜二三样素菜，反正“碗大勺有准”，盒饭大家都吃过吧，半盒米饭之后就没有多少余地盛菜了。荤菜有红烧肉，里面有卤鸡蛋，我最爱吃。红烧鱼也常有，我好像没要过。当街吃饭已非雅人雅事，你再一边吃一边吐刺，像什么文化人样子？一开始只是一对小夫妻在这里卖盒饭，生意很好，小夫妻是本地人，男恩女爱地做着小买卖。不久竞争者出现了，离小夫妻十多米的地方出现了同样的一辆食车，出卖的饭菜也差不多。小夫妻紧张了，一边卖饭一边往那边偷偷地瞄一眼。 现在大树下早已没有了卖盒饭的平板车，我也从一个人逛海王村改为成帮结伙，吃饭的地方也改为“老浒记面馆”了，人均消费更不可能回到五元时代了。 Ade，我的卤鸡蛋盒饭！Ade，我的独行侠访书！ 二〇一三年一月